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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白文”相关的问题在于，白族历史上有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白文”？对于这一问题，也争议颇多。大致可以归纳为肯定与否定两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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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上有“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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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堃认为，大理国时期，白族文化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白文”即这种成就的表现之一，“过去有许多人全不承认白族有文字，这是不正确的。实则白族自己创造的文字就是‘白文’，这是在大理国时代创造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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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太初同意杨堃的看法，认为白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他们自己的文字——“白文”。但孙先生不同意杨先生关于“白文”创造于大理国时期的看法，认为“白文”在南诏时代即已形成，但由于社会发展和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这种“白文”并没有获得独立的发展，而逐渐为汉字所代替了。[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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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白文”研究先河的石钟健先生也认为白族历史上曾经有过白文，“中古时代住在云南西部的白族，由于需要，曾利用汉字作为表意的和记音的符号，拟制了一套文字，这种文字，他们称为‘白文’”。但石钟健认为，明代中叶以后，“白文”就逐渐被废弃了。[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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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上没有所谓“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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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以后，虽然有学者认为白族历史上确曾创造过“白文”这样一种文字，但正如石钟健先生所言，“研究白族历史和语言的学者，对于白族有没有文字的问题，大多表示怀疑”。[67]徐嘉瑞先生在其所著《大理古代文化史》中认为，白族“自己并无何种特殊之文字……以汉文记民家语及唱词者，然文字仍为汉字，非有特殊之字母也”。[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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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乙简也认为，“白族只有共通的白语，而无本民族自己共通的文字——说有，那就是汉字了”。[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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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有关白文系属以及“白文”有无的讨论所为之服务者，乃是白族及其历史的构建。而现实的情况是，无论历史上是否有“白文”，民族的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白文”的。因此，如果非要有白文，只有走上创造“白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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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四 结语：创造“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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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创造白文，到目前为止，相关政府机构和学者共制定过三个《白族文字方案，即1958年文字方案、1982年文字方案以及1993年文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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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58年文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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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理白族自治州志·方言志》，1958年，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第三工作队制定了《白族文字方案》（草案），以下关白语（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70]，这一方案没能实践。在1958年后的社会背景中，汉语是白族人民的通用语的说法被强调。如1962年版《白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中有如下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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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由于历史上大量汉族人民不断融合于白族之中，而白族人民又长期学习先进汉族文化，因而，白语中含有大量汉语词汇，大部分白族人民通晓汉语，而居住在白族地区的汉族人民也使用白语，千百年来，汉文一直是白族人民所习用的通行文字。[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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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版《白族简史简志合编》作如下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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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文字方面，由于白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长期与汉族居住一起，许久以来，汉文已逐渐成为各民族通用的语言和文字。特别是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各民族人民的联系更加密切，白族和州内其他少数民族人民都积极要求汉语、汉文，用汉文扫盲，汉语、汉文已成为各民族人民通用的交际工具。[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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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82年文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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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在“落实民族政策”的背景下，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和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共同组建了白文研究小组，修订了1958年的方案，改为以中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剑川金华镇为标准音。方案修订后，随即在剑川县金华镇开办了白文师资培训班进。1985年，云南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在昆明举办了白文中级培训班。剑川县成立了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召开“推行白文工作会议”，并在甸南乡西中小学进行了教学实验。[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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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多方努力，但效果并不明显，民众参与的热情很低，特别是在南部方言区，在周城村实践时，参加学习班的人数逐渐减少，最后以“没有时间学习剑川白文”为由解散了学习班。[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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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93年白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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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6月，云南省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在昆明召开了“白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又一次修订了《白族文字方案（草案）》。1993年的白文方案采用一个方案拼写两个方言的办法，南部方言以大理喜洲的语音为代表，中部方言以剑川金华镇的语音为代表，试图兼顾南部和中部两个方言。[75]随后，在大理市政府的支持下，杨应新等人成立了“大理市向阳溪白文学校”，1996年，大理师专开办了白文班。[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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