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64652
1702264653
由此我们可以说，《终战诏书》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使得两个时代实现了无缝对接。诏书之所以能发挥这种作用，正得益于它所体现的权力，即“王权”。这种王权有着东亚王权的普遍主义性格，因为它时刻诉诸“东洋”的道义属性，并指向理想的普遍世界的创造。
1702264654
1702264655
值得注意的是，诏书的这种王权性格，同时是近代日本精神的一种凝缩。根据历史记载，诏书由时任内阁书记迫水久常和汉学家川田瑞穗起草，随后由阳明学者、大东亚省顾问安冈正笃加以润色而成。这位安冈正笃另外为人所知的身份就是昭和时代右翼团体“犹存社”会员以及“金鸡社”的创始人。
1702264656
1702264657
安冈正笃修改的主要是“忍其所难忍，耐其所难耐”这一句前后的两句话。他在这句话前面加入了“义命之所存”一句，在后面加入了“为万世开太平”一句。前一句取自《春秋·左传》中“以信行义，以义成命”一语，后一句取自北宋著名儒学家张载《张子语录》中的著名说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过，在随后的讨论中，由于内阁成员不理解“义命”二字的含义，并且以辞典未收录这一词语为由，未采用安冈的说法，而是改为“时运之所趋”。据说，安冈得知修改后，怒斥当事阁僚“无识”，感叹“此乃千岁之恨事”。[18]
1702264658
1702264659
这种感叹并非空穴来风。在安冈看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是“义命之所存”还是“时运之所趋”涉及本质的认知问题。“义命”由儒学的核心观念“义”与“命”组成，意思是“正道、天命”，是儒学的古典语汇。将接受公告的理由解释为“义命之所存”，是把日本的行为置于东亚古典文明的传统中，其宣布结束战争，乃是道义使然，是主体选择行为；与此相对，后者则有被迫、无可奈何的含义。
1702264660
1702264661
因此，围绕诏书文字上的这些修改不仅仅是修辞问题，文字体现的正是此前日本帝国的精神世界自身。从这个角度来说，由水户学开创的近代日本“尊王攘夷”的精神品性，在这一诏书中为日本留下了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遗产：“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东亚传统儒学普遍和平主义的最高表达。
1702264662
1702264663
在这篇诏书中，“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宋朝新儒家特有的气魄无疑极大提升了“尊王攘夷”精神的视野和格局。如果说“尊王攘夷”还有其历史的、排外主义的局限，那么“为万世开太平”则是纯正的普遍主义精神了。战后日本国民坚定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当然不能简化为诏书的影响，但二者在精神上呈现出的某种同型性，却也透露出了历史的另外一种真相。
1702264664
1702264665
关于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思想，人们多持“外来”说，即源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联合国占领军无疑以它所依据的法律和政治权力，主导了日本的民主化改革。不过，如果过于强调这种外来的因素，我们就看不到内在于日本精神史与政治实践中的因素的影响。比如，上面提到的《终战诏书》中“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的政治意志，就不仅仅是修辞意义上的辞藻，而是在随后的历史演进中，通过一系列的政治与社会进程，进一步转化为《日本国宪法》中“和平主义”思想的根源。
1702264666
1702264667
这里关注的焦点虽然是政治权力，但当事者自身的品格也同时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民主化改革的方向。据记载，初到日本的麦克阿瑟看到战败的日本人修理支离破碎的机械、重建房屋、工厂和船坞时，很赞赏日本人忍受失败时的“自尊”，认为“日本人拥有耶稣登山训众的精神”。[19]同样，在裕仁天皇的身上，麦克阿瑟也看到了同样的精神。
1702264668
1702264669
1945年9月27日上午10点，裕仁天皇来到美国大使馆拜会麦克阿瑟。这是麦克阿瑟精心安排的一次会面。在会晤中谈及天皇为何没有阻止战争时，天皇坦然承认：“我不清楚我们的事业是非正义的。即使现在我也不确定未来的史家会如何分配战争责任。”当麦克阿瑟对此感到震惊时，天皇继续做出了如下表述：“麦克阿瑟将军，我来到这里，是把我自己提交给你所代表的权力进行审判，对于我的人民做出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和军事决定，对于在战争行为中采取的每一个行动，唯一负有责任的就是我一人。”[20]据说，麦克阿瑟瞬间被感动了，因为天皇承认责任，意味着他自己可能走上绞刑架。天皇的这一“罪己诏”深深影响了麦克阿瑟。在随后的政治进程中，他抵抗住了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国的各种压力，成功地使天皇免除了起诉。
1702264670
1702264671
我们要看的第二份诏书发布于1946年1月1日，是这一年的《新年诏书》。这份诏书更为人所知的是另外一个名称，它被广泛称为“人间宣言”（或“非神宣言”）。在这篇诏书中，天皇公开否定自己作为“现人神”的“神格”属性，从而为将权力转移给国民创造了最后的精神条件。
1702264672
1702264673
这篇诏书否定神格的构想，最初源于GHQ对时任首相币原喜重郎的指示，天皇自己主动加入了《五条誓文》以进一步表明心志。不管起源如何，对于民众而言，对于即将由“臣民”转换为权力主体的“国民”而言，诏书终归是天皇自身的政治行为。因此，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进程中，君主—臣民这一旧体制下的关系，获得了在新体制下的一种延长：在民众看来，他们享受的民主主义的生活方式，有着来自天皇的恩典。这样，无论是此前的臣民还是此后的公民，日本民众的生活获得了一种超越历史的精神的支持。在一种超越于现实权力政治与利益关系的古老力量的规范与支持下，日本民主主义政治显现出了它的活力。
1702264674
1702264675
与日本国内对这份“人间宣言”的温和反应相比，当时驻日本的外国新闻特派员首先注意到了这一诏书深刻的政治哲学含义；其中有一位记者直接以“日本革命”为标题进行了报道。为理解这一“革命”的精神属性，这里抄录这份诏书的部分内容：
1702264676
1702264677
兹迎接新年。回顾往昔，明治天皇下赐明治最初国是《五条誓文》。曰：一、广开议会，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官民各遂其志，勿倦人心；四、破除旧来陋习，以天地公道为基；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睿旨公明正大，复何加焉。朕兹重发此誓文，欲再开国运。故必须遵此誓文宗旨，除去旧来陋习，畅达民意，官民全体致力于和平主义，构筑富有教养之文化，以此谋求民生之向上，建设新日本……我国民此刻直面考验，决意彻底以和平方式追求文明；果能团结一致，不仅为我国，亦将为全世界开创光明之前途。朕对此深信不疑。
1702264678
1702264679
夫爱家之心与爱国之心，于我国尤为热烈。有鉴于此，现今正是扩充此心，致力献身于对全体人类之爱之完成……朕与尔等国民常在，常期利害与共，休戚同享。朕与尔等国民间之纽带，始终基于相互信赖与敬爱，并非仅源于神话与传说。以天皇为现人神，且以日本国民优越于其他民族，进而负有支配世界之命运，此乃虚构。朕与尔等国民间之纽带，非基于此观念。[21]
1702264680
1702264681
显然，这份新年诏书在精神上再次将近代日本的历史整合到了一起。通过引述明治维新时期的宪法性宣言《五条誓文》，裕仁天皇表明，日本此刻正在进行的改革，在精神本质上与明治维新并无二致。不仅如此，对于此前军国主义者极力鼓吹的“爱国”思想，裕仁天皇并未讳言，而且还更进一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国民彻底贯彻“和平主义”，要求国民献身于对“全体人类之爱”的完成。
1702264682
1702264683
人们通常只关注天皇在这篇诏书中否定自身“现人神”的直接意图，而忽略了他更为高远的用意，那就是对国民精神进行导引和改造。“和平”和“人类之爱”是一种超越近代民族国家的普遍精神，在因战败而人心不安的时刻，天皇通过诉诸这种普遍的精神，试图为国民提供安慰和奋斗进取的动力。可以说，日本天皇对这两种今日被视为普遍价值与理念的强调，奠定了战后日本迄今为止的国民精神底色。在天皇无可替代的权威的影响下，包括民主主义在内的普遍价值理念开始在民众中传播。
1702264684
1702264685
天皇的“人间宣言”实际上构成了天皇观念的自我革命。如上所述，这一宣言最终导向了以和平主义立国的国家理性的变革。与此相应，日本政府也在观念上进行了“自我革命”：它开始否定非自由的政治制度。这是日本战后民主主义制度的第三个内部起源。
1702264686
1702264687
这一自我革命的象征事件发生在1945年8月26日。这一天，来自皇族的东久迩宫稔彦（1887—1990）首相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发表了政府关于战败的看法。在列举了导致日本战败的各种原因之后，他进一步指出：“一亿国民进行总忏悔，这是我国再建的第一步，国内团结的第一步。”这就是在战后日本战争责任论中反复出现的“一亿总忏悔”这一说法的起源。这个说法实际上要求所有国民都要反省自己对战争失败所负有的责任。显然，这种表述方式逃避了战争责任的具体所在的问题，甚至将责任转嫁到了全体国民身上，因而也一直为日本左翼学者所批评。当然，也有一部分日本国民会主动引用“一亿总忏悔”这个说法，表明自己要承担战争责任。
1702264688
1702264689
我们在这里要关注的不是这一动辄引发争论的战争责任问题，而是被忽视的日本政府进行自我革命的意图。实际上，这位临危受命的首相在这次记者招待会发布的信息，远远多于上述说法。概括而言，这一宣言一则关乎国内制度的重建，一则关乎日本今后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这些信息事实上也构成了其后新宪法的基本精神。
1702264690
1702264691
迄今为止我国言论与结社处于怎样的状态，我们有必要加以反省，以促使将来言论更为活跃、健全的结社更为发达。迄今为止，在钳口令下，我国国民如同口中被塞进了东西一样，遭受了源于权力与权威的严厉处罚。我国国民只能忍气吞声，什么都不敢说，只能背地里悄然暗骂。政党也仅仅是政府的御用政党，不让它发表任何意见。而且，政府还对言论机关中最重要的报社进行了压制，禁止进行自由报道……实际情况既然如上所述，我认为此刻我们要果断地采取具体的措施。
1702264692
1702264693
我们日本民族将来不可能孤立存在。我相信日本民族将与其他民族一道共存共荣，一同贡献于世界文化的发达……总之，日本民族迄今为止为战争付出了全力。此刻，我们应当心机一转，重新振作，将我们民族的全部心智与能力倾注到人类文化当中，努力贡献于世界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我国的将来将充满光明与希望。最后，我们要再次奉读明治元年3月14日明治天皇下赐的《五条誓文》，妥善处理当下的国难……[22]
1702264694
1702264695
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是一份相当严厉的自我批评。通过这种自我批评，此时的日本政治家向日本社会传达了多重信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言论自由制度的保障。由于现代民主主义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保障人民自由的政治制度，战后日本第一次公开表达的上述说法，可以称为其“自由立国”的政治宣言。
1702264696
1702264697
但在历史的真实进程中，理念只有获得了与其匹配的精神结构，才能顺利完成向现实的转化。日本政治家的这次公开谈话，将自由立国这一全新的理念放置到了近代日本精神史演进的脉络中，从而为重建已然开始瓦解的意义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不过，自由立国理念的正当性虽然不言自明，但将其转化为现实的政治方针则并非如此。东久迩首相在谈话中提及明治天皇的《五条誓文》，实际上在向国民表明一种日本传统的宪制结构，那就是天皇及其政府将以誓言的形式致力于建设全新的日本。换言之，自由立国在日本的实现，依然要依赖于日本自身的制度与精神条件。
1702264698
1702264699
这样，随后的民主化改革被纳入近代日本的建国传统与建国精神中，从而获得了独特的意义。东久迩内阁的皇族身份，强化了战后民主化改革与明治维新在意义上的关联。当然，这种关联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有着经验上的支撑。针对战后民主主义的“外来说”，有很多日本学者指出了大正时期民主运动的历史经验的重要性。[23]也就是说，日本国民对民主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并不陌生。
1702264700
1702264701
要注意的是，此时无论是自由化还是民主化，所指的对象都很明确，那就是官僚专制。这当然是一种狭隘的民主化理解，但也触及了东亚王权秩序下的专制形态。比如，1945年8月28日，陆军中将石原莞尔在报纸上公开提出：“打倒官僚专制是眼下的紧急任务，如果说这就是‘民主主义’，那么日本就应该成为世界第一的‘民主主义’国家。”京都学派的高山岩男也认为，战争时期的统治“窒息了人民的自主性和创意性，结果反倒妨碍了总体战争的完成”。在战败后召开的第一次众议院会议上，议员芦田均（1887—1959，1948年出任首相）发表了题为《导致大东亚不利结局的原因及其责任》的长篇文章，呼吁政府废除官僚制度，实行言论自由。
[
上一页 ]
[ :1.70226465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