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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是机械技术时代，从共和到南北战争早期。三项法律创新提供了一个富有建设性的法律架构：最高法院颁布法令允许自由开展跨州商业活动，并颁布了联邦专利法，确立了公司这一商业组织形式。这些法规减少了公司责任，为项目融资提供了便利。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1791年11月提出了有先见之明的报告，表明美国的发展关键在于提高进口关税来激励国内制造业，“特别是与机器相关的新发明”。如他的传记作家荣·切尔诺所写，汉密尔顿是美国自由市场经济革命的先知，他是“从我们现代去到那个时代的信使”。但是由农业利益集团主宰的国会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些突破惰性的创新者，都是自学成才、自我鞭策的人，他们准备在任何领域一展身手。那个时代的象征是美国领军的铅笔制造商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更多人记得他是因为他是哲学先验论者，从哈佛大学毕业10年后，他选择把自己称作木匠、泥瓦匠、吹玻璃管的、粉刷匠、农民、测量员以及作家和铅笔制造商。作坊革命从未有政治革命那么引人注目，但是他们已经开始让美国踏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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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开始于南北战争结束、第二次工业革命刚起步的时候，由机械时代过渡到了电气时代。如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所说，这个国家从 “民俗文化”过渡到“大众化”。数百万带有变革本能的移民接踵而至，与此同时，美国的企业成长为国际商务的主宰。通常认为在这个时代，研究的主要推动力源自那些附属于大公司、政府和大学院系的研发实验室的专家之手，其实，个人创新者仍然为数众多。他们大部分独立地开展科学和理论知识研究工作，他们在复杂的组织中取得了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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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的主题是数字时代，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智能技术变得至高无上。带着对20世纪60年代加州嬉皮士的轻蔑，戈登·摩尔（Gordon Moore）这位硅谷的创新者评价道：“我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是对的。美国已经变成了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所说的一个浮现中的“创业型社会”，这是由摩尔和其他人创立起来的信息服务经济。商业结构趋于更扁平的网络结构，而不是更深的层级结构。大规模生产正在进化成大规模定制，“生活品位”营销正在替代基于市场细分的营销，美国由此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阶段。垂直产业模式瓦解，互联网正在为无数更小的企业和个人创新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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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调查中错过了一支创新力量：政府。在安·兰德（Ayn Rand）著名的小说中，创业者的形象得到了世人的认可，他抓住了美国人的商业想象力。那些理想中有真理，但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激发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总是让人看不清楚。政府赠地和政府贷款，对建设州际铁路和高速公路必不可少。晶体管发明后，庞大的美国政府始终支持半导体产业的研究保持世界领先，而美国国防部首创了互联网。所有我们这些人，成千上万致力于创新或支持创新的美国人，都是开明、能动的公共领域的受益者。佛蒙特州参议员贾斯汀·史密斯·摩利尔（Justin Smith Morrill），15岁被迫辍学；他提出的两项“赠地法案”分别于1862年和1880年通过，联邦政府赠与各州数百万英亩的土地，建立教授农业和工程等应用型知识的高等学校（这比欧洲大学承认工程学作为一门专业要早很多年）。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哈里·科尔默里（Harry Colmery）、密西西比州的国会议员约翰·兰金（John Rankin）和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伊迪斯·罗斯·罗杰斯（Edith Nourse Rodgers）一起提议的《退伍军人法》，于1944年由罗斯福总统签署执行。该法案所带来的个人实现和美国的繁荣在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的著作《美国最伟大的一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中受到极大赞美。肯·奥尔森是退伍军人，还有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他们是电脑鼠标和图形界面软件的先锋。那时，有200万退伍军人转业，很多人成了工程师、科学家和经理人，而高等教育在英国仍受到过度约束，仍在强调艺术。在那时，只有极少数人——约占人口的2%——能上大学，《时代》杂志报道说，社会各界开放大学校门的提议激怒了高等院校，“更多意味着更糟”成为精英们的战斗口号。贵族观念给英国的创新潜能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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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均等形式下的民主更可行。当然，美国人民是不折不扣的创新者，他们的信仰反映在其所建立和维持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商业制度上。我关注的创新者，是生生不息的革命舞台上的演员。下一个舞台要思索的主题可能是纳米科技、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和廉价可再生能源，所有这些听起来让人振奋，然而创新的历史教育我们，最伟大的创新是不可预见的。卡内基基金会大名鼎鼎的总裁凯瑞尔·P.哈斯金斯（Caryl P.Haskins）想起1965年提交给总统的一份报告中提及：“直到1929年人们仍普遍认为银河系就是宇宙的全部，而我们都了解到我们所在的星系实际上只是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个这样的星系中的一个，了解到宇宙在膨胀是最近10年的事情，而1920年，甚至到了1950年，我们都对此知之甚少。”从这点上说，我们与那些在1607年第一次踏上詹姆斯敦海滩的男男女女身处同样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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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美国人必须关注的是：要想通过创新维持自己的世界霸权，美国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在2004年5月，《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发出警告，美国正在失去科学优势。威廉·J.布罗德（William J.Broad）报道，美国的专利份额在过去10年跌至原来的52%，诺贝尔奖份额跌至原来的51%，美国的科学论文在学术刊物上不再占多数。美国青年对从事科学事业的兴趣在减退，这让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雪莉·安·杰克逊（Shirley Ann Jackson）感到痛惜，她问道：“这个千年谁来搞科研？”爱迪生和阿姆斯特朗以及许多其他的发明家、创新者都曾提到，他们的想象力，是在读法拉第和马克尼等创新者的传记时第一次被激发起来的。希望当我们重温创造了美国的创新者们丰功伟绩的历史时，能激发年轻一代创造新美国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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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人不干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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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万的外籍工人逃离了阿拉巴马州，他们从前是农场工人、宾馆服务员、洗碗工或者建筑工人。因为执行州政府制定的新法案，很多雇主都失去了工人。突然之间，阿拉巴马州空出了上万个工作岗位。但是愤怒的雇主发现，没人去摘西红柿，没人去清理鱼肉，也没有人去打扫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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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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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工厂处理鲶鱼既累又枯燥，你必须把鲶鱼皮剥掉，然后开膛破肚收拾下水，最后再把肉切成片，其中的艰苦兰迪·罗德斯比任何人都清楚。Harvest Select是一家鱼肉加工公司，而罗德斯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这么多年来，罗德斯一直找不到美国人愿意为了少得可怜的工资（还没福利)，来他这阴冷潮湿的厂房一天干10个小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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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员工大多数是危地马拉人。9月份，阿拉巴马州政府实施了一项新的移民法案，要求警察盘问所有他们认为是可疑的人，确认他们是否是非法滞留在美国的劳工，而且还将处罚那些雇佣非法劳工的雇主。这项法律取得了初步成效，甚至一些合法的移民也因为担心被骚扰而离开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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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新法案开始生效。当天罗德斯来上班的时候，发现很多员工都不见了。他慌忙驱车一个半小时来到塔斯卡卢萨，因为很多外籍劳工都住在这里。他要求工人们赶紧回去工作，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同意。罗德斯说：“我不会西班牙语，无法和他们解释他们所担心的一切并不会发生，我只想让他们知道，我和他们是朋友，他们是在做正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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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万的外籍工人逃离了阿拉巴马州，他们从前是农场工人、宾馆服务员、洗碗工或者建筑工人。因为执行州政府制定的新法案，很多雇主都失去了工人。突然之间，阿拉巴马州空出了上万个工作岗位。但是愤怒的雇主发现，没人去摘西红柿，没人去清理鱼肉，也没有人去打扫房间。罗德斯说：“外籍劳工都跑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我这空出了158个岗位，没人来应聘，现在必须有人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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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劳动力短缺造成了罗德斯的工作无人问津。在阿拉巴马州大约有211000人没有工作，就在Harvest Select所处的镇子，失业率就高达18.2%，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这个新修改的移民法案的最大亮点就是可以提供就业机会，共和党州长罗伯特·宾利说，外籍劳工从美国人手中抢走了工作。可是阿拉巴马人并不稀罕这些新腾出来的就业机会，很多雇主认为这个法案是个笑话，正准备要求将其废除。他们认为，外籍劳工没有从任何人手中抢走东西，他们干这些工作是因为美国人不愿意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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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业问题如此严重的时候，仍然有很多工作机会无人问津，对于以前的人来说，干那些又苦又脏又累的工作通常是他们人生的起步，可是对于现在的美国人来说并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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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阿拉巴马州的工业从这些逆来顺受的外籍劳工身上获得了不少好处。州政府也对工资水平、工作环境以及入境身份等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这么多的外籍劳工被赶走了，工作岗位也空了出来，可是企业必须和美国的工人斗争，因为他们对自己和雇主抱的希望太高，哪怕在现在经济形势如此糟糕，工作如此难找的情况下。阿拉巴马州工商业协会主席汤姆·瑟蒂斯说，他觉得不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他现在干着一份苦差事，因为他的工作是让那些愤怒的雇主平静下来。瑟蒂斯说：“我们现在正处于商业模式的过渡阶段，不管是使用流动工人的农场主还是其他使用非法劳工的行业，他们的商业模式必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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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的一个下午，艳阳高照。胡安·卡斯特罗正在根据颜色和成熟度快速地分拣西红柿，和他一起工作的是他的父亲、兄弟还有几个朋友。他们在西红柿地里熟练地来回穿梭，几乎不抬头，因为他们必须尽快把这一季最后剩下的西红柿摘完。早上7点他们就来干活了，除了偶尔喝水，他们几乎是在一刻不停地工作，一直干到下午6点。装满一个25磅的篮子可以得到2美元，一天下来每人可以挣6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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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岁的卡斯特罗说，19年前他偷渡到的美国，现在已经在这里生了三个孩子。新法案通过后，他整天都在紧张和恐惧中度过。卡斯特罗指指周围人说，不久前这里还到处都是拉丁裔工人，可现在除了他们几个，其他人要么跑到别的州，要么被驱逐出境，而自己能继续留下来工作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三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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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说，在阿拉巴马州这样的高温天气下摘西红柿可不容易，他自己非常幸运，因为至今还没有在干活的时候晕倒，但是很多人都晕倒过。不过由于长时间的弯腰工作，他的脖子还是有慢性的神经压迫。他说：“我无法理解这个新法案，没有美国人愿意做这些工作，他们通常只要干上一天，第二天准保不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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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抱怨在阿拉巴马州随处可见。扎德·史密斯和其他几个农场主正盘算着以后该怎么办。22岁的史密斯说，他有85英亩的西红柿地，可现在只有很少一部分被摘过，因为他的35个工人有30个不见了。这些工人和他一起工作了很久，可是新法律一通过，他们就都跑了。史密斯说，州政府希望美国人来干这些工作的想法太可笑了，他在伯明翰发了招工广告，很多人来了几天就不干了，因为收入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乔伊·拜尔顿在附近也有一个30英亩的农场，他说政府搅和进来并制定了这个法案，是想让美国人开始工作，可是他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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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不干又脏又累的工作，是因为他们太娇气么？为什么在这样萧条的时候，失业的人还是拒绝接受这些就业岗位？反过来说，为什么农场或者公司希望用这么低的工资(不提供福利)，让人们精疲力竭地干一份季节性工作？在这么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人们还是拒绝接受这些工作，那么可能并不完全是那些不接受工作的人的错误，也许市场也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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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瑟蒂斯已经厌倦了雇主们的抱怨。他说：“不要告诉我阿拉巴马州人不能摘西红柿是因为劳动强度和炎热的天气，你去炼钢厂、铸造厂还有其他行业看看，很多人都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不同的是在炼钢厂和铸造厂人们可以得到福利和很好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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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法案生效后几周，几百名美国人开始摘西红柿了，34岁的杰西·杜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这儿的工资不高，一篮子西红柿才挣2美元，可这总比无所事事好。杜尔非常强壮，可他还是对工作的辛苦表示吃惊。他说：“不是谁都可以做这份工作，我正在慢慢适应。”可是工作三个星期后，他变得越来越沮丧，因为和他一起来的7个人只剩下2个，很多人认为他们像奴隶一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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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人们才有了这样的概念：农场里和食品加工厂的工作应该由外籍劳工来做。上个世纪40年代，在阿拉巴马州和其他地方的农业工人大都是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墨西哥签订协议，临时输入劳工缓解用工压力。450万墨西哥人来到了美国，最初他们都在加利福尼亚的农场或者果园工作。1964年，他们几乎遍布美国所有的州，而且很多人都有了绿卡，成为永久居民，继续从事农业工作。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开始远离田地。专门研究移民问题的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道格·梅西说：“农业劳动力已经完全打上了外籍劳工的印记，一旦这个领域被外籍劳工统治，那么印象就很难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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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西说，美国人不愿意从事这些工作，并不仅仅是因为工作辛苦和报酬低，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做这种工作低人一等。这和工作本身没有关系，在一些国家，当地人拒绝从事美国人抢着干的工作，比如在欧洲，汽车制造业是外籍劳工干的工作，可在美国，是本国人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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