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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进入20世纪30年代，此前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陷入风雨飘摇之中。西方列强为摆脱经济危机，纷纷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日本以摆脱危机为借口，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这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日本占领东北全境后，于次年3月1日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国际联盟最终未认定日本的行动合法，不承认“伪满洲国”。1933年3月27日，日本政府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这是与西方列强决裂的行动，同时也是与“世界”决裂的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国际协调、自由贸易为主旨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东亚大陆开始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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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世界”打上引号，是因为此时的世界是西方主导的世界。于是，超越、克服这个近代西方主导的世界的思想，开始进入日本的精神世界中。这种观念继续在历史进程中寻求自我实现的契机，而成为亚洲的盟主是关键的一环。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在政治史上是一系列事件的积累和连锁反映，但在精神史上，却是日本帝国与中华世界最终对决的必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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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的历史叙事就可以转到精神史叙事的轨道上来了。我们要接着“亚洲”这个观念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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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中我曾指出，“亚洲”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空间，无论是在自我认知还是他者认知当中，都有着强烈的文明色彩。这种文明论的意涵，使得“亚洲”成为日本的帝国欲望想象和自我实现的场所。结果，近代日本的国家原理呈现出一种强烈的“超克”属性，一种旨在追赶、超越、克服自我与他者的落后状态、进而达成更高文明水准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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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超克自我，是指克服内在于自身的亚洲属性；超克他者，是指克服近代西欧的强权政治属性。这种“超克”如何才能实现？在文明论的话语空间中，“亚洲”具有落后与进步的双重属性：落后的属性构成日本的自我激励、成为亚洲代言人的因素；进步的属性，即非暴力的和平属性，则构成对西方文明的抵抗。近代日本率先克服了自身的“亚洲”属性，这主要表现为国内秩序的法律化，从而率先融入了新世界的工业生产体系与世界贸易，对西方文明的属性也获得了深刻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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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知最终将日本引向了超克西方近代、创造普遍世界的自我定位上。我在上面简述的历史过程，实际上正是近代日本精神帝国急速谋求成为政治帝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近代日本精神具有了怎样的新形态就是本章要探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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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宣布战败后，人们通常以“自我毁灭”来刻画这种精神的结局，但这是对结果的一种过度简化，无益于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认知。在本章中，我将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言论界流行的“近代超克”与“世界史论”这两种观念为素材，重新审视日本精神史这一断章的经验与教训。这两种观念的流行，虽然源于日美战争的激发，但根源却要到近代日本精神史的脉络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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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开始重新审视与探讨近代日本精神史的“巅峰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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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一、近代超克：世界革命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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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一章中曾指出，早在18世纪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就获得了一种“世界”意识，展开了称为“经略”的全球政策的论述。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日本开始全面卷入亚洲事务。这时，“世界”不再仅仅是观念上的事物，它有着具体的与西方列强在全球范围内争夺殖民地活动的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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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有必要暂时离开时代的语境，看一下“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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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在现代语义中，“世界”除了指称国际社会之外，还有人类共同生活的家园的含义。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的“世界”，在全球范围内也刚刚展现出它的雏形，或者说，作为独自事实的“世界”自身仍然处于童年阶段。因为在西欧列强的殖民活动与全球贸易激发下出现的“世界”，其实并不是作为人类共同生活空间的、普遍的“世界”自身，而是狭义的“西欧世界”的映像。这种“世界”对非西欧国家、非基督教文明与民族的轻视、忽视乃至无视，构成了这种新世界自我意识中脆弱不安的一面。一种未得到有效约束的暴力，随时会击碎这个新生的世界，而这种暴力，正是西欧列强进行殖民活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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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日本对当时世界现实的认识。日本的知识分子清晰地看到，他们正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有待升级和进化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野蛮与文明共生的世界。对此，日本选择的应对方式却是“以怨报怨”，它要以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方式，以野蛮克服野蛮，并以此来回应这个“世界”的不完满状态。结果，日本丧失了它在文明史上潜在的创造性机会。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最终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作为人类共同生活空间的世界自身，毁灭性的战争迫使人们开始思考：由近代文明孕育的“世界”，为何充满了如此深重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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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观念上的巨大紧张。一方面，如前所述，早在19世纪下半叶，日本知识分子就从文明论的角度对“西洋文明”进行了批判，但在实践中又以完全融入当时的世界秩序为唯一目标；另一方面，它最终试图以“总体战”的方式打碎这个世界，并率先开始了对“世界”的反思。这种对“文明”和“世界”反思的集大成的表述，就是“近代超克”与“世界史论”。那么，这一战争始作俑者的反思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是否有一种有意义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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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我曾经指出，亚洲主义实际上有着指向世界革命的精神内核。现在，我要再次引入“世界革命”这一说法。这是因为，近代日本帝国的国策虽然是争夺殖民地，但它的行为造成的那种非意图的结果，却可以用“世界革命”来表达。[2]日本帝国的理论家们坚持说，日本最初的意图就是发动“世界革命”，创造一个超越近代西方的新世界。这是“近代超克”这一说法隐含的主张，而它在历史观念上的表达就是“世界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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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两种理论的含义也可以从字面得到理解。“近代超克”是指对“近代”的超越与克服，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对西方列强主导的世界政治秩序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克服，二是对民族国家内部的自由民主主义政治秩序的克服。而“世界史论”则意味着创造一种超越近代欧洲中心史观的普遍主义历史观，实质上是一种关于世界新秩序的理论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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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超克”是一个特定说法，源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半年后的“近代的超克”座谈会。1942年7月23日，日本的《文学界》杂志组织了一次包括文艺批评家、哲学家、科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和诗人在内的十三位著名知识分子的座谈会，主题是“近代的超克”。在为期两天的座谈会上，与会者相继发表了《文艺复兴的近代含义》《科学中的近代性》《科学与神的关联》《我们的近代》《近代日本的音乐》《历史、变迁与不易之事物》《明治文明开化的本质》《我们当中的西洋》《美国化与现代主义》以及《现代日本人的可能性》等论文。单从这些论文题目，我们也容易看到这次座谈涉及“近代性”（modernity，又译作“现代性”）的一些核心观念，比如自然科学、宗教改革、人文主义与历史观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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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历史背景，这次座谈会成为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的著名事件，“近代的超克”这一说法由此成为当时知识界的流行用语。参加座谈会的知识分子通常被分为三类：文学界同人、日本浪漫派，以及京都学派。这些知识分子是当时日本言论界的代表。在他们看来，这场从西欧到太平洋再到亚洲大陆的战争，是近代西欧主导的国际秩序与文明秩序的内在矛盾的总爆发，因此，日本有必要在理论上为自身发动的战争做重新的定位，并重新反思近代日本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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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个著名的座谈会几乎同一时期，京都学派，一群出自京都大学哲学家西田几多郎（1870—1945）与田边元（1885—1962）门下的哲学家，也开始走上近代日本精神史的舞台中央。[3]受当时日本海军方面的委托，西谷启治（1900—1990）、铃木成高（1907—1988）、高山岩男（1905—1993）及高坂正显（1900—1969）四人先后举行了三次座谈会，讨论时局和日本的应对方案。1941年11月26日，对美开战前十三天，这几位哲学家以“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为主题召开了第一次座谈会，试图从理论上把握当时日本的处境。会议论文与讨论记录发表在《中央公论》上，并在1943年以同名主题出版了单行本，同时收录了另外两次会议“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与历史性”（1942年3月4日）与“总力战的哲学”（1942年11月2日）的内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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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这些战时言论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意识形态，遭到了人们刻意的躲避、遮蔽与遗忘。在当时战败的氛围中，“近代超克”这种说法在本能上会引发人们的反感、羞愧与悔恨之情，因而成为一种禁忌。这种情况在今天同样可以观察到。当代日本著名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在讨论这两个事件的一篇论文中，就多次使用“臭名昭著”一词来批判会议的主旨和内容，认为这些理论家“空洞”“饶舌”，制造“煽动性”话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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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两种话语在近代日本精神史上的生成有着必然性，它们是日本帝国精神秩序建构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我们的着眼点不应仅仅限于它们的帝国意识形态属性，应进一步关注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文明与秩序的切实感受与构想。其中，“近代性”所造成的精神秩序的失序，是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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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哈利·哈如图涅（Harry Harootunian）在讨论近代超克的作品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近代的超克座谈会所到达的唯一地点，就是日本自身被近代的超克。”[6]这种“被超克的近代”说法很容易获得赞同。“二战”后日本国内秩序的重建、复兴与再次崛起，正是源于西方的“近代性”或“现代性”的胜利。然而问题并不能如此简化，因为这种看法只是对结果和事实的一种未加反思的简单确认，而回避了“近代超克”所提出的实质问题：究竟是怎样的近代？说日本自身被近代超克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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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什么是近代以及近代具有怎样的问题与困难，当时座谈会与会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文艺评论家龟井胜一郎在其题名为《关于现代精神的备忘录》的发言中说：“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战争，对外的目的是粉碎英美势力，而对内则是近代文明所带来的精神疾患的根本治疗。……当然可以认为，我国的古典精神是治疗文明之毒的灵丹妙药。”[7]这种观点是参会者共有的思想倾向，并借助座谈会上反复出现的“古典回归”“日本回归”“西洋没落”“精神危机”等说法而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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