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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者有许多灵光闪现的时刻，但那只是创新过程的开始，先行者们总是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方能完成创新。得克萨斯州仪器公司的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和英特尔的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不是无中生有采摘到了集成电路的硕果；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也不是于某个明媚的日子里在巴黎“发明了”蒸汽船；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把电力引入到城市，而他的移民职员塞缪尔·英萨尔（Samuel Insull）找到了一个途径，让电力便宜到每个人都用得起；英萨尔又依赖于乔治·威斯汀豪斯（George Westinghouse）在交流电上的创新——而威斯汀豪斯并没有像英萨尔那样将改善后的技术与市场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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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人都是创新者：他们是能动的创业者。人们常说科学家探索发现，发明家寻求解决办法，我们再加上一句，创新者不择手段地为某项解决办法谋求大众化应用。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的传奇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他发现了声波转化成电流的方法，但他并不是创新者。的确，1876年3月10日的那个晚上是个伟大的时刻，贝尔的年轻助手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听到了贝尔在电话线另一端的声音：“沃森先生，来帮个忙！”但是，正如沃森日后评价的，贝尔公司应运而生的电话并没有使交谈变得便利，反而让美国人锻炼了嗓门和肺活量。贝尔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再对电话技术做出更多贡献，或者说没有能再做出必要的改进，没有使用自动交换机、加感线圈和载波电流系统等使之成为有效的装置，也没有运用市场开拓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是托马斯·爱迪生——当然查尔斯·巴奇勒（Charles Batchelor）在这方面也功不可没——解决了声音微弱和消音的问题，他们为竞争对手西部联合公司（Western Union）生产高效碳精按钮话筒，因此，真正的电话是在西部联盟电话公司买下爱迪生及贝尔的竞争对手埃利萨·格雷（Elisha Gray）的专利权后才出现的。接着，西奥多·维尔（Theodore Vail）将西部联合公司和贝尔电话公司合并成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维尔预见到了全国性长途电话系统的潜力，克服了来自政界、技术界以及官僚体制的诸多障碍，因此能在1915年1月25日一边在佐治亚捷奇岛康复修养，一边聆听纽约的贝尔对旧金山的托马斯·沃森重复那句1876年所说的电话请求（沃森回答说他要花一个礼拜才能赶到）。维尔还创办了一家研究机构，1925年，这家机构成立并命名为贝尔实验室，数十年来，这里都是创造力的来源，包括1947年的晶体管和1962年的“电星一号”通讯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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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是一个创新者，塞缪尔·摩尔斯（Samuel Mores）也是，尽管他不是第一个发明实用型电磁电报机的人。科学家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的发明在他之前，但温文尔雅的亨利没有兴趣把他的发明用于商业开发，而摩尔斯有兴趣，他是电报机的创新者。切斯特·卡尔森（Chester Carlson）于1938年在纽约市昆士区自家厨房里用炉子制造出了可以将一张纸上的图标转印到另一张纸上的化学物质，但商业机构对此不感兴趣。1944年，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一家非营利性机构——巴特尔研究院再度开始了这项研究。当时，约瑟夫·C.威尔逊（Joseph C.Wilson）刚接替父亲，成为生产摄影器材的哈洛伊德公司的董事长，他便派遣刚从海军退役不久、热心公益事业的好友索尔·M.林诺维兹（Sol M.Linowitz）律师前往哥伦布考察。林诺维兹说：“我们到了哥伦布，看见一块被猫用尾巴蹭来蹭去的金属装置。”1947～1960年间，威尔逊共在这个奇怪的装置上花费了7500万美元，几乎令公司濒临破产，但这些努力最终成就了历史上最成功的产品之一——施乐复印机。托马斯·爱迪生被看成是美国最重要的发明家，他名下的专利多达1093项，但他最重要的工作是通过研发和商业推广的漫长过程把发明的理论转化成创新的现实。他告诫助手：“我们必须拿出成果，不能像有些德国教授那样，毕生研究蜜蜂身上的绒毛。”爱迪生之前的数十位实验者，已经在加热白炽灯丝上下了很多工夫，他们中的佼佼者有一天也会取得成功。但是，爱迪生出类拔萃的创新在于弄清楚一点：他必须找出一个途径，把灯泡整合进一个经济实用且安全可靠的电气系统之中，否则他发明的电灯泡就纯粹是个新玩意儿而已。要想使办公室或家里的电灯开关发挥作用，你就需要依赖以下部件协同运转：发电机、电缆和无数的接头，这些都需要设计并投入人力物力制造出来，这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爱迪生还扮演了创业者的角色：融资、处理法律事务及培育市场。所以，爱迪生是一位最伟大的创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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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创新的发明只不过是一种消遣。莱梅尔逊项目的一项研究表明，只有不到1%的专利具有创新价值。约翰·沃特（John Vaught）在1975年为惠普公司发明的喷墨打印机，或是200年前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的粗陋的轧棉机，才是这种百里挑一的发明。一些创新者是发明家，他们将发明申请了专利并应用于社会生活；但也有一些创新者没有任何发明。少数人有科学发现，但绝少有人精通任何纯科学分支。他们的独特之处不是他们申请了专利或阐明了一组公式，而是他们以某种方式把最重要的创意转变成了商业现实，并带来巨大冲击。在历史进入18世纪时，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和弗朗西斯·卡波特·洛厄尔（Francis Cabot Lowell）使马萨诸塞成为棉纺中心，但他们没有发明那些机器设备，那些设备是他们从英国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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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创新天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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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美国历次经济大变革的主要缔造者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你会感到特别吃惊。他们当中有卡车司机、肖像画家、修鞋匠、哈佛大学教授、海员、卖蔬菜和水果的侨民、毒贩子、美发师、小商贩、广告员、磨房主、不识字奴隶的女儿、20世纪60年代旧金山街头的暴乱分子、海滩出租车司机、女裁缝、钢琴销售员、发电厂的工头、“二战”末在战舰上无所事事的美国海军士兵、花花公子、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五金店老板、小职员……当然，还有两位自行车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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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埃文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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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的推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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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创新主角儿们可谓三教九流，他们在美国包容、平等的社会风气中成长。看看美国历次经济大变革的主要缔造者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你会感到特别吃惊。他们当中有卡车司机、肖像画家、修鞋匠、哈佛大学教授、海员、卖蔬菜和水果的侨民、毒贩子、美发师、小商贩、广告员、磨房主、不识字奴隶的女儿、20世纪60年代旧金山街头的暴乱分子、海滩出租车司机、女裁缝、钢琴销售员、发电厂的工头、“二战”末在战舰上无所事事的美国海军士兵、花花公子、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五金店老板、小职员……当然，还有两位自行车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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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改变历史的创新者多具备一种救赎的品德，人数之多，令人惊讶。他们想改善我们的生活，想把从前上层社会才能享受的产品和服务提供给所有人。阿马德奥·贾尼尼（Amadeo Giannini） 开设分行服务于平民；在乔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之前，显影冲印图片的摄影师简直需要具有化学博士学位；计算机专家长期藐视AOL的电子邮箱，但是史蒂夫·凯斯（Steve Case）让无数人用上了这些电子邮箱和互联网；乔治·多里奥特（Georges Doriot）和随后的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把有优秀商业计划的创业者从靠个人关系融资的境地中解放出来；加里·基尔代尔（Gary Kildall）和肯·奥尔森（Ken Olsen）扩展了电脑用户，使电脑不再由少数精英独享；皮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在 eBay 网上创建了民主的供需关系；雷蒙德·史密斯（Raymond Smith）把赌场从烟雾缭绕、全是男人的昏暗房间改造成了公共娱乐场所；胡安·特里普（Juan Trippe）和唐纳德·伯尔（DonaldBurr）使民航大众化，向每个人开放了飞行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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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说这是浪漫的臆想，那些大众化的推行者不过是为了争取高额利润才去迎合普通人。当然，这些人服务大众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让自己受穷，但根据我对这些创新人士生平的研究，他们的动机并不总是赚钱。他们各有追求——毫无疑问，罗伯特·富尔顿多年来依赖他人为生；亨利·福特（Henrg Ford）若是为了钱，他就该按照合伙人的需求制造汽车，这会让他在早年赚更多的钱；贾尼尼尽一切可能避免个人财富，他深受家庭早年的争斗带来的民粹主义的鼓舞；成为上帝的代言人，服务全人类是摩尔斯、维尔、刘易斯·塔潘（Lewis Tappan，提供商人信用评级信息）、西奥多·朱达（Theodore Judah，提出在高山峻岭修建铁路）、奥尔森和马萨·马蒂尔达·哈泼（Martha Matilda Harper，美容店的开创者）等人的最终愿望；约翰·沃纳梅克（John Wanamaker）忠于基督教的道德规范，他一改南北战争前通行的讨价还价习俗，在他著名的费城百货商店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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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创新者称为大众化的推行者，他们有利他精神，但无疑也掺杂了虚荣心，还渴望成为受赞美的施恩者，渴望得到同行的认同。有这种复杂的想法并没有错。对于爱迪生和埃德温·阿姆斯特朗，满足科学探索中的好奇胜过一切；对于约翰·菲奇（John Fitch，蒸汽船的发明者），他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对于C.J.沃克夫人（C.J.Walker，针对非裔人群的美容业的创立者），她追求的是对种族优越感的肯定。无论个人的内在动机如何，在诸多创新者的成功中，推行大众化的本能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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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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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注过去两个世纪来各个领域中的重要创新者，从约翰·菲奇在特拉华河上的蒸汽船服务到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在Google上的电子服务，包括一些后来评价有失公允的创新者，如奥利弗·埃文斯（Oliver Evans），他设计出高压蒸汽机和第一条自动化生产线。显然，具有创造才能的美国人何止千千万万，他们在不经意间摆弄着机器，为实用化改进添砖加瓦，这是美国进步的关键，但他们的名字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我们必须谨记，少数天才创新者是扎根于无数的劳动大众中的。随着万国博览会于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办，美国的创新成了那里夺目的风景，英国议会派遣著名的制造商约瑟夫·惠特沃思（Joseph Whitworth）和教育家乔治·沃利斯（George Wallis）来了解他们所说的“美国制造体系”。他们总结出美国进步的关键在于“在工厂运转中盛行的普遍智慧”。沃利斯归结于“发明创造的处理权”以及“公立学校体制注重全民教育”。山姆·柯尔特（Sam Colt）在伦敦开枪械厂的时候常常谩骂美国人的机械学（后来这个厂关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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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美国创新的奥秘，我们需要跳出技术范畴，除非是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阐述的那种广义的技术，即由所有更好的方法和组织构成的、以提升新老资本效率的技术进步。这包括很多东西：科学发现的进展，多项发明的要素结合，劳动重组，融资、交易、营销的新概念。我不会装作能领会所有科学的复杂性，更不会装作能把其细微差别转换成大众话语，但若是社会历史工作所必需，我仍试图描述技术性问题。总体上，我相信这些侧面会清楚地揭示创新过程。对于所有主题，我都要问：为什么是这个人，为什么是这个时代的美国？创新有什么样的来龙去脉？这些个体的共同点是什么，彼此独特的又是什么？政府扮演了什么角色？是什么驱使他们把想法变为人们需要的产品或服务？他们的动力是金钱还是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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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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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美国的创新历史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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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是机械技术时代，从共和到南北战争早期。三项法律创新提供了一个富有建设性的法律架构：最高法院颁布法令允许自由开展跨州商业活动，并颁布了联邦专利法，确立了公司这一商业组织形式。这些法规减少了公司责任，为项目融资提供了便利。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1791年11月提出了有先见之明的报告，表明美国的发展关键在于提高进口关税来激励国内制造业，“特别是与机器相关的新发明”。如他的传记作家荣·切尔诺所写，汉密尔顿是美国自由市场经济革命的先知，他是“从我们现代去到那个时代的信使”。但是由农业利益集团主宰的国会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些突破惰性的创新者，都是自学成才、自我鞭策的人，他们准备在任何领域一展身手。那个时代的象征是美国领军的铅笔制造商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更多人记得他是因为他是哲学先验论者，从哈佛大学毕业10年后，他选择把自己称作木匠、泥瓦匠、吹玻璃管的、粉刷匠、农民、测量员以及作家和铅笔制造商。作坊革命从未有政治革命那么引人注目，但是他们已经开始让美国踏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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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开始于南北战争结束、第二次工业革命刚起步的时候，由机械时代过渡到了电气时代。如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所说，这个国家从 “民俗文化”过渡到“大众化”。数百万带有变革本能的移民接踵而至，与此同时，美国的企业成长为国际商务的主宰。通常认为在这个时代，研究的主要推动力源自那些附属于大公司、政府和大学院系的研发实验室的专家之手，其实，个人创新者仍然为数众多。他们大部分独立地开展科学和理论知识研究工作，他们在复杂的组织中取得了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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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的主题是数字时代，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智能技术变得至高无上。带着对20世纪60年代加州嬉皮士的轻蔑，戈登·摩尔（Gordon Moore）这位硅谷的创新者评价道：“我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是对的。美国已经变成了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所说的一个浮现中的“创业型社会”，这是由摩尔和其他人创立起来的信息服务经济。商业结构趋于更扁平的网络结构，而不是更深的层级结构。大规模生产正在进化成大规模定制，“生活品位”营销正在替代基于市场细分的营销，美国由此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阶段。垂直产业模式瓦解，互联网正在为无数更小的企业和个人创新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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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调查中错过了一支创新力量：政府。在安·兰德（Ayn Rand）著名的小说中，创业者的形象得到了世人的认可，他抓住了美国人的商业想象力。那些理想中有真理，但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激发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总是让人看不清楚。政府赠地和政府贷款，对建设州际铁路和高速公路必不可少。晶体管发明后，庞大的美国政府始终支持半导体产业的研究保持世界领先，而美国国防部首创了互联网。所有我们这些人，成千上万致力于创新或支持创新的美国人，都是开明、能动的公共领域的受益者。佛蒙特州参议员贾斯汀·史密斯·摩利尔（Justin Smith Morrill），15岁被迫辍学；他提出的两项“赠地法案”分别于1862年和1880年通过，联邦政府赠与各州数百万英亩的土地，建立教授农业和工程等应用型知识的高等学校（这比欧洲大学承认工程学作为一门专业要早很多年）。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哈里·科尔默里（Harry Colmery）、密西西比州的国会议员约翰·兰金（John Rankin）和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伊迪斯·罗斯·罗杰斯（Edith Nourse Rodgers）一起提议的《退伍军人法》，于1944年由罗斯福总统签署执行。该法案所带来的个人实现和美国的繁荣在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的著作《美国最伟大的一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中受到极大赞美。肯·奥尔森是退伍军人，还有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他们是电脑鼠标和图形界面软件的先锋。那时，有200万退伍军人转业，很多人成了工程师、科学家和经理人，而高等教育在英国仍受到过度约束，仍在强调艺术。在那时，只有极少数人——约占人口的2%——能上大学，《时代》杂志报道说，社会各界开放大学校门的提议激怒了高等院校，“更多意味着更糟”成为精英们的战斗口号。贵族观念给英国的创新潜能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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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均等形式下的民主更可行。当然，美国人民是不折不扣的创新者，他们的信仰反映在其所建立和维持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商业制度上。我关注的创新者，是生生不息的革命舞台上的演员。下一个舞台要思索的主题可能是纳米科技、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和廉价可再生能源，所有这些听起来让人振奋，然而创新的历史教育我们，最伟大的创新是不可预见的。卡内基基金会大名鼎鼎的总裁凯瑞尔·P.哈斯金斯（Caryl P.Haskins）想起1965年提交给总统的一份报告中提及：“直到1929年人们仍普遍认为银河系就是宇宙的全部，而我们都了解到我们所在的星系实际上只是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个这样的星系中的一个，了解到宇宙在膨胀是最近10年的事情，而1920年，甚至到了1950年，我们都对此知之甚少。”从这点上说，我们与那些在1607年第一次踏上詹姆斯敦海滩的男男女女身处同样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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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美国人必须关注的是：要想通过创新维持自己的世界霸权，美国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在2004年5月，《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发出警告，美国正在失去科学优势。威廉·J.布罗德（William J.Broad）报道，美国的专利份额在过去10年跌至原来的52%，诺贝尔奖份额跌至原来的51%，美国的科学论文在学术刊物上不再占多数。美国青年对从事科学事业的兴趣在减退，这让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雪莉·安·杰克逊（Shirley Ann Jackson）感到痛惜，她问道：“这个千年谁来搞科研？”爱迪生和阿姆斯特朗以及许多其他的发明家、创新者都曾提到，他们的想象力，是在读法拉第和马克尼等创新者的传记时第一次被激发起来的。希望当我们重温创造了美国的创新者们丰功伟绩的历史时，能激发年轻一代创造新美国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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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人不干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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