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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明白，面对“联合国远东委员会”（同盟国一方组建的负责监督对日占领的机构）以及美国国内要求严惩天皇的舆论，为什么保卫天皇反而成了GHQ的紧急任务了。[8]通过与日本帝国政府的合作，尤其是通过创制被誉为“和平宪法”的《日本国宪法》的方式，在1946年5月东京战犯审判开庭之前，GHQ最终决定并实现了对天皇不起诉的政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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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除了来自联合国一方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压力外，日本国内也出现了批判天皇和天皇制的声音。这种批判的声音，主要来自此前一直被镇压的日本共产党以及日本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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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10日，被囚禁监狱长达十八年之久的日本共产党员德田球一、志贺义雄等获得了释放。同日，他们以“日本共产党出狱同志”的名义，发表了《诉诸人民》的文章，其中第三条主张就是“打倒天皇制，基于人民的总体意志建立人民共和政府”。在随后的文章中，他们对天皇制和军国主义进行了措辞极为激烈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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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军事警察基于封建意识形态的残暴镇压，视人民不如家畜的暴虐政治，伴随着殴打、拷问、监禁、虐杀的殖民地榨取即军国主义的侵略，这些与成为世界的天皇的幻想紧密结合起来，这就是天皇制的真实本质。他们自己的广告词正好暴露了他们的欺骗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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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他们的批判并非仅仅基于激情。这些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虽正是因为此前在理论和实践上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华侵略战争而遭受日本政府的逮捕与囚禁，但这种个体遭受的政治迫害还不足以说明他们此时的信念。事实上，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帝国主义战争关系的理论阐述，他们很早就预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日本战败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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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战后初期阶段，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仅因为遭受权力迫害而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还因为他们预言的精准性获得了理论上的制高点。作为现实的斗争策略，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首要的任务就是在战败的日本进行“民主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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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注意的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深知天皇在日本社会中的角色。他们认识到，天皇制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是以天皇的绝对价值为基础建立而成的。对于这个绝对价值，德田球一等人也无法进行批评，因此他们的批判只能停留在制度及其后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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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在1945年4月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的日本代表野坂参三（1892—1993）做了题为《建设民主的日本》的报告。在谈及天皇与天皇制时，他注意到日本国民“皇室信仰”与天皇“半宗教的影响力”，在解放纲领中只是说要“废除天皇制”，而特意强调不主张“打倒天皇”与“打倒皇室”。[11]事实上，尽管有着道义与理论的光环，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打倒天皇制”口号从最初就未获得民众的支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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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3日，以GHQ草案为基础创制的《日本国宪法》正式开始实施。宪法的第一章第一条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自此，战败时期的日本政治家在法律上保卫国王的“战役”取得了成功。这种成功，事实上延续了贯穿于整个近代日本历史的“尊王”的精神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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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以后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的契机固然是日本的战败，但在这个事件的开端处，留下了日本固有的精神痕迹。今天，人们多用“自由民主主义”制度来表明现代日本的政治制度。这种说法当然正确，但它无法触及的问题是，除了政治和法律上的民主主义制度安排之外，日本国民对民主主义究竟有着怎样的感受与理解？毕竟，近代日本的崛起与失败，给人们留下了强烈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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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起大落的时代境况，容易导致日本国民从精神的角度去理解时代自身。对于此时的日本国民而言，民主主义首先是一种精神事物，因为它来自“战败”这一独特的历史事件。说它是精神事物，是因为在战争时期，日本帝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将战争精神化了，战争变成了一种精神事件。我们前面讨论的“近代超克”就是这种战争精神化的反映。1945年8月20日，京都学派的高坂正显在一篇文章中呼吁日本国民以“死而后生的精神态度”应对“新日本的历史创造”的任务，可以说是一种将战败精神化的努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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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知识分子只是表达了精神化的意志，但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我们看到了这种精神化的真实力量，那就是王权的发动。在1945年8月9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裕仁天皇做出“圣断”，决定投降，近代以来的“攘夷”运动至此告一段落。从表面上说，这是“攘夷”运动的失败，但“尊王”观念却由此再次升华。天皇“王权”的发动既是日本近代历史的终结，又是现代历史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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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近代日本从国家制度到个体精神秩序的原点在于天皇，那么，天皇在战争结束时的政治行动，同样是其后规定日本政治与个体精神秩序的强大要素。进一步说，天皇在终结旧制度、创造新秩序时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决定了此后日本民主主义制度的命运。日本在战后几年间进行的国家改造，如同主要当事者、从1948年到1954年连续担任首相的吉田茂（1878—1967）承认的，是一场完全的“不流血的革命”。[14]吉田茂将这一革命的成功归因于日本国民诚实、乐观、好学等品性，但实际上，这些因素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天皇为革命秩序提供了权威以及意义上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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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战败后日本这种不流血的低成本革命之所以可能，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天皇王权的直接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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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么说的根据，并不是仅仅凭借《大日本帝国宪法》所规定的天皇权力，而是因为，最终赋予法律条文生命的是民族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人们尊崇的不是法律上的天皇，而是天皇在它们内心深处所唤起的一种信念与意义。作为明治日本政治制度的天皇制虽然终结了，但“天皇”——它的本质是国王代表的“王权”——自身在政治哲学上的深刻意蕴与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依然是有待深入揭示与解释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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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具体看一下天皇在这一决定日本命运时刻的政治行动。天皇政治行动的标志性事件，是他发布的两篇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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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是著名的《终战诏书》。1945年8月15日正午12时，日本以广播的形式向国民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结束战争。这个广播播送的是裕仁天皇的诏书录音，在前一日深夜秘密录制而成，史称“玉音放送”。这是日本国民第一次听到天皇的真实声音。从政治和法律上而言，这份诏书终结了一个时代，但也因此强化了天皇对日本国民精神的影响。在人们的经验世界中，每年到了8月15日这一天，广播、电视等媒体都会播送一段“玉音放送”，天皇的声音可以一再唤起日本国民的历史记忆。为了叙述方便，这里抄录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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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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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已饬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共同宣言。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朕之拳拳不忘者。此间所以宣战于英美二国者，亦实出于帝国自存与东亚安宁之故也。至若排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本非朕之志也。然交战已历四载，朕之陆海将士勇武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庶众克己奉公，各尽所能。然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于我不利。加之敌人开始使用残虐炸弹，频频杀伤无辜，惨害所及实不可测。若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亦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斯，朕将何以保全亿兆赤子，何以陈谢于皇祖皇宗神灵之前。此所以朕饬帝国政府接受共同宣言之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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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始终与帝国协力于东亚解放之各盟邦，朕不得不深表遗憾之意；念及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之帝国臣民及其遗族，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身负战伤、蒙受灾祸、丧失家业者之福祉，亦朕深切轸念之所。惟今后帝国所受苦难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耐其所难耐，以为万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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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兹得以护持国体，信靠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与尔等臣民永在。至若激情泛滥而滋事端，或同胞相互排挤、扰乱时局，由此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乃朕之所忌讳者。宜举国一家，子孙相继；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信道义，坚守志操；誓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落后于世界之进运。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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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至关重要的历史文件中，天皇事实上以极其精炼的语言表明了近代日本的国家理由与精神历程，那就是谋求“帝国自存”与“东亚安宁”。从精神史的角度来说，它们正是“尊王攘夷”这一帝国精神的自我表达与现实要求。只是，因为“战局并未好转”，并且敌人使用“残虐炸弹”，为“保全亿兆赤子”，现在天皇要求日本帝国接受投降条件。这些说法，再次将近代日本的自我与世界认识呈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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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认为，在当时殖民帝国主宰的世界秩序当中，日本发动的战争具有双重的性格：针对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日本的行为是侵略战争；针对英美等西方列强，日本发动的战争属于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本身不涉及正义性的问题。这是战后日本历史认识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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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诏书自身并未直接表明上述两种战争正义与否的问题，因而一直为左翼学者所批评。比如，诏书仅仅宣称“宣战于英美二国”，却完全无视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16]这种历史认识造成的历史后果延续至今。事实上，在现代日本的一部分历史学者的认知当中，“日中战争是近代日本对外战争中持续最久的战争，在广义上的牺牲者数量超过了日美战争……然而，与日美战争相比，日中战争已经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远去”；明治以来日本未能与中国建立安定的关系，“这种状况至今依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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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指出《终战诏书》的这种历史认识性格的目的，首先是要说明它在近代日本精神史演化中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所谓“玉音放送”这种形式，即天皇通过广播亲自宣读诏书的形式本身。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大立法者在革命时刻诉诸和面向人民的演讲形式，是东亚王权的本能反应。当然，这是一次被迫的、从上而下的“革命”。正因为这种革命的特殊性，天皇的出场使得日本平稳地迎来了和平，而与这个和平同时到来的正是“战后民主主义”。诏书事实上是在无形中召唤人民的出场，尽管在诏书中被表述为“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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