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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相关的批判言论，可参见［日］小森阳一：《天皇的玉音放送》，陈多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二章；［日］纐纈厚：《“圣断”的虚构与昭和天皇》，毕克寒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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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波多野澄雄等：《決定版 日中戦争》，新潮社，2018年，序言，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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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这里的历史叙述，参见［日］纐纈厚：《“圣断”的虚构与昭和天皇》，毕克寒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13—114页；［日］小森阳一：《天皇的玉音放送》，陈多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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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美］曼彻斯特：《美国的凯撒大帝：麦克阿瑟》，黄瑶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下册，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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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美］贝尔加米尼：《天皇与日本国命：裕仁天皇引领的日本军国之路》，王纪卿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年，第125页。另参见：［日］田中利幸、［澳］麦科马克、［英］辛普森编：《超越胜者之正义：东京战罪审判再检讨》，梅小侃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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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原文见文藝春秋編：《戦後50年 日本人の発言》（上），文藝春秋，1995年，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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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原文见［日］日高六郎編：《戦後日本思想大系1 戦後思想の出発》，筑摩書房，1968年，第5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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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于“大正民主主义”的讨论，请参照本书第四章的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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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新曜社，2002年，第67—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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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松下圭一：《大衆天皇制論》，载宇野重規編《民主主義と市民社会》，岩波書店，2016年，第79—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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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参见［日］竹前栄治：《占領戦後史》，岩波書店，1992年，第111—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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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依据议论主题和政治进程的关联，有的日本学者将战后民主主义议论分为三个阶段。战后初期的活动被称为“启蒙时期”，在这期间美浓部达吉、尾高朝雄、长谷川如是闲等“老自由主义者”对民主主义理念和制度的解释占据了言论空间的显要位置。20世纪50年代后，以丸山真男为首的大学“新晋教授”就国内民主政治路线、国际上的冷战体制等展开了多方的议论，这一时期被视为战后民主主义的第二期。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日本国内反体制运动的衰落，第三期的民主主义活动开始学术化，主要表现为对政党政治、选举行动等进行的实证研究与分析。参见［日］関嘉彦：《戦後日本の国際政治論》，一藝社，2000年，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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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日高六郎編：《戦後日本思想大系1 戦後思想の出発》，筑摩書店，1968年，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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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平石直昭：《理念としての近代西洋》，载《戦後思想と社会意識》，第54—57页；另参见［日］成瀬治：《世界史の意識と理論》，岩波書店，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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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子安宣邦：《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190—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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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参见［日］道場親信：《占領と平和：〈戦後〉という経験》，青土社，2005年，第391—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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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日］丸山真男：《増補版 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 追記·付記》，载《丸山真男集》（第九卷），岩波書店，1996年，第173—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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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日］丸山真男：《普遍の意識欠く日本の思想》，载《丸山真男集》（第十六卷），岩波書店，1996年，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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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见［日］高橋哲哉：《戦後責任論》，講談社，1999年，第110—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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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8名被告当中，有两名在审讯期间死亡，一人（即大川周明）因精神失常而被送往精神病院，后来免于起诉。东京审判的对象只限于甲级战犯，且只对首批战犯进行了审判；乙级战犯和丙级战犯的审判分别在横滨、上海、马尼拉、新加坡等地举行，审判的结果大约有一千余人被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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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参见［日］吉田裕：《日本人の戦争》，岩波書店，2005年，第3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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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比如，田中正明就是全盘否认东京审判的代表人物之一，参见［日］田中正明：《東京裁判とは何か》，日本工業新聞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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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由于担心遭到第三国的禁运，决定不发布宣战布告。不过，1937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以及同年9月4日天皇在临时国会开始时发布的敕语，事实上相当于“宣战诏书”；参见［日］藤原彰：《日中全面戦争》，小学館，1982年，第90—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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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参见［日］田中利幸、［澳］麦科马克、［英］辛普森编：《超越胜者之正义：东京战罪审判再检讨》，梅小侃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五、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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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参见［美］布拉克曼：《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梅小侃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87—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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