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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关键词来对这种不同加以把握，这个关键词就是“分身”。在东亚世界诸民族的演化进程中，由于孤悬海外的岛国特征，“日本”最终演化为“中国”的一个分身。它没有被大陆上先后出现的统一性力量所并吞，保持了对大陆文明的高效吸收，最终获得了与大陆王朝同型的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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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而言，明治维新以后形成的世界帝国意识，正源于传统中华帝国所主导的东亚世界秩序，也即“华夷秩序”或“朝贡册封体制”。我们之所以有必要将当下的两国关系纳入传统的东亚世界秩序的演变中予以思考，是因为从东亚世界的角度看，日本自身就是这一世界体系的产物，是东亚世界体系的另外一个“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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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对这一点有着比外部学者更为敏锐的感受。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西嶋定生（1919—1988）在其题为《日本历史的国际环境》的著作中，详细叙述了东亚世界体系在古代日本的形成过程中的生成性作用。这种叙述，也可以看作对日本——这个中华王朝的“分身”——成立过程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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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一节中谈到，东亚的中华世界秩序在19世纪末期的解体，对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西嶋看来，古代日本（当时称为“倭国”）同样是这个体系的产物。公元1世纪下半叶形成的《汉书》“地理志·燕地条”中关于倭国朝贡的记载，是日本进入东亚世界体系的开始。其后，公元3世纪的《魏志》和5世纪的《宋书》中关于“倭国”或“倭人”的记载，都是源于这种世界体系的存在。西嶋指出：“倭国在日本列岛的形成过程，并非是与大陆绝缘状态下的独自演化，而是最初就在与大陆的历史，尤其是与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历史关联中得以展开。”[21]这种看法，可以说抓住了日本历史演化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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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是在册封朝贡体制下，日本开始大量吸收中华文明，开启了快速文明化的进程。由于册封是中华王朝（汉王朝）的国内政治行为——天子为贵族和功臣分封爵位与采邑——的延长，朝贡国或藩国事实上成为中华王朝天子的外臣，双方由此结成了君臣关系。这正是“汉倭奴国王”“亲魏倭王”等中华王朝所赐予的印绶称号的政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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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接受朝贡国的地位，意味着同时接受了“中华思想”或“华夷思想”背后的理念。大概在5世纪末至6世纪初，日本完成了这种思想的内化，国内出现了“治天下大王”“治天下天皇”的说法。这一时期正是双方外交关系中断的时期，日本开始走上了相对自立的演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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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589年隋王朝的统一，东亚世界秩序发生了急剧的变动。隋王朝与高句丽发生了大规模战争，位于朝鲜半岛的百济和新罗两个王国则向隋王朝纳表进贡称臣。日本试图在朝鲜半岛建立小册封体制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时隔一个多世纪，日本再次向中华王朝派遣使者，此时正值日本圣德太子（574—622）摄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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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年，日本特使小野妹子第二次入隋。值得注意的是，他携带的国书是这样开头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敬问无恙。”后世学者多注意到这个表述的独特性，因为它将两种“天子”并称，实现了日本要确立与中华王朝完全对等的政治意志，这一点最终表现在“日本”这一文雅的自我命名上。[22]日本国号大概确立于674年之后；确立的主要动机，无论是出于古代日本人自认为“倭”字不雅，还是出于对“日”（太阳以及太阳神）的崇拜，都是在与中国交往过程中逐步得到确立的，有着明显的“中国意识”。[23]正因为这一意识的存在，“日本”已经不再是那个中华王朝眼中的“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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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自尊意识并非仅仅源于对“中华思想”的逆反，还有着成为“中华”，也即成为文明国家的欲望的激励。史称“大化改新”的改革，便是日本在唐王朝的高度文明的冲击下进行的自我变革，由此，日本从古代国家转换为“律令国家”，即中央集权制的官僚制国家。这种文明的冲击所带来的心理感受和欲望，同样沉淀在日本国家精神的底层中，构成了日本历史意识的一种“原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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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特别要留意的是，如同后世学者指出的，日本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对自己治下的国土“毫无顾忌地称为天下，其中包含着极为大胆的政治意图”，即日本要成为“天下型国家”。[25]此时的日本已经显现了成为中国所代表的东亚世界帝国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并非凭空而来，因为日本形成的“天下”观念，正是东亚王权观念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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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这种自尊意识与王权观念，构成了它在东亚世界体系演变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公元7世纪，日本成为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国家后，对册封体制一直持抗拒姿态。唯一的例外是，在15世纪初，室町时代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出于经济压力而向明王朝称“日本国王臣”，奉中华王朝为正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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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但如此，日本还意欲更进一步。中国史书上记载的万历朝鲜战争（1592—1598），即丰臣秀吉为征服明王朝而率先发动的侵略朝鲜的战争，正是日本在这一欲望驱使下的政治行为。丰臣秀吉意图经由朝鲜半岛攻取中国和印度，最终定都北京。这一构想并不能简单用“妄想”一语来评价，因为日本渴望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型”国家。[26]这次战争最终以日本的失败告终，但在三个世纪后，日本在甲午战争（1894—1895）中取得了成功，最终瓦解了这种朝贡册封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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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历史叙述，强调的是一种从东亚世界秩序来理解日本的视线。而如果我们将这一视线反转，反观自身，也许会对今日的东亚世界有新的认知。事实上，迄今为止，人们的注意力多被近代西方的冲击所吸引，而忽视了近代日本对东亚世界的影响。近代以来，对于中国而言，日本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双方在认知与情绪上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关系。倘要理解这种现实，我们需要多一个东亚世界体系内部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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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东亚世界演化的动力机制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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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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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看法是，东亚世界在近代世界体系中的变迁，是一种复合机制的结果，而这种机制可以从诸如自然风土、文化与思想、安全与繁荣、政治意志与行动等异同的角度予以解析。不过，由于这一问题背后的特殊精神结构尚未被触及，这些解释依然无法让人满足，人们依然不理解对方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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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理解”的原因首先在于，日本被置于一个完全外在于中国的他者的角度而被审视，而事实却是，双方在历史上共享了同一个东亚世界秩序，有着近乎相同的欲望和自我意识。这就是我所说的“分身”的含义。正是对这种相似性或者说“分身”的忽视，造成了中国对日本的误解。19世纪中后期，一个急速西化的日本，作为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非常突兀地呈现在中国士大夫眼前。而从日本的角度看，中国却一直存在于日本的国家想象与构想的框架之内。甚至可以说，日本有着更为强烈的“分身”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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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东亚世界秩序中形成的这种“欲望”，在政治进程中的作用非同小可，它构成了我们观察近代东亚世界国际关系的特殊路径。这个作用发生的精神途径，在于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承认”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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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引述过科耶夫的“历史终结”论，在依据黑格尔的观念解释人类起源时，他对“欲望”的本质属性做了解释。他写道：“所有欲望都倾向于通过一个将被欲望的对象加以同化的行为得到满足。满足欲望，就是将对象作为他者扬弃，将对象变为自己的东西。”将对象据为己有，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并不难理解，但这些还只是一般动物性的欲望，就仿佛饥渴引发对食物的欲望。那么，什么是人特有的欲望？对于人格而言，欲望意味着“被承认”，即被对象所承认。而这种对“承认”的欲望，是一种对对方“欲望的欲望”，“只能在一场为了‘承认’展开的殊死战斗中并通过这样一场战斗，才能实现。”[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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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同样有获得“承认”的欲望，这样，欲望的满足就必然变成人格间的斗争。科耶夫的这种解释，给我们带来了富有洞察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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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惮于进行类比，就会发现，在国家的起源上，欲望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也就是说，国家有获得“承认”的欲望。这种欲望的强度，与这个国家自我意识的强度直接相关。由于日本长久置身于东亚世界体系，它形成了与这个体系的核心国家（中国）同型的欲望，以及基于这种欲望的自我意识和精神。由于双方欲望的同型性，双方为了“承认”而展开的斗争，将对方“变为自己的东西”的特性，也就愈发显得激烈。在条件成熟时，这种“欲望”就转化为“殊死战斗”。国际公法被制定并生效后，国家行为开始受到法律制约，这种“承认”的斗争就转化为政治的法律的行为。[28]这种国家间的精神现象，不幸为近代东亚世界的演化史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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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东亚世界的演化史，是争取西方列强“承认”的历史，是期望列强“平等待我”的斗争史。这个过程既表现为国家间的暴力战争，也表现为西方国家推行国际法新秩序的过程。[29]而在东亚世界内部，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历史，就是日本为实现自身欲望而斗争的历史。明白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为何1870年明治日本与清朝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以及随后它与朝鲜的外交交涉，都涉及确立日本自身与中国平等（或“平行”“对等”）关系的核心问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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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故事还有另外一面，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未充分注意的一面，那就是近代中国从日本获得“承认”的欲望。具体来说，近代日本之所以成为晚清以来中国改革（比如“戊戌变法”）的一种蓝图或是革命（比如“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同样与留日知识分子的“欲望”有关，因为他们在明治日本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影子。[31]这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精神史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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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意对此做进一步的哲学讨论和历史叙述。这里仅仅要指出，“中国”一直是日本欲望的对象。近代日本的“国家理性”或者说国家目的，就在于对“中国”（或曰“中华世界”）的吸收与克服。这是国家承认的原初动机。这种状况，源于日本处于中华文明的周边，既长期接受中华文明的影响，又长期游离于中华世界体系所造成的结果。这种与中国若即若离的关系，造成了日本自我意识的特殊性。中国对日本而言构成了特殊的他者；日本思考中国，即是思考自身，因为中国内在于日本自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日本是传统中国的一个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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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所处的地理与文明的边缘位置，造就了它成为中华世界分身的条件。与日本相反，历代中华王朝因为处于东亚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事实上无法认识到日本的自我意识与心理结构的这种特殊属性，因而它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造就了另外一个“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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