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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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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民族识别的第二阶段乃是1980年代对云南以外地区白族的识别。主要涉及对贵州毕节地区“七姓民”[17]“南京人”“龙家”[18]，以及湖南桑植“民家”人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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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贵州“七姓民”“返本归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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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姓民”主要分布在贵州毕节地区。1950年代初，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三分团到贵州时，贵州各地申报的民族名称达80多个，其中有“七姓民”。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派出识别调查组到贵州，调查组调查了穿青人等10个人群，其中也涉及“七姓民”。根据1953年的普选登记，“七姓民”有460人，他们自称是从云南民家分出来的，但已不会讲民家话，“七姓民”中，有的会说彝语，有的不会，通用汉语。当时调查组的意见认为，“七姓民”人数较少，不宜为单一民族，可按其自愿，归入民家、彝族或汉族。[19]此后，在报民族身份时，“七姓民”有报民家族者，有报七姓族者，有报彝族者，有报白族者，也有报汉族者。[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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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开始“拨乱反正”，民族工作中的民族识别工作也被重新提出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1979）民政字第166号文件部署了民族识别工作。在这种形势下，贵州省民委也成立了专门的民族识别办公室，专门负责民族识别工作。到1980年代初，贵州省仍有23个人群需要识别，其中就有“七姓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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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9月，威宁县成立了民族识别办公室，开展对“七姓民”的识别工作。调查组主要根据清宣统年间修著的《贵州地理志》中“白儿子在威宁”的记载，以及彝族中“七姓民不是彝族，也不是汉族，而是彝族皇帝家”的说法，认为“彝族皇帝家”可能是指大理国王白族段氏。调查组查阅了《白族简史简志合编》《云南民族学院学术论文集》《大理文化》《贵州通志》《大定府志》《东川府志》《宣威县志》《南诏野史》等资料，并亲自到云南大理等地考察，拜访和征询了云南民族学院院长、著名白族学者马曜，云南民族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白族史专家王叔武，大理白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白族学者张旭，以及《大理文化》主编李一夫，大理民委主任杨群等白族领导同志的意见。马曜等白族领导同志都同意将“七姓民”认定为白族，“七姓民”也表达了愿意被认定为白族的意愿。因此，威宁县人民政府于1982年4月召开了“七姓民”代表座谈会，讨论并通过了威宁县民族识别办公室《关于七姓民返本归源为白族的调查报告》。县政府以［威府发］15号文件上报毕节地区行政公署，同年6月，地区行署正式同意将威宁七姓民认定为白族。[22]之后，赫章、水城等县的七姓民也申请报批为白族，至此，贵州“七姓民”7589人被认定为白族。[23]同年，大方县人民政府对县民族识别办公室《关于批准段、李、张、王四姓返本归源的报告》的批复［（1982）］确认全县段姓116户516人为白族，[24]另外，纳雍县的尚姓“返本归源”为白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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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京-龙家”人的认定与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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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龙家”的族属问题，学术界至今众说纷纭。[26]195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带领的中央民族识别工作组在《关于贵州西部若干较小民族集团的初步调查资料》中这样界定“南京-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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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材料看，南京-龙家的历史基本上是这样的：龙家是当地的少数民族。明初成祖夺建文帝位，有一部分忠于建文的臣子不愿受成祖统治，逃入水西土司地区，“以夷变夏”，隐蔽起来。他们依附龙家，改变原来的风俗习惯，去原姓，对外自称龙家。但事实上却保持了自己的集团，力求不和少数民族（包括龙家在内）相混；不相通婚，保存暗姓和宝器（祖传的印笏等），加强内部的团结。集团还分上下层，有等级区别，也不通婚。“南京人”这个名称是近百年，有人说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因为政治上已不再需要隐蔽了。而且他们有逐步和原来的龙家分开的趋势。在实际应用上，到现在，南京人和龙家两个名称还是似一非一，似二非二，所以我们用“南京-龙”来表示这个联合性的集团。南京人原是汉人，但在过去五百多年中已接受少数民族很深的影响，而且曾主动的改风易俗，学习彝语，心理上和其他汉人有距离，经济上也曾一度和汉人割断。因此，从民族特征各方面来看，他们确曾一度发生过一定的变化，这是和穿青的情况不同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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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南京-龙家”民族成分问题，调查组的意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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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人原系汉人，但已和龙家长期联合在一起，风俗习惯已有变化，心理上和汉人有隔阂。我们认为如果他们愿意做少数民族是可以承认的。但南京人脱离龙家单独成为一个民族单位是不合适的。现在南京人和龙家在名称上还没有取得一致。[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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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关于贵州西部若干较小民族集团初步调查材料汇综》的说明，因当时在族称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没有上报国务院认定公布。[29]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南京-龙家”也因此没能成为单独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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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贵州省志·民族志》的记载，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贵州省开始重新开展对“南京-龙家”的民族识别工作，在南京人、龙家分布的毕节、安顺、六盘水、遵义等地区开展了广泛的调查工作。1983年，贵州省为此召开了多次会议。1984年2月19日，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安顺召开“南京人——龙家”族别问题科学讨论会，代表们达成以下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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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人”“龙家”几百年来就凝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非一，是二非二，谁主谁宾，无从分辨”的水乳交融的人们共同体，早就为各兄弟民族所承认，因而议定“南京人-龙家”族称为“南龙族”，并根据“南龙族”这一族称，科学、客观地整理识别材料。1985年3月，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有关领导亲自带报告到北京，和有关专家向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汇报，请求认定“南龙族”为单一民族。[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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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要求没能被国家民委所接受，国家民委根据“不再增加新的民族单位”的要求，明确按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86）民政字第252号《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更改民族成分的情况报告》精神走认同道路，即“对于相互近似的民族集团，即其语言基本相同、民族特点相近、地域相连而又形成密切经济联系的，尽可能相互合为一体，认定为同一民族”。[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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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龙家”成为“南龙族”的努力失败。他们只能从已认定的民族单元中选择认同对象。据黄光学、施联朱主编的《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一书载，“1986年06月，贵州省民委就‘龙家’（‘南京’）人族属问题广泛征求意见，有龙家代表人士提出，据传龙家与云南白族历史上有渊源关系，例如，本省龙家的赵姓家族有‘家门分在大理’的说法”。[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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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7月，贵州省民委组建由16人组成的“贵州省民族识别考察组”赴云南“认亲”。考察组回贵州后，写成了《贵州省民族识别考察组赴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考察报告》，组建了“龙家（南京）认定白族工作领导小组”，没立办公室，抽调人员从事认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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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毕节县，下发了（87）75号文件，由海子街、鸭池、朱昌、长春等区抽调专人，在龙家（南京）认定白族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组织力量，深入“南龙人”所在区、乡、村寨开展宣传工作。走遍了全县15个区（镇）、62个乡（镇）、88个村、7个派出所、4个办事处、8个居委会、4所大中专学校，召开大、小型会议32次，并进行470多人次的个别走访座谈，反复宣传讲解，同时还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工具大量宣传。[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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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3月，贵州省民委员负责人召集在贵阳工作的部分龙家（南京）代表座谈，进一步沟通思想，促进认定。继之，毕节地区各县人民政府相继分别召开了“南龙人”认定白族工作代表大会。1988年11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正式认定毕节地区龙家（南京）64608人为白族。[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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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湖南桑植“民家”人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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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谷忠诚回忆，1977年，他到昆明探亲时，在弥勒寺[35]一带见到过白族妇女的装束，觉得和湖南桑植民家人的打扮很像。1980年代初，湖南省桑植县开展“落实民族政策”的工作，对全县少数民族成分进行全面考察，谷忠诚本人参加了这一工作。1982年，桑植县恢复了20多万人的土家族成分。在这一过程中，既不同于汉人，也不同于土家族的“民家人”的民族成分问题，被提了出来。[36]谷忠诚以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所掌握的材料，向上级提交了《关于桑植县“民家人”应认定为白族》的报告。1982年春，湖南组成省、州、县民族联合调查组，调查“民家人”族属问题。[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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