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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家”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解放的大潮席卷全球，以主权独立和平等为原则的“民族国家”最终胜出，成为世界秩序稳定的支撑点。不过，这种民族国家在形式上的胜出，却意味着其实质性的（逐步）退场。这一点首先表现在1945年6月25日通过的《联合国宪章》中。在这部划时代的国际公约中，作为民族国家暴力手段的战争，在法律上遭到了禁止：“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第一章第二条第四款），会员国采取集体安全保障体制，“非为公共目的，不得使用武力”（前言）。换言之，传统国家使用武力的权利，在法律上遭到了否定。同样，经济领域的全球化也改变了民族国家的行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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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思考方式与政策已经不再有天然的正当性，曾经被视为至高无上的主权壁垒，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层面上，或者遭到了极大的削弱，或者已经变得形同虚设。更重要的是，对民族国家的统治原理（对外排除性与对内齐一性的强制）的质疑与批判，使得传统帝国的统治原理得到了重新的发现和认识，包容、兼容、自治、自律、差异、尊重等，被认为是帝国秩序下的优良治理原理。这种对帝国显示出的某种宽容，不是源于对殖民帝国暴力的遗忘，而是对拔出毒牙后的帝国的重新认识。这种认识服务于人们对更好的世界秩序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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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说，就实现自由这一现代政治的目标而言，传统帝国的统治原理与全球的自由实现有着更高程度的契合。内在于帝国的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大规模的市场及交换行为，低水准的政治干预，成为帝国与自由亲和的制度条件。当然，这些都是帝国的潜在能力，要转换为自由的秩序，还需要条件；否则，这种帝国可能堕落为传统的帝国主义，回归到“兽性的本能”上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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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权”“自由”“民主”“环境”“市场”这些人类普遍原理的创造或新生，成为约束任何潜在帝国的实质性条件。这些原理正在形成一种普适秩序，有着充盈于世界所有角落的潜在能力，因为这种秩序的普适性，至大无外，至高无上。这种普适性是文明到达的最新阶段的标志，任何后进的民族与国家，只有主动吸收这种普遍性，将其化为己有，才能在当下的“后民族国家”时代得到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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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从人类的历史经验来看，帝国制是一种常态，全球化是一种常态，而近代民族国家反倒是一种特例。这种连续性的、常态的帝国制度的存在，构成了全球化时代人们思考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与经验基础。随着普遍主义原理的自我实现正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制度保障，诸如国际组织机构的发展与国际法的日臻完善，迄今为止的民族国家史观必然面临经验与理论的双重挑战。今日人们对世界主义的探求，在多种意义上继承了帝国时代人们对普遍文明与秩序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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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日］廣松渋：《近代の超克——昭和思 想史の一つの視角》，講談社学術文庫，1989年，第70—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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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 1875—1914》，贾士蘅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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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皮茨：《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金毅、许鸿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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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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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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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97—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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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加］斯特里特等编：《帝国与自主性：全球化进程中的重大时刻》，陈家刚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83—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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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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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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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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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精神史所呈现的“超克”属性，是一种对近代西方世界秩序与西方文明的挑战意识。它的殊异之处在于，它并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突然出现的帝国意识形态；同样，它也不是几位学者或思想家的观念游戏，而是日本这个民族整体性的欲望和意志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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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旨在“超克”的群体精神品性，在当时的语境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日本又何以获得这种意识？我们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尝试给出了一个基于精神史的解释，那就是，它是日本版的“世界革命”，是在地理条件和传统文明意识的约束下所获得的一种精神品性，一种成为“文明”自身的欲望和意志。在与近代西方文明相遇之后，日本知识分子第一时刻就识别出了其中的文明和野蛮的成色，而19世纪50年代被迫开国的经历，愈发强化了它“超克”的文明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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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理解“近代超克”的历史和现实意味，我在这里要引一条辅助线，借助它，我们将会看到，日本近代超克论还有一种未被注意到的精神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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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8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刊载了一篇卡尔·马克思撰写的关于印度问题的通讯文章，题目是《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对英国殖民主义的角色做了十分尖锐的描绘和批判，其中有这样一段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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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靠贪污不能填满他们那无底的欲壑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都像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了凶恶的勒索手段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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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省略了马克思对殖民者暴行的部分描述。这段说法非常有名，后人多引用它来揭露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虚伪和丑陋的行为。我们要注意的，首先是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1853年，这正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黑船来航”事件发生的年份。这一年的7月8日，也就是马克思上述文章公开发表前一个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率领的舰队，驶入江户湾入口处的浦贺港。舰队由四艘军舰组成，其中有美国最精锐的蒸汽动力战舰。舰队通过伊豆港时，就进入了临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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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东西两个半球发生的这两件事，并不是偶然，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对于日本而言，近代西方势力的波涛，由此开始接连拍向它的海岸。这股波涛夹杂着这一阶段的人类史特有的文明和野蛮，而日本从中感受到的危机，比任何国家与民族都要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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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新时代开始了，开始于殖民帝国变得愈发狂热的时刻。某种意义上，日本接下来的历史，就是日本谋求克服沦为殖民地危机的历史。在蒸汽动力所代表的近代工业文明与殖民主义的丑恶行为面前，作为东亚小国的日本，当时并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机会。与欧美列强为伍，走向文明开化，谋求国家独立，这是福泽谕吉后来在《文明论概略》当中概括的路线。这个路线正是此前及此后日本国家政策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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