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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日本，人们普遍确信东西方之间的战争是历史的必然。石原莞尔就是这种看法的鼓吹者。早在1929年，石原就在长春发表过他的世界最终战争理论的构想；1940年，他做了“世界最终战论”的讲演，随后刊行出版。他看到的世界最终战争，就是日本和美国的决战。石原莞尔曾任关东军作战参谋，在1937年3月升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参与制定了《国防国策大纲》等一系列军备方案。1931年他策划的“九·一八事变”其实是他的理论的自我实现——他要在日美决战到来之前，一举解决所谓“满蒙问题”，为日本创造战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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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莞尔不仅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始作俑者，也是日本国民危机意识的代言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出于为未来的日美最终战争的考虑，他极力反对扩大对华战争，并因此被排挤出日本军部。[58]但他未料到的是，在他制造“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已经在事实上为日美开战拉开了序幕，而最终战争到来的时间，已经不是他所能左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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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世界战争观念与预期并非日本固有的偏执观念，也不是少数理论家基于军国主义信仰的言论鼓吹。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认识源于人们对时代危机的认识——在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统治世界的时代，发动战争与否仅仅受帝国主义国家自身利益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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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下诏宣布战败，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在随后的数十天内突然降临日本。从世界战争到和平主义，日本帝国既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又有着明晰的与时代同步的意识。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这段时期日本及世界的混乱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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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秩序层面上来看，“九·一八事变”是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引发的政治危机的一个结果。危机导致的自由贸易体制的终结，使得日本经济大受打击。同时，中国的革命运动迅速取得成功，在日本帝国的眼中，则是英美势力支持的结果。1933年1月，主张打破《凡尔赛条约》体系的德国纳粹政权成立。2月24日，国际联盟依据《李顿报告书》，通过《劝告撤军方案》，宣告日本在华的行动非法。3月27日，以松冈洋右为首的日本代表团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开始认真准备可能到来的制裁以及与美国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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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指出的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新秩序的象征，国际联盟是一个世界和平的管理体系。比如，除了宣布日本侵吞中国领土为非法之外，意大利在1935年10月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苏联在1939年11月对芬兰的侵略，国际联盟都持严厉批评的立场，苏联更是遭到了开除的处分。由于国际联盟的各种缺陷，这些举措固然未能挽回和平，但毕竟代表了国际社会民主化的进程，意味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因此，日本率先脱离国际联盟，挑战世界秩序，本质上是对文明大势的背离。或许正因如此，1945年的惨败让日本国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和平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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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由世界最终战争向战后和平主义一跃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民主主义扮演的角色：在战后民主主义制度安排下，国民获得了主权，可以在多种层面上表达和平意志和行动。这种“和平主义”事实上获得了国民主体的保障，因此，在探讨日本战后精神时，“和平主义”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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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指出的是，在从世界战争向和平主义转换的过程中，天皇所代表的王权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如同我们在第一节中讨论的一样，日本裕仁天皇在战后政治中的活跃，为战后日本的重建提供了特定的精神支持与动力。这种王权与民主主义以及和平主义的关系，最终为1946年11月公布、1947年5月3日施行的《日本国宪法》所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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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近代日本精神演进上的曲折，而这种独特的精神历程与世界秩序变动的关系，也促使我们思考普遍的文明得以生成的历史机制：只有在一种基于普遍文明的世界主义视野中，本章所论及的现代日本精神史上的各种事件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重新评价与承认。完全基于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无法对人类的苦难进行有意义的解释。这正是日本面临的困境：在“联合国中心主义”和坚持日美同盟的方针下，日本的近代历史无法获得精神上的协调解释。在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框架中，人们也无法与过去、与他者达成有意义的和解与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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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关注历史与人类命运的人无疑会看到下述事实：在世界各民族走向普遍价值的全球化与全球秩序的法治化的时代大趋势中，日本迄今并未因其独特的精神历程而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更未成为人类文明进程的标杆。在这个正在展开的文明进程中，日本最终会扮演怎样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公正地对待了自己和他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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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然，“含笑赴死”自身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创造的神话，神风特攻队员的选拔，实质上更接近一种“被迫”的自愿制度，参见［美］大贯惠美子：《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石峰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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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日］安丸良夫：《近代天皇观的形成》，刘金才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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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苏联参战是促使日本投降的关键因素的看法，参见［日］小代有希子：《躁动的日本：危险而不为人知的日本战略史观》，张志清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40—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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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小森阳一：《天皇的玉音放送》，陈多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6—30页。实际上，早在1945年2月，近卫文麿就曾上奏天皇，提议就投降进行交涉，但遭到天皇拒绝。日本平民的伤亡，主要发生在这之后的数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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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丸山真男：《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载《丸山真男集》第三巻，岩波書店，1995年，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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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拙文：《〈菊与刀〉与世界秩序的建构》，收录于《正眼看世界：历史、国家与文明新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7—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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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美］曼彻斯特：《美国的恺撒大帝：麦克阿瑟》，黄瑶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下册，第126—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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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这一期间美国国内对天皇战争责任问题的严厉态度，参见［美］涩泽尚子：《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想象敌国日本》，油小丽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0—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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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日本国宪法》的制定过程，请参照本书下一章的叙述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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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原文见［日］日高六郎編：《戦後日本思想大系1 戦後思想の出発》，筑摩書房，1968年，第245—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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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野坂参三：《天皇と天皇制》，载日高六郎編《戦後日本思想大系1 戦後思想の出発》，筑摩書房，1968年，第111—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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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宮村治雄：《戦後天皇制論の諸相》，载中村正則等編《戦後思想と社会意識》，岩波書店，2005年，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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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高坂正顕：《新しき試練へ踏出せ》，载日高六郎編《戦後日本思想大系1 戦後思想の出発》，筑摩書房，1968年，第6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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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袁雅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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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原文见文藝春秋編：《戦後50年 日本人の発言》（上），文藝春秋，1995年，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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