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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危机也引起了德国与近邻之间的不和。在疫情初期，德国负责疫情控制的相关部门怀疑疫情起源于西班牙黄瓜。这一警告最后经证实是错误的。西班牙首相亲自要求德国道歉，并要求德国政府对因其不当言论而造成西班牙农民巨大的经济损失负责，而法国、荷兰和丹麦则警告国民慎往德国旅游，俄罗斯甚至暂停从欧盟国家进口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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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紧张的4个星期之后，当局逐渐掌握了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的病源。一个德国北部联邦州下萨克森州（Niedersachsen）的有机农场是疫情传播的主要来源，他们主产豆芽，受感染的种子来自埃及。7月初，政府终于可以报告说：德国战胜了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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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之后，人们终于可以回顾德国政府是如何在危机中行动的。由于病源（豆芽）在短短几天内就分散到了各地，并且遍布整个德国北部，导致找出病源非常困难。上百位疫情专家受命寻找疫情病源。检察人员必须对与农业相关的企业和餐馆进行排查，并对受感染者进行调查。尽管被感染者本身已想不起很多细节，但调查人员仍要搞清楚被感染者在病情爆发前几天在何时何地吃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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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星期的密集调查，政府终于查出一家餐馆有问题，有112人在这家餐馆进食，其中19人被感染。调查人员在大费周折之后不仅查明了这些客人都食用了哪些食物，而且还找到了这些人在多家餐馆的点菜单和一些在问题餐馆用过餐的旅游团成员拍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辨认出各种蔬菜。调查结果显示：所有被调查的病人都食用过豆芽。查出供应商相对比较容易，德国人寻根究底的彻底性终于派上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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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疫情方面更为成功的是小心谨慎的警告。即使是某些食品仅仅被怀疑携带肠出血性大肠杆菌，也被警告谨慎食用。疫情爆发后，民众严厉指责德国防疫部门对于民众谨慎食用黄瓜、西红柿和沙拉的警告过于迅速。他们只给民众提供了一些可能的感染源，而这些所谓的感染源事后均被证实是“纸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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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局迅速的警告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地控制住迅速扩散的疫情。如果瘟疫扩散到别的食品，找出疫情的病源将会更加困难。当然这其中也会出现错误。尽管一些企业和个人会蒙受损失，但因此就轻易给他们赔偿并非最好的选择。因为被法律保护的损害赔偿将导致当局再也不敢发出警告，而这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则意味着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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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民众从这一事件得出的教训是，即使是德国，一个数十年来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和卫生的国家，一个近年来绿色蔬菜和健康饮食市场格外繁荣的国家，仍难免遭受食品疫情之苦，而解决这一问题的要诀是，当局一定要行动迅速、坚定，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透明（指当局的行动）——也就是让民众了解到最新情况。这当然会出现错误的判断，但关键是民众总是能立刻知晓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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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政府部门或部长发出警告后推卸责任，而是时刻保持怀疑的态度，等待进一步的样品（指被警告有菌的蔬菜）检查。尽管在疫情暴发的头几天，民众对德国的危机管理非常不满，但德国人还是证明了他们能处理好并掌控危机。他们的帮手就是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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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奇——失去创新精神，美国人连游行都变成了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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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创新天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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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进入18世纪时，塞缪尔 · 斯莱特（Samuel Slater）和弗朗西斯 · 卡波特 · 洛厄尔（Francis Cabot Lowell）使马萨诸塞成为棉纺中心，但他们没有发明那些机器设备，那些设备是他们从英国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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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 · 埃文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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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美国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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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来到北美大陆已有4个世纪，他们憧憬着建立新的生活，以摆脱旧世界的束缚。早期定居者初踏上这片新奇而广寂的大陆时，陌生环境的冲击和生活必需品的匮乏，激发他们产生了近乎疯狂的动力去完成实用性创新，以便让生活少一些贫乏，多一份惬意。理解什么是创新、如何创新，是21世纪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当今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要求美国人不断开拓创新，就像第一批冒险家那样充满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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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美国人的适应性天赋产生兴趣要追溯到50年前一个薄雾弥漫的早上，当时我沿着第一批英国定居者的足迹，漫步在弗吉尼亚州詹姆斯河口的海岸。在詹姆斯敦（Jamestown）栅栏要塞遗址，我参观了考古学家们从泥土中发掘出来的5万件文物残片，这是350年前到此的第一批英国侨民遗留下的：一个陶制烘箱；一把弯柄长剑；数枚象牙棋子；一个带有四个长钉的小铁蒺藜，用以伏击西班牙骑兵；剪刀、针和顶针；一把烙铁；百十把剪蜡烛芯用的剪刀；杜松子酒瓶；一座储藏食物的冰窖。1607年5月14日，约翰·史密斯船长率领三艘帆船，带来了104位定居者。其实，最早的117位侨民在此前十多年便由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爵士带领着定居在罗阿诺克荒野，这些人中包括了男人、女人和儿童，但后来尸骨无存。之后，詹姆斯敦的定居者率先在印第安人的敌意和“饥饿年代”中生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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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通过创新生存了下来。在今天的詹姆斯敦，参观者可以了解到先民们如何使用锁子甲和护胸甲，这本是用来抵御西班牙军队的，不过西班牙军队从未出现过。用这样的装备来与印第安人作战显得太笨重，所以他们切碎装甲，并将部分制成烧饭用的锅。后来，他们出口生丝、玻璃、檫木和草灰碱，但仍不足以换取从英国运来的生活必需品。于是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约翰·罗尔夫（JohnRolfe）的创新上，对一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植物种子进行杂交培育，从而生产出第一种长期支撑出口的产品——非常适合弗吉尼亚的土壤特点和伦敦人口味的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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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76年之后，这些新独立的美国人不断进行政治创新，逐步把允诺的独立自由变成了现实。这一段可歌可泣的进步故事已经被许多经典的历史和传记详述过，我自己也为之补充了详尽的文献，从而描绘出1889年到1989年这第二个百年间盛开的自由之花（《美国创新史》）。虽然史学家们很少注意到过去两百年来实用性创新的故事，但美国人正是由此创造了自己舒适安逸的生活，进而迈进了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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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岁月里并没有多少创新者，新的共和国的命运还是未知数。直到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的新移民陆续到来，新一代的创新者才在他们中间产生。通常的说法是，与这些后来的移民一起到来的还有他们的梦想。实际上，他们带来了我们的梦想，并使美国人的期望与誓言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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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拓荒的能量是显而易见的：种植玉米、铺铁路、收割小麦、纺棉、建设城市、挖运河、炼钢、筑桥、建厂，他们无所不能。他们带来的不只是体力，由于他们刚刚摆脱了阶级分化的束缚或赤裸裸的暴政，所以他们倾向于守拙，而且凡事都要问个究竟。茫茫人群中并不引人注目的这些后来者，来自世界各地，怀有抱负，是积极的风险承担者，是格外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他们的创新天赋在过去两个世纪加快了美国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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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没有任何特别的秘密，没有任何专利发明，没有任何巨额财富或者特殊关系。当他们踏上这片土地，闪现在新世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时，他们也曾前途未卜。但神奇之处是他们在共和国自由和自然竞争的刺激中找到了一条路，从而满足了他们自己和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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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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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这个曾让约翰逊博士战栗的观念和行动，已经成为美国的一种独特品质。创新不仅仅指某项发明，更应指能投入实际应用的发明。赫伯特·博耶（Herbert Boyer）不满足在大学实验室里合成基因，于是顶着学术界的非难，投身商业，大规模生产人工合成激素；赛勒斯·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不仅是发明收割机的农民，也是为此而融资的第一人，因此才让成千上万的农民用得起这项发明；被严重忽视的无线电天才埃德温·阿姆斯特朗（Edwin Armstrong）在看到美国无线电公司为了确保在调幅收音机制造市场上的收入而搁置他发明的调频收音机后，便毅然独自挺进市场；艾达·罗森塔尔（Ida Rosenthal）没有发明胸罩，甚至也并不是她创意推出媚登峰品牌（Maidenform）“我曾梦想”的推广活动，但却是她把所有这一切整合进产品市场，之后她丈夫的发明才得以影响无数女性；西奥多·梅曼（Theodore Maiman）在1960年5月16日发明了第一台可应用的激光器，他把激光的发明描绘为一个“无的之矢”之作，因为当时很少有人认识到了激光在多方面的潜能。由于他停止了创立自己公司的进程，因此他首先是一个发明家，其次才是创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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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7年我回到英格兰的时候，发明与创新之间至关重要的区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名年轻的科技记者，我去特丁顿采访了政府出资成立的国家物理研究所，他们带领我参观了该所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沃森·瓦特（Robert Watson Watt）在1935年发明的雷达系统，就是这个雷达系统帮助英国皇家空军赢得了不列颠之战。他从前的同事抱怨说，英国人的发明在1939年后被美国人拿去投入商业应用，从而奠定了伟大的电子工业的基础。抗生素的故事如出一辙，青霉素由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于1928年发现，之后被美国人大规模运用到实际生活中。还有莫里斯·威尔克斯（MauriceWilkes）于1951年在乔·莱昂斯公司（J.Lyons&Co.）的办公室开发出的第一台商用电脑。喷气式发动机也是如此。所有这些英国发明都被美国人的创新活力所超越。弗兰克·惠特尔（Frank Whittle）设计了燃气涡轮机并申请了专利。这项发明在1930年用于制造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当时他只有23岁。1937年4月13日在拉格比，这架飞机第一次试飞；1941年5月15日，英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首航成功。英国空军的懒惰和国家科学院的怀疑耽误了弗兰克·惠特尔喷气式战斗机的生产。直到1943年，绝密的设计蓝图才被送到了英国的盟国美国——美国人进而主宰了喷气式发动机的制造。惠特尔为美国人的开发和创新热情所打动，加入移民美国的热潮，最终在美国海军学院任教授，从事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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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性创新是让美国出类拔萃并让其他条件优越的国家落后乃至失败的首要原因。美国从一个偏远落后的“新大陆”成长为发达国家，不能单纯地以其自然资源或人口资源来解释，因为俄罗斯、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和南非在这些方面同样拥有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却都未能持续地发展。美国人铺设横跨大陆的铁路要早于俄罗斯人和加拿大人很多年。在阿萨·惠特尼（Asa Whitney）简洁的描述中，美国人接受新创意的速度是惊人的。1830年，从事时尚货品买卖的惠特尼来到英格兰进货，当时美国已经独立50年，工业革命发源地英格兰的铁路建设依然遥遥领先，这激发了这个骄傲的美国人毕生的敬畏之情。1830年利物浦与曼彻斯特间的铁路开通了，惠特尼尝了一个鲜，坐上了火车。火车的速度之快让他无法想象：据他估计时速已达46英里。但在惠特尼的有生之年，美国竟然后来居上，超过了英国，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卷入了铁路工程。惠特尼回到美国，对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的“火箭”号大加赞美。10年后，美国的铁路里程已达3312英里，超过欧洲铁路里程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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