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64443
分身：新日本论 [附论]
1702264444
1702264445
大正民主主义
1702264446
1702264447
人民觉醒的光与影
1702264448
1702264449
一、大正时代的精神危机
1702264450
1702264451
日本马克思主义在大正时代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当时相对自由的言论环境和蓬勃展开的社会运动，在日本近代史上被称为“大正民主主义”。
1702264452
1702264453
在战后民主主义话语中，有一种强调民主主义“内生”的观点，认为1945年日本战败后出现的民主主义并非单纯源于占领军对日本的改造，而是有着本土的历史经验。除了明治时代前期的“自由民权”运动，被概括为“大正民主主义”的大正时代日本的民主化运动，是这种观点的主要经验基础。这里我们要关注的是，“大正民主主义”在近代日本精神史的脉络中有着怎样的位置。
1702264454
1702264455
在现代日本的语境中，“大正时代”这一说法会让人们在脑海中浮现出经济高速发展、文化空前繁荣、民众政治运动高度活跃的画面。有人甚至称其为日本近现代史上的“小阳春时代”；这是一个充满着清新、温和与希望的说法。当代日本国民的这种印象，并非空穴来风。竹村民郎在其著作《大正文化：帝国日本的乌托邦时代》中对这一时期文化史的描绘，佐证了上述印象。不过，作者的描绘与展示并非出于个人的怀古趣味，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为了重新评价当今的民主与大众文化，我认为首先有必要对其根源，即大正民主与‘大众文化’的特征进行整体上的把握。”[1]这种整体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时代的精神。
1702264456
1702264457
不同于后来的对民主主义的赞美与盛世印象，同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首先看到了问题。当时的著名作家、评论家德富苏峰在《考验国民之际》（1914年）一文中记下了如是观感：“如今日本正在丧失中心点。政府无威信，军队无威信，就连政治家也无威信……我们既听不到在旷野中呐喊的预言家的声音，亦看不到站立街头，试图指导国民的先觉者的影踪。人们彼此猜忌，对自己亦疑虑不安。黑暗即将来临。”[2]这是一种关于时代精神危机的描绘。那么，大正时代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形态？
1702264458
1702264459
以后世视角言之，“后革命时代”这一说法可概括大正的时代气质。这里所说的“革命时代”是指整个明治时期。1868年维新前后十数年间日本国内的武装流血冲突，以及1894年后的大约十年间明治政府对中国与俄国发动的两场对外战争，先后在国内与世界上确立了近代日本的法律秩序。前者以确立了国内立宪体制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为标志；后者则以确立了东亚新世界秩序的条约体系的签订为标志，由1895—1910年间日本参与签订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日英同盟条约》《朴茨茅斯条约》《日韩合并条约》等一系列国际条约构成。这些条约的签订，使得日本在东亚世界秩序中获得了优势，确立了日本在世界政治中的大国与“文明国家”的地位。那么，这种状况是否意味着日本已经站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沿？
1702264460
1702264461
事实并非如此。随着明治天皇在1912年的驾崩以及继位者大正天皇天生体弱，日本进入了一种后革命时期的日常状态。由于现代化成就斐然，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与自由化日渐深入人心，明治时代“文明开化”（向世界先进文明学习）的国家目标逐步丧失。明治日本对普遍文明的渴望，被成为政治帝国的欲望所替代。前面引述的德富苏峰的评论，正是对这一后革命时代的新事实的敏锐反映，是当时“忧国”之情的一种表达。正因如此，帝国时代日本知识分子对民主主义的思考，给后世留下了更富有启发意义的经验教训。
1702264462
1702264463
二、民主主义还是民本主义？
1702264464
1702264465
首先，“大正民主主义”这一说法的对立面，不仅仅是指昭和前期（1926—1945）的极权主义，更是针对明治时期的权威主义而言——明治天皇被塑造为日本这个神国与神圣家族的慈父。大正时代“大众”的出现，与个体丧失此种意义上的精神权威后的解放有关。事实上，“大众社会”的出现，正是20世纪初日本社会的最大变化，它构成了大正时代民主的社会环境。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框架中，这种变化意味着人民的觉醒。
1702264466
1702264467
大正元年劈头而来的“大正政变”，奏响了大众时代到来的音符。1912年12月，陆军与政府因增设师团的问题发生冲突，结果导致内阁更迭。对此，民众高举“打破阀族！反对增师！拥护宪政！”的标语，在议会外展开了倒阁运动。1914年1月，日本海军高官接受德国与英国两家公司贿赂的事实被发现，加之纺织品减税问题，民众再次展开抗议运动，令内阁再次垮台。明治国家的权力与藩阀官僚主导的政治秩序，开始面临政党及其背后的大众的挑战。1918年，并非“华族”（明治时代确立的新贵族体系）与“藩阀”（传统政治集团）出身的原敬出任首相。原敬内阁的成立，通常被视为日本政党政治形成的标志。1925年，日本制定了普通选举法，规定25岁以上的男子都有众议院的选举权。
1702264468
1702264469
上述历史过程确实表明了日本的民主化趋势。只是，这一过程可以归纳为“民主主义”吗？著名的政治学者吉野作造为此进行的理论化工作，反映了这一时代的政治意识。
1702264470
1702264471
在发表于1914年的《论民众的示威运动》一文中，吉野认为，大众的登场已经是超越了当政者好恶的事实性问题，因而他呼吁当政者进行政治改革。1916年，他发表了著名的《论宪政之本义及成就其有终之美的方法》一文，用“民本主义”或“民众政治”来指代通常的“民主主义”说法，展开时政议论与批评。他使用“民本主义”等替代性说法，并非仅仅源于当局者对“民主主义”的忌惮，事实上出于他对政治事务的深刻理解。吉野稳健的政治理论使得他成为提倡改良的建制派，从而与同期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区分开来。由于吉野的政论被视为“大正民主”的指导理论，这里略作介绍。
1702264472
1702264473
首先，吉野认为，民众的登场有助于“立宪政治”的发展。这是因为，明治政治遗留的最大问题在于“暗室政治”，即在事关政权授受的问题上，藩阀间进行暗箱操作，损害了政治的正当性；同时，贵族院与枢密院权力过大，众议院的作用未得到激活与发挥。他就此论述道：“事物本来就有利害两面的问题，民众政治自然有弊害。然而若举出弊害，寡头政治更多。仅因寡头政治是暗室政治，不正之事难以显露而已。民众政治因是大敞大开的政治，半点不正行为也难逃人们的耳目。”[3]在吉野看来，一国的政治以“公明正大”为第一义，事不论好坏，原则上不能容许有秘密的存在。这是防止政治腐败、维持政界洁白的唯一办法。同样，吉野对民众的觉醒也没有无条件地赞美，而是率先指出了潜在的“弊害”。
1702264474
1702264475
针对为政者对民众政治的反对，吉野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辩驳。第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民众政治与国体不合，违反宪法。从明治宪法条文上说，认为主权属于人民自然违宪。但吉野认为，这不符合宪法的精神，明治天皇在维新之际曾公布《五条誓文》，其中一条就是“广开议会，万机决于公论”。吉野认为只要诉诸这条明治政府的立宪时刻（革命时刻）的政治原则，议会政治及其所代表的民众政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就会得到明证。后革命时代的困局只是一种政治不作为的表象，它掩盖了一部真正的宪法自身具有的生命力。
1702264476
1702264477
第二种反对意见认为，让无知的人民参与政治无异于授利刃于孩童。吉野对此辨析说，即便受过教育的人对政治通常也是不明所以，民众政治对人民只有一种最低限度的要求，即能否对自己要选举的代表进行人格判断——判断哪一位代表品行高洁，哪一位代表值得信赖，最终哪一位代表值得托付国事。对为政者心术的真伪进行判断，这是群众的本能。
1702264478
1702264479
第三种反对意见强调民众政治的各种弊端。吉野认为，这只是言过其实的自我恐吓。比如，针对当时日本国内弥漫的反美情绪，吉野坦然承认，美国政治的确有问题，绝非完美，然而从总体上说是利远大于弊。他论述道：“今日的大总统威尔逊无需说，此前的塔夫脱总统、罗斯福总统、麦金莱总统，皆是足以载入世界历史的伟大人物。……大多数的美国总统无论是在品格上还是在政治能力上，都不仅仅是一代伟人，更可称为世界史之翘楚。美国总是将此等人物选出，令其主导国政，我们又如何能咒骂美国，认为他们为民众政治所拖累呢？”[4]在他看来，民众或者说大众的出现，同时带来了一种新政治的可能。
1702264480
1702264481
不过，吉野并未陷入民主主义至上的理念世界与教条主义当中；作为政治科学家，他要考虑日本社会的经验现实。从原理上讲，议会政治是今日大众时代的“最良的制度”。但作为日本“今日最良的政治”，那只能是“以民众政治为基础的贵族政治”，日本国民需要伟大精神的导引，而最能领悟此精神者必须在国民的监督下从事政治活动。显然，这正是他对同时代“专制的宪法论”的同情与理解。事实上，19世纪中期以来日本的政治历程，正是在一种堪称伟大的精神的导引下才得以顺利展开，而民众也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了教育，并逐步走向成熟。
1702264482
1702264483
上面简要的介绍表明，无论是在理论认知上还是在实践智慧上，吉野的政治论都达到了时代的最高峰。他对日本政治进程的观点，甚至可以与马克斯·韦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德国提供的政治处方相媲美。韦伯曾经指出，尽管议会民主制有很多的缺点，但在大众时代，它在教育国民“政治成熟”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5]从近代日本精神史的演进来看，吉野作造的民主主义理论代表着同时代日本民族精神的一次新的解放。
1702264484
1702264485
然而人类事务的悲剧性特点，如果用英国作家哈代（1840—1928）在其小说中的说法就是：“呼唤者与被呼唤者，很少相互应答。”吉野的呼唤并未即刻反映到现实政治进程上。但这并非源于命运的安排，而依然是人智之不虑。吉野的忧国怀抱与理论洞察，与大正十五年间的国内政治大体合拍。然而在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上，他却未能领先时代一步，为日本的宪制发展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支持。
1702264486
1702264487
他未能充分意识到，只有同步参与到世界文明的进程当中，才能为日本建立持之久远的政治体制。
1702264488
1702264489
三、大正国际合作主义的失败
1702264490
1702264491
后世论者对大正民主主义的关注，对战后日本民主化过程中本土资源与内生性格的强调，包含着对民主化进程的特定误解，以及对国家在所处的世界社会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的忽视。与民主这个内部视角相应，世界政治层面上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理解日本政治演进的关键的外部视角。
[
上一页 ]
[ :1.70226444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