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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类似的言论极为盛行。民主主义的缺失，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行政官僚的专制，被认为是日本失败的主要原因。当代日本的思想史学者小熊英二将其命名为“作为爱国的民主主义”，用来概括这些民主主义言论的精神特征。[24]在他看来，这些言论的出现固然有着《波茨坦公告》的影响，但它们被迅速吸收到“忧国”这一近代以来的日本精神传统当中，无疑强化了民主主义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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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日本型民主主义生根的真实情境。可以说，日本的民主化改革得以顺利推进，与天皇所代表的王权体系的支持密不可分。在战后的新宪法中，天皇的地位虽然转化为“象征天皇”，不再拥有政治权力，但在精神上，天皇为现代日本的“国民主权”提供了基于历史、习俗以及精神的正当性基础。就此而言，王权并未远离现代的民主主义制度，“象征天皇”正是王权在现代社会的表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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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民主主义制度对现代王权的反向加持。比如，1958年11月27日，皇太子明仁与出身平民的正田美智子的婚约公布，成为经典的“平民与王子的恋爱童话”，日本社会出现了盛况空前的“美智子热”。守旧派将这种现象视为礼崩乐坏而感到悲伤、厌恶；不过，他们显然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政治学者则看到了本质，并将这一现象命名为“大众天皇制”。在一些政治学者看来，随着日本民众生活的富裕，日本出现了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以及巨量原子化的个体参与政治生活为特征的“大众民主社会”，这种社会形态为天皇制“补充了新的营养”，人民与天皇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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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权的角度来说，“象征”本身就是一种内在于王权的政治权力。这种权力，只有在支撑人们生活的意义体系中，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认识和理解。大众民主社会固然为天皇制提供了新的能量，但“大众”自身在剧烈变化的社会中安身立命的根本，则得益于作为“象征”的天皇所提供的意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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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何以这个象征体系具有独特的意义？我们要重新思考如下几个说法，即“万世一系”“天壤无穷”与“八纮一宇”。这些正是日本皇道主义者们一再高喊的口号。可是，如果剔除它们在帝国时代的意识形态功能，它们的某种本然属性也就显露了出来：在日本民族的共同体生活当中，由神话时代开始延续不断的天皇家族的存在，即便不是永恒自身，也是象征着由历史到永恒、不朽的某种通道。这样，在天皇这一集历史性与永恒性于一身的尺度之下，作为个体的国民意识到了自己的有限性。面对自然人性的弱点，人们只有将自己投入某种无限或永恒当中，才会获得终极的生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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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是战后民主主义的开端，但它也同时隐身于随后制定的新宪法的精神世界中；这样，日本的战败和民主化的改造，获得了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持。在这种精神的土壤中，日本很快克服了战败后出现的短暂混乱，把来自历史与民族深处的精神能量完全投入到现代文明国家的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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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二、永久革命：作为近代超克论的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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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文中提到，裕仁天皇在《终战诏书》中号召国民“倾力于将来之建设”，东久迩首相号召“建设新日本”。不过，从理念或目标转换为现实，需要具体的政治与政策安排。这个过程正是民主主义的具体实践。在这个实践的层面上，战前和战后的断绝性格凸显了出来。战败后的日本政治家虽然提出了“自由立国”的目标，但“自由”在“国体”这一近代日本政治观念集大成的说法面前碰到了边界。这一次，自由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不是凭靠日本内部的自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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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4日，驻日美军的机关报报道了东久迩内阁的内务大臣山崎在会见英国路透社记者时的回答。他在回答中提到，负责“思想取缔的秘密警察”依然在活动，对“进行反天皇宣传的共产主义者一律果断逮捕”，“主张废除天皇制的人一律视为共产主义者”。《纽约时报》随即以《等待释放的共产主义者们》为题发文。此时距离东久迩首相的自我批判已经过去一个多月，旧体制依然在有条不紊地运作。日本国民尚未意识到，就是这次新闻报道拉开了民主化改造的历史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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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10月4日傍晚，GHQ突然对日本政府发出指令，即“关于政治、信教与民权自由限制的解除以及政治犯的释放”，简称“人权指令”，要求日本政府即刻进行言论的自由化，在10日以前释放所有政治犯。这是GHQ发布的第一号施政命令，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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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GHQ在发布这一指令之前并未与日本政府进行联络，这让日本政府感到十分震惊。推动日本历史转换的力量，就这样以最直接的、突如其来的命令方式呈现了出来。10月5日，时任外相吉田茂拜访GHQ，表示“日本政府难以实行这样的指令”，但得到的回复是，“指令必须忠实地执行”。这种冲击导致东久迩内阁很快解散，同年10月9日，币原喜重郎内阁成立。当然，新内阁的首要任务是执行GHQ的日本改造计划。次日，德田球一等共产党政治犯就获得了人身自由。[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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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言论自由的解禁，尤其是左翼共产党活动的合法化，民主主义开始显现其活力。围绕“天皇制”“宪法”“民主主义”“近代”等，日本知识分子与政治活动家展开了活跃的启蒙活动。[27]在危机时刻，思想往往会发挥出惊人的力量，因此这一时期又被称为近代日本继明治维新之后的“第二次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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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GHQ向日本政府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即“人权指令”，让日本知识分子瞬间感受到了“近代”意味着什么。在讨论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与近代超克论等时，我们曾经指出，在近代日本精英的眼中，源于欧洲的“近代”一直呈现一种矛盾状态，它是文明与野蛮的混合物。然而，随着日本的战败以及GHQ主导的民主化的进行，“近代”的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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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日本国民对近代的不同认知和感受，形成了不同的民主主义认知。不过，这种认知上的对立，并不是全新的精神现象，在战败后的特殊语境中，它们还一时间结成了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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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近代”只是通向“现代”的过渡阶段，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近代超克论”，源于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法则与历史必然性的确信。因此，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的理论化与客观化，服从于“民主主义革命”这一过渡性目标。从实践上说，如何克服日本的“封建制”，尤其克服这种封建制以及作为其落后属性具体表现的“天皇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战后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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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日本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则基于自己的理论确信，并不接受这种历史必然性的说法。事实上，这种“历史必然性”更让他们回忆起“近代超克论”与京都学派“世界史的必然性”等一系列关于“必然”的说法。在日本战败的情境当中，任何有关“必然性”的说法都带有荒谬的色彩。毕竟，日本的知识分子们在建构他们的超克理论时，已经用尽了“必然”在观念上的全部可能性。日本帝国的失败，导致“必然性”失去了在言论空间中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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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由于非马克思主义者确信“西欧近代”是人类社会普遍要经历的阶段，确信近代西欧启蒙主义者所提出的“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具有普遍性，因此，他们同样将克服封建的、前近代的各种要素视为“民主主义革命”的首要目标。这样，出于实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基督徒等有着各种价值取向的人达成了统一战线。[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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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启蒙主义者的名单上，经济史学家大塚久雄（1907—1996）、法社会学家川岛武宜（1909—1992）、政治思想史学家丸山真男、社会心理学家清水几太郎（1907—1988）、社会思想史学家鹤见俊辅（1922—2015）等人占据了显要位置。他们通过旺盛的著述、讲座、创办杂志等活动，对近代日本社会进行了全面剖析。在彻底否定战前日本近代化道路这一点上，他们与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着共同的见解：日本之所以走上军国主义及其覆灭的道路，原因在于日本资本主义落后的封建属性，因而战后日本首先必须克服这种封建性，补足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欠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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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些学者的批判有一个预设的前提：西欧的近代不再是需要“超克”的对象，而是日本需要实现的目标。这种以近代西欧的原理和标准对战败的日本进行批判和启蒙的言论，被称为“近代主义”理论，主要内容由“创造近代类型的人格”“从封建人格到民主人格的变革”“亚洲的停滞”以及“从封建制到资本制”等命题或说法构成。[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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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启蒙言论的策略，体现在对西欧先进性的赞美与对日本落后性的批判上。或者说，对近代西欧先进性的赞美，事实上就暗含了对日本落后性的批判。在战后初期的启蒙运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丸山真男，依据西方政治学的概念、框架及标准，剖析了此前日本军国主义的落后属性，其《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一文正是典范。近代主义论述的强势性格表明，此时的知识界在总体上已经完全认同了此前他们试图“超克”的西方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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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究竟该怎样理解近代主义者的这种立场？其实，这种立场并不难理解。GHQ的第一号指令就让人们立刻品尝到了自由的味道，给日本国民上了一堂最为直接的民主主义教育课。日本知识分子和国民终于认识到，他们必须堂堂正正地去看待西方文明的优点，不能再只盯着西方文明的缺点，陷入对自身文明的盲目乐观与信仰。这样，对西方文明的真实体验——包括战败体验和自由化体验——创造了这样一种氛围：战败之前的近代超克论，完全是军国主义时代的自大和虚妄，已经成了历史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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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此时的近代主义者未意识到，他们对西方近代无条件的承认与理想化，固然有着批判日本现实并为日本的未来指明方向的目的，但也同时回避和无视了战前日本知识分子面临的真实问题：殖民帝国造成的罪恶不依然在世界各地发生吗？近代主义者通过缩小视野（不再看日本以外旧秩序的文明和野蛮交替上演的事实）确保了他们理论上的正确和道义上的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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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日本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在199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包括丸山真男在内的近代主义者的认识做了批判，可谓深中肯綮。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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