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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事变凭借它世界观的纯洁，让我们同时代的一些青年感受到了心灵的震动。那个时代第一等的、也是最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们，他们的内心不是通过转向的形式，而是通过拒绝接受政治事物任何污垢的形式，实实在在地被这种新的世界观打动了。这种时代的全新决意，将当时左翼经济学者的意见甩到了身后。同时，在国家的命运上，这个决意产生了一系列结果，打破了那些人四处扬言的前景。当时我们是这样判断的。事实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满洲国”却是明显地在前进。也就是说，“满洲国”是继法兰西共和国、苏维埃联邦之后，另外一种文明理想与世界观的果敢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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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正属于这个地上世界的表现来告诉我们世界观的，归根结蒂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从某一天开始，已经和苏联没有关系，甚至和马克思本人都没有了关系，而是变成了一种为正义而奋斗的纯粹心情。我们要从世界规模的层面上对日本进行改革；当马克思主义成为表达这种心情的口号时，它的本质就发生了变化。那么，“满洲国”这一思想，它作为一种新思想、作为革命的世界观应该得到怎样的理解？正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日本浪漫派萌生了出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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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桥川将日本浪漫派的起源设定为“作为精神史事件的满洲事变”。你看，在时代的闭塞状况中，军国主义者一手炮制的“伪满洲国”被赋予了最后的希望和寄托。经受过马克思主义洗礼的最出色的青年学生，无法接受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而是采取了与现实政治彻底决裂的对抗态度。但在这个过程中所积累的精神能量，需要转化、释放和升华。于是，“伪满洲国”就成了这些热血青年憧憬的圣地，并将其与法兰西共和国、社会主义的苏联并列，从而具有世界史的意义。这当然是一种浪漫的幻想，但这种时代精神氛围对日本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巨大的塑造作用，却也已经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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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世的评论当中，日本浪漫主义的反现代主义与国粹主义，被认作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1945年日本战败后，它同样被视为历史的尘埃而遭到漠视。不过，按照桥川文三的说法，这种浪漫主义思想作为“某种民族主义发酵的母体”，一直存在于日本社会中。这已经触及了近代日本国民精神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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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日本浪漫主义有着“民族主义”一语所无法涵盖的精神特征。在“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的背后，除了人们容易注意到的近代德国的浪漫主义之外，还有着同时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就是说，被视为右翼保守主义典型的日本浪漫主义，它与同时代左翼的激进思想有着精神上互通的孔道。这是近代日本精神史独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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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左右两翼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中，都有着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印记，而这必然会触发他们的意识变革。这其中的逻辑并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凭借其普遍性观念结构与精神特征，包括对规律、法则、科学、真理和人类解放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压迫、不义、不平等的彻底反抗，同近代个体的自我意识的演变与欲望的解放形成深度的契合，从而在现实解释、观念操控与行动导引上发挥了强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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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代日本独特的演化路径，这种“契合”程度尤其深刻。明治维新前后的十余年间，日本出现了从严格的封建身份等级制到近代万民平等的转变过程。这个旧制度解体的过程，同时是近代个体获得解放的过程。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中江兆民为代表的自由民权论的出现，无疑是这种个体自我意识的表达。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彻底摧毁了经济生产上的旧制度，个体被彻底释放到了社会空间中，他们的欲望开始寻求新的表达工具。这时候，马克思主义以其人道主义势能与阶级斗争观念的锋芒，迅速捕获了一批日本知识分子，从而帮助他们找到了自我实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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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提到的北一辉、大川周明、保田与重郎等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思想与行动方案的高度关联。这或许是因为，与传统的左翼思想家相比，日本右翼思想家往往有着阳明学的精神底色，注重知行合一，更富有活动能力，因而他们的精神轨迹往往更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现实政治进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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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精神史上，作为日本言论空间中唯一的天皇制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者，马克思主义给了日本右翼思想家一种与权力对决的话语平台和自信，而这种对抗的结果，自然最终表达为精神的解放。同时，内在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于执着或者说被禁锢于“东洋—西洋”认知框架的日本知识分子而言，也具有内在的亲和性。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批判“近代性”与“西洋”的理论，从而也是批判近代资本主义及其全球生产秩序的理论。这种批判性格与近代日本精神的属性可谓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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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近代日本的民族精神视野进一步开阔起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史发展阶段的宏大叙事，扩大了日本知识分子的“世界”感觉—日本同所有西方国家一样，都处于这个伟大的世界史进程当中，因而要从“世界”的角度思考自己，进而找到问题的出口。这种普遍的世界史定位与其精神史上的“近代超克”问题意识发生了共振，成为20世纪40年代“太平洋战争”期间，大量马克思主义学者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而“转向”拥护体制的深层心理原因。[23]换言之，在“转向”现象的背后，有着民族自我意识的深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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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后日本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经济高速发展，近代以来日本与世界高度紧张的关系最终得到了解除。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理论家追求的经济平等、政治民主化以及权利的保障等，在日本获得了高度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以“超克”为动力机制的日本民族主义的角色已然终结，或者说，世界史在日本首先迎来了自己的终点，而“民族国家”被赋予的“超克”使命也就此终结。在这一进程中，始终处于权力批判立场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贡献了独特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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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三、民族与世界：东亚世界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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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两节中，我们从两个渠道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对近代日本精神的影响。现在，我们要转向第三个渠道。如果我们将前两个渠道分别称为“学术的”和“民间的”，那么第三个渠道则可概括为“官方的”。当然，日本近代史上并不存在“官方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说法，所以这里说的“官方的”标签，需要做出限定和解释。简单地说，它是指马克思主义通过特定的过程影响了官方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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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彻底失败，解除了它自近代以来与世界的紧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终结。那么，考虑到近代日本对建构世界秩序的激情与智力投入的历史，这种“终结”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不是一种早熟状况，从而熄灭了日本知识精英持续探求未来秩序的热情？或者，它意味着主宰近代世界秩序的欧洲中心主义与近代性的终结？这种历史终结之后，民族国家与世界秩序获得了怎样的安排？[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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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有必要换一个角度，看看体制内的精神动向。在下文中，我将以西田几多郎的弟子三木清（1897—1945）为例，继续分析马克思主义对于日本精神演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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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木清于1922年到欧洲留学，1925年返回日本，1927年开始在法政大学任教。随后数年间，他相继出版了《唯物史观与现代意识》（1928年）、《社会科学的预备概念》（1929年）、《历史观念论的诸问题》（1929年）、《观念形态论》（1931年）等著作，一跃成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被后世誉为“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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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他因资助日本共产党的活动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转而成为政府的智囊。在这期间，他有关民族与世界关系的言论，尤其是他提出的“东亚协同体”，为我们留下了特别值得讨论的文本，因为“中国问题”是这一文本的核心。[25]1945年6月，他因为帮助一位反对战争的日本共产党党员，被日本帝国警视厅依据《治安维持法》逮捕，最后在9月26日惨死于狱中。三木清曲折的思想与政治经历，折射出了多重的日本精神史的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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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木清的战时言论与思想，主要发表于他在担任“昭和研究会”委员长期间。“昭和研究会”成立于1936年11月，是近卫文麿的智库，以调查研究日本帝国的内外政策为宗旨。由于近卫于翌年出任首相（近卫先后于1937—1939年、1940—1941年以及1941年三次出任首相），“昭和研究会”事实上是近卫当政期间日本政府的智库。研究会先后出版的《新日本思想原理》（1939年1月）与《新日本思想原理续篇：协同主义的哲学基础》（1939年9月），被视为三木清的个人作品。正是在这些作品中，三木构想了“东亚协同体”理论，并得到了当时知识界的呼应。因此，我们有必要阐明，在“东亚协同体”这种思想与方案的复合体中，三木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究竟提供了怎样的思想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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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近代日本来说，它一直被如下问题所困扰：日本到底应以何种方式成为东亚与东洋文明的盟主？它要如何处理与传统东亚文明秩序的核心中国的关系？这种构想中的东亚究竟怎样才能保证其不同于旧的世界制度，因而具有更为文明的特征？如何保证这种文明超克了西洋文明的弊端，并使得日本文明获得新生？随着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展开全面侵华战争，这些理论问题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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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这是近卫内阁的第二次对华声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帝国希求之所，在于建设能确保东亚永久安定的新秩序。”而此前日本政府的官方声明，将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的军事行动仅仅表述为“暴支膺惩”，并且采取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态度。同年12月22日，近卫再次发表了以“善邻友好”“防共共同防御”“经济提携”为原则的谈话。1938年，战争已经出现陷入持久战的迹象，日本政府被迫进行政策转换。这是“东亚新秩序声明”的背景。[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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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声明的表面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希望中国能“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任务”。不过，这里要注意的不是日本这种所谓的政治意图，而是在长达一年多的全面战争中未被表达的日本帝国的意识，或者说它的欲望。从精神史的角度来说，就是彻底地“超克”中国这一深埋在日本民族意识深处的欲望。正因为这种无意识层面欲望的存在，日本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对华认识。它“坚信”自己解决“事变”声明的“真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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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曾经担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服部卓四郎出版了他编撰的战史；其中，他对近卫的声明留下了这样的评论：“近卫声明是随着事变的全面扩大，作为日华将来的基本课题，经过长期酝酿的结晶，它向中外表明了日本关于解决事变问题的真实意图和善良愿望。”[27]一个完全建立在牺牲中国主权前提之上的声明，它的意图竟然“真实”，愿望竟然“善良”，这就不是自欺欺人所能解释的了。战局虽然进入了僵持阶段，但日本认为它已经“解决”了中国问题。正因如此，当这种欲望的实现开始落空时，日本才开始重新正视这个自己意识深处的“他者”，或者说是“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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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回到这个新秩序声明上。“东亚协同体”，这一所谓表达和论证“东亚新秩序”的理论就是在同一时期出现在日本的言论空间当中的。[28]我们可以说，所谓的“东亚新秩序”就是“东亚协同体”在政治上的表达。因此，这个理论具有“体制内”性格。这种性格表明，明治维新之后在日本的世界政策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大陆政策”，在总体战争的压力下终于开始定型，成为相对成熟的理论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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