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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公告》第六条规定，由于日本的领导人欺骗和错误领导了他的国民，妄欲征服世界，因此战后日本必须将这些势力和观念“永远剔除”出去。1945年9月，GHQ开始对日本进行间接统治，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执行这一条款，矫正日本的历史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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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GHQ发布“关于国家神道的指令”，禁止在公文书当中使用“大东亚战争”这个用语，因为它被认为是将“国家神道、军国主义以及超国家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日本帝国意识形态的象征。事实也是如此。“大东亚战争”是1941年12月日美开战后，日本大本营确定的正式用语，含有“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意图。与此同时，全国报纸以“联合国司令部提供”的形式，连续刊载题为《太平洋战史：军国日本崩溃的真相》的系列文章，开始对日本国民进行再教育。12月9日，GHQ通过日本放送协会（NHK）以广播节目的形式播送题为“这才是真相”的历史教育节目。这些文章和教育节目所报道的事实，比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让很多日本国民感到了极大的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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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早在9月11日，依据GHQ的逮捕令，第一批战犯嫌疑人就遭到了逮捕；12月6日，最后一批逮捕令发出。这期间，总计有一百多名战争嫌疑犯被关押起来。经过精心准备，1946年5月3日，联合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开庭审理，这是“东京审判”的开端。1948年11月12日，法庭做了最终判决，以“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和“反人道罪”三项罪名，判决28名甲级战犯全体有罪，其中7名被判处死刑，16名被判处终身监禁，另有两名为有期徒刑。[35]这一判决成为此后日本政府历史认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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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历史教育与东京审判的结果，后来被概括为“太平洋战争史观”。根据日本学者的总结，它包含如下几个要点：（一）日本侵略战争的起点是1931年的“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为其延续；（二）中国只是被视为日本侵略政策的对象区域，中国军民的抗战意义没有得到充分考虑；（三）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美国巨大的战力为打倒军国主义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四）以军部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者”要承担战争责任，而天皇、宫内集团、财界、新闻界等“稳健派”是“军国主义者”的对立势力；（五）日本国民一直被“军国主义者”的宣传所蒙骗。[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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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种被命名为“太平洋战争史观”的历史认识，与战后日本历史认识有很多重合的地方，是一个相对中性的说法。与此相对，一部分日本学者从根本上否认东京审判的正义性格，因而将这种“太平洋战争史观”称为“东京审判史观”或“自虐史观”。这当然是一种完全为日本军国主义脱罪的历史观。[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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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太平洋战争”这一说法自身所表明的，我们不难看到，GHQ的历史教育实际上更反映了美国的战争认识，而中国军民长达十四年抗战的历史意义没有得到恰当的评价。在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中，“侵华战争”日渐淡薄，这种结果可谓其来有自。我们曾在前面指出，在《终战诏书》中，日本政府只是强调“宣战于英美二国”，而刻意淡化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经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发动的侵华战争。[38]同样，“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同样阻断了日本国民对侵华战争的直接感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世界秩序的重建，深刻影响甚至决定了当下日本的历史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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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东京审判还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影响了战后日本对战争责任的判断。尽管从整体上说，东京审判部分体现了法律的正义与尊严，但它也有着严重的瑕疵，诸如不起诉天皇的决定、不起诉残害中国平民的731部队的决定以及涉及皇族的战犯尤其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头号元凶朝香宫鸠彦亲王（1887—1981）未被起诉，都反映了美国的政治意志和美国国家利益的优先。[39]关于东京审判的争议中，最能反映东京审判政治性格的，莫过于对天皇的不起诉决定，甚至天皇都没有作为证人被传唤出庭。因此，法庭依据多数决定原则宣布最终判决后，多数法官都给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异议，从量刑轻重，到罪名设定，再到天皇的战争责任，非常广泛。[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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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皇不予起诉的决定，首先是美国出于顺利推进单独占领日本的目的；随着1947年美苏冷战在欧洲的揭幕，尤其是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功以及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控制日本成为美国的世界战略极为重要的一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进一步放宽了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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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Q对天皇的政治庇护造成的法律结果，自然是裕仁天皇无罪，但它对日本的影响极为深远。从此，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问题在战后日本言论空间中逐渐成为禁忌。相反，因为在《终战诏书》中的政治决断以及随后的表现，天皇竟被逐渐树立为一位热爱和平、尊重宪法的国家元首。事实上，早在1946年2月初，美国的《生活》杂志就开始配合美国政府，通过刊登天皇日常生活照片的方式，将天皇描述为“民主主义者、父亲、祖父、日本公民以及植物学家”，一位热爱和平的“模范家居男性”。[41]当然，这种政治操作有其必然的限度。无论是在日本还是美国，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从来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公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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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问题只是被封存了起来，而不是得到了解决。1988年12月7日，在日本长崎市议会召开期间，时任长崎市长本岛等（1922—2014）被问及天皇战争责任的问题。当时正值天皇病重期间，长崎市政府正在举行祈福签名活动。本岛等市长的回答中有这样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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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外国的各种资料记载，根据日本历史学家的研究，根据我个人在部队里的服役经验（我在部队里是教官）……我认为天皇确实对战争负有责任。然而根据绝大多数日本民众和美国盟军领导层的意愿，他被免去了战争责任，成为新宪法的象征。我的理解就是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立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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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发言经媒体报道后，立刻引发日本全国的关注，大量保守主义团体、右翼团体迅速集结到长崎市政府进行抗议，并发出了针对本岛等的“神圣惩罚”的死亡威胁。1990年1月18日，他在市政府前遭到右翼分子的枪击，左胸被击穿，几乎殒命。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大量日本国民通过书信等方式，支持本岛等的立场。[43]日本战后历史认识的复杂性与敏感性，以及GHQ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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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重新回顾这一段历史，并不是要讨论这些注定引发争论的问题，而是要指出，东京审判中有着近代西方殖民帝国留下的遗迹。就此而言，质疑东京审判的正义属性对于战争受害者更具真实性，而不仅仅是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的专属。考虑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犯下的罪行，属于受害者的正义并未得到恰如其分的伸张。[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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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着各种缺陷，但也正是通过东京审判，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大陆犯下的累累罪行才为日本国民所知，这构成了日本战后启蒙思想家鹤见俊辅所说的“面对中国的负罪感和亲近感”的前提条件。[45]事实上，在战后日本社会，一直有学者和民间团体致力于揭露、记录并出版日军所犯下的各种暴行，从而有力制约了各种修正主义史观否认历史的意图和行动。[46]在这个意义上，战后日本实行的自由民主主义制度，为正义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制度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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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日本历史认识所呈现出的复杂状态，有着东亚世界秩序重建的背景。人们倾向于认为“战败”是一个转折点，但我们从日本官方的历史认识表述中，依然可看到历史认识与意识的连续。这种连续性可以从GHQ（注意它与西方殖民帝国的关系）处理日本战后问题的方式上找到根据。当然，本章的关注点不是重新追责，而是探讨这一历史过程对战后日本精神史演进的影响。我们已经在不同的层面看到，战后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形态虽可说是沧海桑田，但在这种地表形态变迁的深处，仍然有着近代日本精神史延续的水脉，时常在地表的薄弱处喷涌而出。因此，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及其历史意识的特征，同样需要在东亚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得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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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民主主义的观念结构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时刻对它进行着挑战，这就是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日本一直思考和论述的亚洲问题。如同历史认识始终扮演了一个思想激发的角色，“亚洲”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只是战后初期，在对军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时代潮流中，亚洲论述一时间从公共话语空间中消失，仿佛不曾存在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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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只是短暂的现象。近代日本精神史的地下水脉，随时会再次涌向地表，对战后日本近代主义者设定的议题提出根本的抗议。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指出，近代主义者以“先进的西欧—落后的日本”的认知模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自我解释与重建的理论。不过，这个理论忽略了一个大问题：假如日本面临的问题可以如此简化，在明治维新时代，当时已经意识到自己落后的那些政治家、思想家，为何没有老老实实地选择补课，而是选择了与列强为伍、争夺殖民地并最终挑战列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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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主义者的盲点在这里显现了出来：在殖民帝国的暴力支配席卷全球的情况下，当时的日本并没有通过简单补课的方式获得独立和发展的可能。换言之，国家的存在形态，是由世界秩序决定的。于是，谋求自立的日本，想要通过它的亚洲政策、大陆政策，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日本帝国战败之后，近代主义者的论述之所以成为现实的道路，在于它已经丧失了明治政府当时拥有的与列强竞争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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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很多学者注意到的，日本战败后，日本—西欧、东洋—西洋这类二元对立的思考框架与认知方式的消失，首先意味着“近代”对日本的“超克”，日本各种“战后民主主义”者对此确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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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本近代主义者未意识到的是，此时“超克”日本的“近代”，已经不是殖民帝国时代的“近代”。也就是说，在日本战败的当初，日本的近代主义者刻意回避了一个问题，即他们此时面对的“近代”，与此前“二战”期间日本学者所论述的“近代超克”以及世界史论，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日本战败这一事实，如何能为“近代西欧”或者说“近代性”的普遍性提供最终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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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战后日本近代主义者对近代以来让日本知识分子苦恼的“难关”的放弃，意味着他们绕过而非解决了他们曾自我设定的问题。比如，什么是真正普遍的文明？什么是好的世界秩序？日本在世界秩序与文明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当然不是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之所以有意义，不仅仅因为它们曾是近代日本精神的代表者们孜孜以求、执拗探寻的，更在于它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代”的新生有着内在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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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竹内好对近代主义的论述率先提出了抗议，并重新评价了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在1951年发表的《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他首次试图从正面来讨论日本民族主义的问题，从而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重新架起了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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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近代主义者们，面对沾满鲜血的民族主义时他们侧身而过。他们将自己看作受害者，认为民族主义的超国家化无关自己的责任。他们认为无视“日本浪漫派”是正确的。然而，打倒“日本浪漫派”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外来的力量。他们将外来力量打倒的对象，仿佛当成自己打倒的一样，这不是过度相信自己的力量了吗？这样一来，他们诚然或许可以忘记噩梦，但血污不是仍然没有得到清洗吗？……当然，反对论者、尤其是左派的人会说，他们没有置之不理，而是对其大加攻击。但他们的攻击不是正当的对决，不是进入对手思想的发生根据内部进行的内在批判。只有这种内在批判才是打倒论敌的唯一方法。他们的攻击绕过了这种对决。[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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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战后日本知识界整体性的民主主义转向中，竹内好的上述文字构成了尖锐的自我批判。近代主义者并没有从思想的内部对“近代超克”等浪漫派的说法进行辩驳，因而没有正面回答当时日本知识界面临的问题。再进一步说，他们没有公正对待此前日本学者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相反，他们在“以西洋为方法”的口号下，只是简单移植了西方的社会与政治理论，从而回避了真正有意义的思想“对决”。同样，左派的攻击也只是基于立场的攻击，党同伐异，并未深入到问题的内部，因而同样回避了近代日本长达一个世纪的奋斗与失败之路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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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仅仅指出近代主义者对现实力量的盲从与缺乏反省并不充分，他们也在持续批判日本的现状。近代主义者真正忽视的问题是，他们战后对世界的认识是否坚持了一种真正普遍的文明标准，或者说，他们此时确信不疑的“近代西欧”或“近代”自身，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可视为文明的标准。如果有这样一种问题意识，那么，帝国、殖民、民族、文明、世界，这些建构战前日本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概念与观念，就必须在新的现实基础上继续予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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