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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大为减退，日本则趁机加强对华影响力，于1915年1月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这一行为可谓日本帝国欲望的赤裸展现。它试图完全控制中国，但这种局面对日本而言绝非福音。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十四点”宣言，成为奠定战后世界和平与世界新秩序的基础。1920年国际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世界秩序向法律化方向的迈进。然而，日本已经开始与形成中的新文明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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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宣言所显示的世界政治原则和理念，显然代表了文明的进步。然而，时任日本内务大臣的后藤新平（1857—1929）在给首相寺内正毅（1852—1919）的意见书中却认为，美国的构想“其内在的本质是道义的侵略主义，亦即披着公义人道外衣的伪善的大怪物”。这是日本当时的主流思想。当时日本要求将“废除人种差别原则”写入国际联盟规约，遭到英国、美国等的反对，更强化了日本的这种认识。北一辉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将日本定位为“国际上的无产者”，表达的正是日本的屈辱感和在世界上继续革命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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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凡尔赛体系确定的国际联盟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日本还是审时度势，表现出对国际秩序的相应的协调及合作。1921年11月，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在华盛顿召开限制军备会议。1922年2月，列强与中国共同签订了《九国公约》，要求保证中国的主权独立与完整，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同年，日本同意将《凡尔赛条约》中德国让与它的胶州湾归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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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国际政治学者E.H.卡尔曾指出：“迫于英美联合阵线以及世界舆论的道义压力，日本被迫接受了这样的结果，这即使不是公开的失败，无论如何也是对它的野心的严重抑制。”[6]问题在于，日本从中体味的却是劣等的自我意识——日本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大国。因此，日本国内打破现存世界秩序的冲动与呼声，一直不绝如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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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此间做出的与世界同步的努力，“币原外交”的实践是其中可圈可点者。1924年6月，前任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1872—1951）出任加藤高明（1860—1926）内阁外相。在就职演说中，他说：“今天，以权谋权术为目的的政略乃至以侵略主义为政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外交只能在正义和平的大道上前进……此前由少数专家把持的秘密外交，今后必须在获得国民的谅解、征询国民意见的基础上进行。”[7]这虽是对威尔逊“十四点”声明第一条的重述，却是日本政治家试图挽回日本走向孤立主义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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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时更准确地触碰到了时代的脉搏：“国家作为国际斗争的团体的时代，已成为遥远过去的噩梦；如今，国家是背负着建设世界永久和平与实现人类永远幸福使命的团体，是进行国际间相互合作的团体……为狭隘的国家主义辩护，这只能说是对时代前进步伐与趋势的盲目与短视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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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加藤内阁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1868—1956）的世界认识则完全相反。他反驳道：“数年来‘人道和平’这种我们所憧憬的美丽动听的声音一再响起，但那都是空洞的声音，因为规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到底还是‘实力’。尤其是在白皙人种与有色人种之间的对立上，这一事实表现得最为露骨……倘若将强大的国军从日本剥离出去，那么日本还能强在何处？”这是当时日本主流的世界认识。在当时的军政结构当中，为未来的“总体战争”做准备，可以说是政治家的共识。[8]值得一提的是，从其后的历史事实来看，币原喜重郎的理想主义战胜了宇垣一成的现实主义。这种结果并非偶然；理想主义的胜利，是人类文明自我纠正与进化的机制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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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革命的展开，日本为强化控制其在中国攫取的不当利益，试图摆脱《九国公约》的限制。1928年5月的“济南出兵”，实际上是对中国革命与国家统一的直接干涉；1931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随后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1932年5月，海军青年将校发动政变，袭击首相官邸，枪杀了时任首相犬养毅，日本军部势力进一步膨胀。此后，日本退出国际联盟（1933年3月），开始沿着自己设定的道路一意孤行。此举导致日本自身和世界进入了严寒的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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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正民主主义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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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革命时代的日本而言，推进宪制的落实是其固有的发展问题。大正政治体制若能镶嵌于适当的世界社会中，假以时日，当可向健康的方向成长。然而，由于日本自行打破了世界政治这一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它最终丧失了保证自己健康成长的目标校正与文明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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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日本作为“凡尔赛—华盛顿”体制下的大国的优越感与耻辱感，在大正“民主”时代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当然，从近代日本精神史演进的路径来看，这种面对西方列强的优越感与屈辱感一直潜藏在其自我意识的深层。1932年12月8日，日本在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松冈洋右（1880—1946）用英语做了题为《十字架上的日本》的即兴演讲，据说“足以让日本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他在演说的最后为世界留下了如下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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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日本人已经做好了接受考验的准备。欧洲和美国的某些人不是想把20世纪的日本钉在十字架上吗？各位，日本眼看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相信，并且确信，过不了几年，世界的舆论就会因日本而改变，就像拿撒勒的耶稣被世界理解一样，我们最终也会被世界所理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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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激情的政治言论广为传播，与“大众”固有的均质性格、对平等与自由的幻想、对政治参与的热情产生了共振。这种激情并非偶然，它深深扎根于近代日本的自我意识与欲望当中，它就是近代日本精神史的一种症候。问题在于，这种激情与大众的结合，进一步为帝国积蓄了挑战世界的精神力量。在这些精神机制与现实世界政治的相互作用当中，日本民族一步一步走向了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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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政治文明这种事关人类命运事务的最高标准来看，大正时代的文化繁荣与经济建设的各项成就，其实微不足道。专制主义体制必然将其置于人的尊严与人性的对立面，这也决定了大正时期日本的大国地位在本质上的脆弱属性。大正民主主义也并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包括“民主主义”在内的近代政治理念与实践，如果不以更高的精神维度与秩序加以约束，它的正当性并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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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时代的精神，并未面向真正的文明进程，这也是大正民主主义在日本精神史上的界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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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竹村民郎：《大正文化：帝国日本的乌托邦时代》，欧阳晓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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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日］橋川文三等編：《近代日本思想史大系4 近代日本思想史2》，有斐閣，1970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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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吉野作造：《日本の名著48 吉野作造》，中央公論社，1972年，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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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吉野作造：《日本の名著48 吉野作造》，中央公論社，1972年，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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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拙著：《马克斯·韦伯与中国社会科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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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英］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1919—1939》，徐蓝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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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处及以下引用，转引自［日］橋川文三等編：《近代日本思想史大系4 近代日本思想史2》，有斐閣，1970年，第127—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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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日］纐纈厚：《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研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渊源》，顾令仪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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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鸟海靖编：《近代日本的机运》，欧文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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