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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尽管揭示了英法自由主义思想家看待帝国问题的复杂性，但皮茨仍然对“帝国”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或许是源于自由主义者对当代“政治正确”立场的坚持，这里暂且不论。我们这里要思考的是，当下基于“民族国家”的世界史叙述，何以被视为有着不证自明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的历史起源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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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陷入从当下民族国家的正当性来反证帝国的非正当性的循环论证，我们有必要回到理论的历史现场，看看历史上与英法自由主义者的帝国观念——它无疑是帝国思想中最为温和的版本——不同的帝国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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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帝国秩序与世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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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认识上，我们要把握一个要点：对基于帝国现实的世界论述，我们不必以后世的“帝国主义”观念加以否定。我们要回到思想与历史世界中理解思想。事实上，“帝国”之所以成为人们今日进行理论思考的一个重要对象与工具，原因正在于，在人类走向普遍世界的进程中，“帝国”占据了特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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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关于帝国的这种思考，除了19世纪英法等国的思想家外，还可见诸沙皇俄国的思想家。与日本帝国的自我定位类似，同样认为自己因处于东西方文明交汇之处而论述自己民族使命的俄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另外一种关于世界秩序生成机制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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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后世赞誉的伟大思想家别尔嘉耶夫（1874—1948）为我们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洞察。在出版于1918年的著作《俄罗斯的命运》中，别尔嘉耶夫对帝国进行了类型学的分析。他认为英国是一种“文化—经济的和商业—海洋的帝国主义”，但他的目的不是批判，而是认为，“不应该否定英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天赋和帝国主义使命。可以说，英国拥有地理—帝国主义的使命感。这使命感蕴含在最高精神生活的范畴内，人类历史命运的完成需要它”。[4]在这种对英帝国的赞颂背后，有着对世界秩序背后的生成力量与原理的敏锐洞察。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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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把帝国主义问题置放在我们支持还是不支持帝国主义政治的主观—道德立场上来看待。可以根本没有帝国主义热情，甚至厌恶地对待帝国主义政治的许多丑陋方面，却依然承认帝国主义客观上的不可避免和它的客观意义。可以愤怒地看待殖民政治的某些方面，却依然可以承认它有益于文化的世界联合。帝国主义会引发世界大战。但它联合人类，使人类走向统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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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一处，他继续对他的同胞进行帝国的启蒙教育，旨在激发俄国的“帝国主义意识”。这种帝国，因不奉行民族主义政治，从而是一种真正的民族政治，因为只有民族才是世界史的主角。迈向帝国政治，这是人类的命运，因为它超越了民族的封闭，导向的是普遍主义的文明。他这样论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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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的和平主义推崇优良的道德真理，但它不了解形成人类历史命运的道路。这一命运是通过悲剧性冲突、而非通过道德明朗的直路形成的。解决冲突的人类历史道路，包含了很大的危险性、下滑和后退的可能性、回归兽性本能的可能性，但应该勇敢地跨过去，并保存着人的形象。帝国主义的客观意义要比我们称之为帝国主义政治的表面更为深刻和更为远大。不论它的动机如何低级，它的手段如何愚蠢，帝国主义依然会越出民族存在封闭的界域；它还越出欧洲的界域走向世界，越过海洋，联合东方与西方。世界性的热情也在工商业帝国主义中存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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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认识中，俄国是“先天注定的帝国主义国家”。但俄国面临的问题在于，它丧失了帝国主义的激情和真正的精神，丧失了自己的“世界性意义”，这导致它的政治萎缩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政治。后者因为让所有民族厌恶，因而无法让自己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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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换一个方式看问题。如果我们暂时将“帝国主义”的历史负担，诸如“动机的低级”“手段的愚蠢”放置一旁，那么，别尔嘉耶夫对“帝国主义”的论述，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世界主义”的描述。“联合东方与西方”以及“工商帝国主义”的热情，正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末美苏冷战格局的解体与全球化展开的一种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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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上英帝国的属性—“文化—经济的和商业—海洋的帝国主义”—之所以富有探讨的意义，原因就在于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为公正、合理的新秩序有着多重相似性。其中，英帝国相对和平的性格，以及它对19世纪自由贸易体制的维护，成为推动世界走向现代文明的强大力量。而其他后起的帝国，因缺乏成为真正帝国的历史条件而一再动用暴力，“回归兽性的本能”（别尔嘉耶夫）。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这种“兽性”的爆发，而以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为中心的新秩序，则表明了人们对本能的“超克”，近代文明得到了进化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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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文明与秩序的思考，正是人们今日“转向帝国”的背景。当然，此时人们已经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看待帝国的视角，不再纠结于帝国在历史上的具体行为，而是开始关注支撑帝国实践的普遍主义原理。这种理论兴趣，有着特定的经验基础，那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秩序的终结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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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被宽泛地称为“全球化”的现象，还没有触及秩序的原理问题，它仍然是对现象的描述。这个全球化的权力结构、动力机制以及它在文明进程中的溢出效应，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在这种观察和反思中，“帝国”得到了重新激活，而且它还有一个现实的对象，那就是最终在冷战中获胜的美国。对这个以美国为主导力量的新秩序，人们尝试用“新帝国论”来概括它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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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这个“新帝国”虽然有着超越主权范围进行投射权力与利益的能力，但与此前帝国主义意象下的殖民帝国不同，它不再进行领土征服和统治，而是用更广泛、更间接的方式达到控制的目的。这种新帝国的“统治”方式更多的受惠于全球化的发展，而且使得全球化“成为一个更加协调的进程”，“日益使全球化与（美国）帝国融合起来”。它最终的安全政策，只能在“全球霸权野心与自由世界主义的议程”当中谋求实现。[7]这样，“帝国”开始获得“世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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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家”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解放的大潮席卷全球，以主权独立和平等为原则的“民族国家”最终胜出，成为世界秩序稳定的支撑点。不过，这种民族国家在形式上的胜出，却意味着其实质性的（逐步）退场。这一点首先表现在1945年6月25日通过的《联合国宪章》中。在这部划时代的国际公约中，作为民族国家暴力手段的战争，在法律上遭到了禁止：“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第一章第二条第四款），会员国采取集体安全保障体制，“非为公共目的，不得使用武力”（前言）。换言之，传统国家使用武力的权利，在法律上遭到了否定。同样，经济领域的全球化也改变了民族国家的行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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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思考方式与政策已经不再有天然的正当性，曾经被视为至高无上的主权壁垒，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层面上，或者遭到了极大的削弱，或者已经变得形同虚设。更重要的是，对民族国家的统治原理（对外排除性与对内齐一性的强制）的质疑与批判，使得传统帝国的统治原理得到了重新的发现和认识，包容、兼容、自治、自律、差异、尊重等，被认为是帝国秩序下的优良治理原理。这种对帝国显示出的某种宽容，不是源于对殖民帝国暴力的遗忘，而是对拔出毒牙后的帝国的重新认识。这种认识服务于人们对更好的世界秩序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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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说，就实现自由这一现代政治的目标而言，传统帝国的统治原理与全球的自由实现有着更高程度的契合。内在于帝国的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大规模的市场及交换行为，低水准的政治干预，成为帝国与自由亲和的制度条件。当然，这些都是帝国的潜在能力，要转换为自由的秩序，还需要条件；否则，这种帝国可能堕落为传统的帝国主义，回归到“兽性的本能”上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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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权”“自由”“民主”“环境”“市场”这些人类普遍原理的创造或新生，成为约束任何潜在帝国的实质性条件。这些原理正在形成一种普适秩序，有着充盈于世界所有角落的潜在能力，因为这种秩序的普适性，至大无外，至高无上。这种普适性是文明到达的最新阶段的标志，任何后进的民族与国家，只有主动吸收这种普遍性，将其化为己有，才能在当下的“后民族国家”时代得到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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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从人类的历史经验来看，帝国制是一种常态，全球化是一种常态，而近代民族国家反倒是一种特例。这种连续性的、常态的帝国制度的存在，构成了全球化时代人们思考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与经验基础。随着普遍主义原理的自我实现正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制度保障，诸如国际组织机构的发展与国际法的日臻完善，迄今为止的民族国家史观必然面临经验与理论的双重挑战。今日人们对世界主义的探求，在多种意义上继承了帝国时代人们对普遍文明与秩序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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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日］廣松渋：《近代の超克——昭和思 想史の一つの視角》，講談社学術文庫，1989年，第70—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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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 1875—1914》，贾士蘅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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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皮茨：《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金毅、许鸿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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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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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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