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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同很多当时和后世的学者指出的，北一辉被处以极刑，完全是政治判决，而不是基于法律的审判。但反过来说，在当时日本政府看来，叛军要求“维新”的理论基础就是北一辉的学说，这一点倒是很少有人质疑。不仅如此，昭和前期的一系列“事件”，诸如1931年“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以及1932年“五·一五事件”，都被认为受到了北一辉日本革命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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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虽然失败，但日本此后的道路却有着强烈的北一辉印记。日本政府为缓解来自军队的压力，开始实行战时体制，军部进一步得势。据记载，在临刑前，被执行死刑的青年将校高喊“天皇陛下万岁”，但北一辉却拒绝了；他反复诵读的，是已经诵读了二十年的《法华经》。我们可以由此窥察到他精神世界的某种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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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北一辉未必是“二·二六事件”的主谋，将他的学说完全等同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多少存在逻辑上的跳跃。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何以他的学说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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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就在于“革命”二字。北一辉的论述最初就指向了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结构，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现实变革意志，这使得他与同时代强调文明——文化观念的京都学派的理论家们区别开来。在他最初的作品《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中，他对日本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其中在《社会主义的经济正义》一文中，北一辉将贫困与犯罪问题深重的日本社会直接描述为“农奴与奴隶的日本”，对现行体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种诉诸人们日常生活感受的分析与批判，使得他要求对日本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重组的变革目标获得了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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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留意的是，他对“万世一系”的日本官方“国家学与历史哲学”的根本谬误也进行了批判。他这样写道：“因为某些特殊的政治形式，就认为只有日本的国体未像其他诸民族一样经历过历史进化，这其实是一种极端原始的国家观，依然以尊王攘夷的口吻解释整个宪法……”[15]在此，北一辉的理论展现了彻底的批判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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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出的是，在《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中，北一辉还最终描述了未来的世界秩序的形成机制与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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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虽然同时尊重提倡生物进化论的达尔文与提倡社会进化论的马克思，然而作为比他们更为进化的现代人，吾人并非他们教条的信仰者。吾人承认阶级竞争的同时，承认国家事实上的竞争。阶级是横断的社会，国家则是纵断的社会。但随着同化作用的进行，阶级的隔绝将逐渐得到消除。小国家间的对立将随着历史的进化而消失，亦即随着作为个体竞争单位的阶级的进化，竞争的内容也将发生变化。社会主义的世界联邦论主张，随着这一竞争单位向世界单位的进化，国家竞争的内容也将进化为由联邦议会所决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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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通过使用马克思主义有关个体、社会、国家与世界的相关概念和理念，北一辉的理论呈现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特有的世界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的核心就是对历史主体的呼唤。在上述引文中，北一辉改造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引入“国家间竞争”来说明世界秩序的演化原理。由于他用“阶级竞争”替换了“阶级斗争”，他的“国家间竞争”实际上就是国家间的斗争。正如阶级斗争预设的是平等社会的到来，北一辉的“国家间竞争”指向的是“社会主义的世界联邦”，是一种理想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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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引文实际上已经透露了一种世界革命的构想。而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这种构想以更激越的口吻表达了出来。他这样论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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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横跨全世界的大富豪，俄国是地球北半球的大地主。日本的国境线就像零散的米粒一样的岛屿，在国际上处于无产者地位。那么，以正义的名义开战，从它们的独占中夺取土地，日本就没有这种权利吗？欧美的社会主义者承认国内的无产阶级斗争，唯独将国际无产阶级的战争视为侵略主义和军国主义，这种思想根本是自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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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确保日本海、朝鲜、支那的安全，也就是实现日俄战争的目的，必须将远东西伯利亚据为己有，因此必须建立针对俄国的强大的陆军。援助印度的独立，确保支那的保全，以及日本取得南方领土，这是事关日本命运的三大国是。由于这三大国是与英国绝对不可两立，所以日本实际上必须迅速建立强大的海军。如果这次大战有西乡隆盛、明治大帝在的话，与德国陆军东西呼应就会一举使俄国屈服；海军分为东西两部分，将英国舰队分割为本国与印度澳洲防备两部分，那么日本就具有充分的优势将它们各个击破。构筑起北到俄国南到澳洲的大帝国，应该早已指日可待。[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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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北一辉完成了世界革命的全部构想。虽说这是北一辉的狂妄的军国主义想象，但在日本，这种想象却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过程，最终变成了国家和民族共有的意志。这已经不能简单说它只是想象了，因为实际上改变历史道路的，正是这些文字所明确表达的意志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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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近代超克”的高远理想并不能掩饰军国主义者思想的贫乏和手段的野蛮，北一辉的世界革命构想最终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他也因此被日本战后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视为“昭和法西斯主义先驱”、日本右翼的理论代表以及昭和国家主义的理论家。这当然没错，但我们也要注意的是，实际上，北一辉的理论只是近代日本精神史演化的一个特定阶段的象征，他无法独自承担昭和时期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因为作为个体，他显然不具有那样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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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近代日本精神史演化的过程中，北一辉的确“独树一帜”。后世的评论家一般都会注意到北一辉作为右翼理论家的面孔，但从他思想的来源以及最终的指向来看，你也可以说他是最激进的左翼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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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北一辉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者。这种简单的归类会导致我们无法认识其理论的特殊性。北一辉革命学说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理论，他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认识。在世界史进入动荡不安的20世纪30年代后，他的这种世界认识深刻影响了此后日本的历史进程。正因如此，北一辉在近代日本精神史上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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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论述中，国家间的竞争与斗争是根本的社会事实，国家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只是优胜劣败的竞争观念的结果，而不是人们奋斗的最终目的。相反，这种竞争最终将导向相互扶助的“世界联邦”的形成，并且只有在世界联邦中才能真正实现个体的自由。显然，这是无产阶级解放学说在国家层面的一种应用。就此而论，一种关乎个体自由的终极理论内在于北一辉的精神格局中，这使得他区别于其他法西斯极权主义理论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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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北一辉一样，大川周明（1886—1957）同样被视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家，他的理论同样代表了这一时期日本革命者的精神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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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大川本人正是北一辉的志同道合者。1919年8月23日，他还曾亲自到上海寻找北一辉，并将他迎接回国。他是著名的右翼团体“犹存社”以及“日本国家社会主义全国协会议会”的创建者。这个“犹存社”创建于1919年，“几乎是民间全部的法西斯主义者的集合，而且还包括一部分左翼文化人”。在这个团体的七条纲领中，“建设革命日本”、“民族解放运动”和“实行富有道义的对外政策”这三条很耐人寻味。[19]可以说，这个纲领就是近代日本精神自我实现的方案，而所谓的“右翼理论家”，事实上就是近代日本精神自我实现的担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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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川的政治主张和改造纲领可归结为“在日本实行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国家社会主义”。[20]“国家社会主义”的德文说法“纳粹主义”更广为人知。1945年日本战败后，大川周明因鼓吹战争思想，被视为甲级战犯而遭到逮捕。[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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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的目的不是重新解释北一辉或者大川周明，而是要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观念，被北一辉们以特定的方式与社会活动能力极其强大的“右翼团体”结合到了一起，从而对昭和前期的日本社会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日本的对外侵略政策，进一步影响了亚洲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对近代世界的影响，并非仅仅局限于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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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北一辉等人构想的日本革命论，对昭和前期的日本国策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影响的巅峰形态就是由陆军青年将校发动的“二·二六事件”，它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最终完成。日本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打破现状的精神动机，最终在青年将校的身上找到了它自我实现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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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给日本带来的全部影响。事实上，它还为近代日本的浪漫主义提供了最新的精神能量。经由这个观念传播路径，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找到了它的另外一种形态。这里略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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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狭义的说法上，“日本浪漫派”是指文艺评论家保田与重郎（1910—1981）与龟井胜一郎（1907—1966）等人以1935年创刊的同名杂志为中心展开活动的一群知识分子。在广义上，它是指一种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的思潮与样式，起源于明治时代中期。从内容上说，这一派知识分子的文学活动与艺术活动都极力讴歌青春与故乡，倡导回归日本国粹和日本传统，无条件地赞美过去，赞美天皇。唯美、诗意、远方，日本浪漫派凭借出色的文笔与想象，创造出一种超越世俗生活的精神氛围，展现了一种强烈的“近代性”批判特征。这种思想与观念倾向，源于他们对近代日本社会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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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日本”的浪漫想象与强调，事实上构成了民族主义思潮的重要精神来源。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这种浪漫主义的影响，它的成员是1942年7月23日《文学界》杂志组织的“近代超克”座谈会的重要参与者。所以，反过来说，“近代超克”“回归日本”“天皇主义”，这些构成了“日本浪漫派”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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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日本浪漫派是如何获得它的精神动力的？日本思想史学者桥川文三（1922—1983）在其著名的作品《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说》中认为，1940年12月保田与重郎发表的《关于“献给满洲国皇帝之曲”》，表明了“日本浪漫派的精神史和精神结构”。保田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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