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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2月8日深夜，日本海军提督东乡平八郎（1848—1934）率领联合舰队对停泊在旅顺港外的俄国军舰发动鱼雷攻击，日俄战争爆发。这是一场双方争夺朝鲜控制权的战争。次年9月，日本取得胜利，双方签署和平条约。这虽然是日本付出约十万伤亡后的惨胜，但它有着巨大的溢出效应。在中国，这场战争被认为是“立宪制”的胜利，强化了清朝王室和重臣进行立宪改革的意志，并因改革步伐过快而导致王朝终结。在世界，这场战争则被定性为黄种人战胜白种人的战争，取胜的日本开始以亚洲和黄种人的代表自居。日本就此登上了世界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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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随即出兵山东，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次年1月，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趁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时机，扩大在中国的特权。当然，这是历史学家的说法。从精神史的角度来说，这是日本的大陆欲望与大陆政策的再一次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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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富于进攻性的大陆政策很快与美国的在华利益发生了冲突，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逐渐演变为日本和美国冲突的场所。巴黎和会后，中国爆发“五四运动”，这是中国朝野上下对日本的强权以及美国绥靖政策不满的结果。在1920年1月10日正式成立的“国际联盟”上，日本与美、英、法、意四国一道成为常任理事国。至此，日本形式上完成了明治维新以来念兹在兹的成为“一等国”的梦想。此时，它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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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日本的大陆政策随即遭遇了抵制。1922年2月6日，在美国的主导下，国际联盟五个常任理事国与中国、葡萄牙以及荷兰等九国，签署了以维护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为主旨的《九国公约》，事实上成为约束列强在中国的行为的国际公约，史称“华盛顿体系”，东亚世界秩序得到了重建。此外，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洗礼的中国，民族精神已然觉醒。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节节胜利，1927年5月以后，日本三次出兵山东，意图阻止革命军的步伐，维护它在东北的特殊权益。它的阴谋举措，则是日本关东军在翌年6月对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的暗杀。这是日本的大陆欲望最终爆发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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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进入20世纪30年代，此前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陷入风雨飘摇之中。西方列强为摆脱经济危机，纷纷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日本以摆脱危机为借口，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这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日本占领东北全境后，于次年3月1日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国际联盟最终未认定日本的行动合法，不承认“伪满洲国”。1933年3月27日，日本政府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这是与西方列强决裂的行动，同时也是与“世界”决裂的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国际协调、自由贸易为主旨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东亚大陆开始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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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世界”打上引号，是因为此时的世界是西方主导的世界。于是，超越、克服这个近代西方主导的世界的思想，开始进入日本的精神世界中。这种观念继续在历史进程中寻求自我实现的契机，而成为亚洲的盟主是关键的一环。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在政治史上是一系列事件的积累和连锁反映，但在精神史上，却是日本帝国与中华世界最终对决的必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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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的历史叙事就可以转到精神史叙事的轨道上来了。我们要接着“亚洲”这个观念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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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中我曾指出，“亚洲”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空间，无论是在自我认知还是他者认知当中，都有着强烈的文明色彩。这种文明论的意涵，使得“亚洲”成为日本的帝国欲望想象和自我实现的场所。结果，近代日本的国家原理呈现出一种强烈的“超克”属性，一种旨在追赶、超越、克服自我与他者的落后状态、进而达成更高文明水准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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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超克自我，是指克服内在于自身的亚洲属性；超克他者，是指克服近代西欧的强权政治属性。这种“超克”如何才能实现？在文明论的话语空间中，“亚洲”具有落后与进步的双重属性：落后的属性构成日本的自我激励、成为亚洲代言人的因素；进步的属性，即非暴力的和平属性，则构成对西方文明的抵抗。近代日本率先克服了自身的“亚洲”属性，这主要表现为国内秩序的法律化，从而率先融入了新世界的工业生产体系与世界贸易，对西方文明的属性也获得了深刻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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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知最终将日本引向了超克西方近代、创造普遍世界的自我定位上。我在上面简述的历史过程，实际上正是近代日本精神帝国急速谋求成为政治帝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近代日本精神具有了怎样的新形态就是本章要探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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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宣布战败后，人们通常以“自我毁灭”来刻画这种精神的结局，但这是对结果的一种过度简化，无益于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认知。在本章中，我将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言论界流行的“近代超克”与“世界史论”这两种观念为素材，重新审视日本精神史这一断章的经验与教训。这两种观念的流行，虽然源于日美战争的激发，但根源却要到近代日本精神史的脉络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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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开始重新审视与探讨近代日本精神史的“巅峰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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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一、近代超克：世界革命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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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一章中曾指出，早在18世纪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就获得了一种“世界”意识，展开了称为“经略”的全球政策的论述。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日本开始全面卷入亚洲事务。这时，“世界”不再仅仅是观念上的事物，它有着具体的与西方列强在全球范围内争夺殖民地活动的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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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有必要暂时离开时代的语境，看一下“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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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在现代语义中，“世界”除了指称国际社会之外，还有人类共同生活的家园的含义。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的“世界”，在全球范围内也刚刚展现出它的雏形，或者说，作为独自事实的“世界”自身仍然处于童年阶段。因为在西欧列强的殖民活动与全球贸易激发下出现的“世界”，其实并不是作为人类共同生活空间的、普遍的“世界”自身，而是狭义的“西欧世界”的映像。这种“世界”对非西欧国家、非基督教文明与民族的轻视、忽视乃至无视，构成了这种新世界自我意识中脆弱不安的一面。一种未得到有效约束的暴力，随时会击碎这个新生的世界，而这种暴力，正是西欧列强进行殖民活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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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日本对当时世界现实的认识。日本的知识分子清晰地看到，他们正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有待升级和进化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野蛮与文明共生的世界。对此，日本选择的应对方式却是“以怨报怨”，它要以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方式，以野蛮克服野蛮，并以此来回应这个“世界”的不完满状态。结果，日本丧失了它在文明史上潜在的创造性机会。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最终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作为人类共同生活空间的世界自身，毁灭性的战争迫使人们开始思考：由近代文明孕育的“世界”，为何充满了如此深重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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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观念上的巨大紧张。一方面，如前所述，早在19世纪下半叶，日本知识分子就从文明论的角度对“西洋文明”进行了批判，但在实践中又以完全融入当时的世界秩序为唯一目标；另一方面，它最终试图以“总体战”的方式打碎这个世界，并率先开始了对“世界”的反思。这种对“文明”和“世界”反思的集大成的表述，就是“近代超克”与“世界史论”。那么，这一战争始作俑者的反思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是否有一种有意义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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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我曾经指出，亚洲主义实际上有着指向世界革命的精神内核。现在，我要再次引入“世界革命”这一说法。这是因为，近代日本帝国的国策虽然是争夺殖民地，但它的行为造成的那种非意图的结果，却可以用“世界革命”来表达。[2]日本帝国的理论家们坚持说，日本最初的意图就是发动“世界革命”，创造一个超越近代西方的新世界。这是“近代超克”这一说法隐含的主张，而它在历史观念上的表达就是“世界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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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两种理论的含义也可以从字面得到理解。“近代超克”是指对“近代”的超越与克服，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对西方列强主导的世界政治秩序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克服，二是对民族国家内部的自由民主主义政治秩序的克服。而“世界史论”则意味着创造一种超越近代欧洲中心史观的普遍主义历史观，实质上是一种关于世界新秩序的理论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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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超克”是一个特定说法，源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半年后的“近代的超克”座谈会。1942年7月23日，日本的《文学界》杂志组织了一次包括文艺批评家、哲学家、科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和诗人在内的十三位著名知识分子的座谈会，主题是“近代的超克”。在为期两天的座谈会上，与会者相继发表了《文艺复兴的近代含义》《科学中的近代性》《科学与神的关联》《我们的近代》《近代日本的音乐》《历史、变迁与不易之事物》《明治文明开化的本质》《我们当中的西洋》《美国化与现代主义》以及《现代日本人的可能性》等论文。单从这些论文题目，我们也容易看到这次座谈涉及“近代性”（modernity，又译作“现代性”）的一些核心观念，比如自然科学、宗教改革、人文主义与历史观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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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历史背景，这次座谈会成为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的著名事件，“近代的超克”这一说法由此成为当时知识界的流行用语。参加座谈会的知识分子通常被分为三类：文学界同人、日本浪漫派，以及京都学派。这些知识分子是当时日本言论界的代表。在他们看来，这场从西欧到太平洋再到亚洲大陆的战争，是近代西欧主导的国际秩序与文明秩序的内在矛盾的总爆发，因此，日本有必要在理论上为自身发动的战争做重新的定位，并重新反思近代日本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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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个著名的座谈会几乎同一时期，京都学派，一群出自京都大学哲学家西田几多郎（1870—1945）与田边元（1885—1962）门下的哲学家，也开始走上近代日本精神史的舞台中央。[3]受当时日本海军方面的委托，西谷启治（1900—1990）、铃木成高（1907—1988）、高山岩男（1905—1993）及高坂正显（1900—1969）四人先后举行了三次座谈会，讨论时局和日本的应对方案。1941年11月26日，对美开战前十三天，这几位哲学家以“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为主题召开了第一次座谈会，试图从理论上把握当时日本的处境。会议论文与讨论记录发表在《中央公论》上，并在1943年以同名主题出版了单行本，同时收录了另外两次会议“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与历史性”（1942年3月4日）与“总力战的哲学”（1942年11月2日）的内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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