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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筑摩書房,1971年,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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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8卷),筑摩書房,1969年,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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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美]入江昭:《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李响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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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美]傅佛果:《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8—1934)》,陶德民、何英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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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日]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筑摩書房,1969年,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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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论述,请参见本章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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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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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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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帝国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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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国对帝国的奇妙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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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日本精神史演化的角度看,20世纪40年代的近代超克论和世界史论是两种关于自我与世界的论述。由于这些观念的流行与日本帝国扩张的鼎盛时期重合在一起,这种特性在给人们提供了不言自明的时代背景的同时,也妨害了人们的理解。后世学者与评论家虽然承认它们是意识形态论述的高峰,但又认为它们是“妄想”或“虚妄”而不屑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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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作为帝国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失败,构成了近代日本失败的一部分。然而,从世界秩序的生成机制来看,日本知识分子的论述首先是他们对世界危机的反应,是一种时代的必然产物;他们有着重建世界秩序的理论热情。因此,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在困局中思考的有效范围,以及尚未被证明为无效的内容,则属于后人探讨的对象。没有人会简单认为,现在的世界秩序是完满的秩序。20世纪40年代前后日本知识分子思考的主题,正是世界秩序的建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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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28日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近代世界秩序的矛盾全部展现了出来。日本的特殊性在于,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日本知识分子就洞察到了近代西方文明自身的矛盾。我在前面的论述中指出过,这种特性源于日本在地理和文明上的位置。这种认知以及它必然充满矛盾的实践——一方面按照西方文明标准行事,另一方面又要抵抗西方文明——使得日本知识分子获得了更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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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于1932年的著作《世界史的哲学》当中,高山岩男对于他所置身其中的世界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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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必须重视的事实是,通过这次所有国家参加的世界战争,包括东洋西洋在内的全世界在真实的意义上获得了统一,成为一个历史的世界。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这个因为各国参加战争而形成的更为紧密关联的历史世界。其次,我们必须重视的是,此次大战意味着欧洲近代性的完全破产。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的争霸;而在这一现象的背后,则是在经济、社会、政治、外交事务当中事实与理想互不相容的思想原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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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从日本帝国失败的结果来看,那么这些说法就既不显得奇妙,也不显得空洞;这是一种对人类的殖民帝国年代的观察、分析与批判。而且,从后见之明的角度说,高山岩男实际上描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世界”的生成过程:当欧洲帝国主义的争霸导致近代性预设的自由理念破产时,人们必须探讨一种新型的世界秩序。这种新的世界秩序,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世界新秩序。今天的人们之所以容易对近代超克论以及世界史论投以轻视的目光,是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帝国扮演了破坏性的角色,从而也得到了特别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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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实际角色的国家和民族,或者说具体的因素,又究竟是哪些呢?人类文明上的这个帝国年代,究竟得到了怎样的超越与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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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帝国年代”,按照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历史分期,大致上是指1875年到1914年这四十年。在他看来,19世纪后期出现的帝国主义有着一种特别的紧张,因为那是“一个商业不确定时期”,列强“扩张和保卫市场的压力都特别沉重”。在这个“脱离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过程”中,国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霍布斯鲍姆的这个说法,将这个帝国年代世界秩序的根本弱点揭露了出来,那就是国家权力的角色。此时的国家,不是服务于自由的商业竞争,而是直接参与竞争。这样,此时人类有限的经济联系与国际法体系,就无法有效约束这种权力。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我们无需再次引用这个铁则。这是一种对事实的描述。不过,这种事实必然要寻求一种新的秩序及其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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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时新晋的帝国日本而言,同样如此:它受到同时代世界的约束,但这个世界又不足以约束它的行为。这样,日本帝国知识分子的思考,必然有着超越意识形态的复杂一面,他们要去思考世界秩序形成过程的复杂性。事实上,当时他们首先面对的就是形成世界秩序的真实力量,即“帝国”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人类试图约束帝国时代国家权力的一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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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付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重代价后,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终于形成。这是一种建立在“民族国家”主权平等原理之上的秩序。在前面引述的高山岩男的论述中,他已经模糊地认识到了这种新的、与帝国主义“不相容”的思想原理。结果,在新的思想原理之下,“帝国”被简化为帝国年代的帝国主义,成为人们批判、厌弃的对象。这种基于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其实妨碍了人们对世界史进程的客观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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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当代美国政治学者珍妮弗·皮茨(Jennifer Pitts)的著作《转向帝国》中,作者感到困惑的问题正是为何在19世纪早期的数十年间,英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会转向帝国、支持帝国?他们为何会卷入“排外而暴力的国际政治”中,从而被视为对“自由人道主义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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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茨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自由主义思想家笔下的帝国观念上。这种观念形成的背景包括对西欧文明的自信、对普遍主义与进步主义的信仰、对本国国内问题(如何确保自由权利不受侵犯)的焦虑等。在分析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时,皮茨指出,尽管“强烈谴责了欧洲的殖民暴力史,但此书却为19世纪读者留下了欧洲文明优越性的信念……以及关于欧洲的开明美德将通过一种非压迫的监管过程,而在不久之后取代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愚昧文化的信念。”[3]从中,我们看到了英法自由主义思想家对待帝国问题的复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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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代日本帝国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矛盾态度,对“东洋文明”多有保留的信仰,对文明教化、文明开化的期待,可以说共同形成了一种亚洲版的帝国视角。在人类走向自由的过程中,帝国的角色得到了保留和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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