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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071 [50] 参见[日]桂秀実:《革命的な、あまりに革命的な:“1968年の革命”史論》,作品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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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073 [51] [日]庄司興吉:《現代日本社会科学史序説》,法政大学出版局,1975年,第158—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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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075 [52] [日]丸山真男:《普遍の意識欠く日本の思想》,载《丸山真男集》(第十六卷),岩波書店,1996年,第5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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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077 [53] 相关讨论,可参见[日]中島岳志:《アジア主義:その先の近代へ》,潮出版社,2014年;[日]坂本多加雄:《日本はみずからの来歴を語りうるか:「世界史の哲学」という遺産》,载酒井哲哉編《平和国家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岩波書店,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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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079 [54] 下文对这个事例的描述,参见[日]中島岳志:《八紘一宇と平和憲法:下中彌三郎の超国家主義》,载三浦信孝編《戦後思想の光と影》,風行社,2016年,第162—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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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081 [55] 参见[日]村田邦夫:《21世紀の「日本」と「日本人」と「普遍主義」》,晃洋書房,2014年;关于现代日本的“和平主义”的详细讨论,请参见本书的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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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083 [5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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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085 [57] [日]廣松渋:《近代の超克——昭和思 想史の一つの視角》,講談社学術文庫,1989年,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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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087 [58] 参见[日]川田稔:《日本陆军的轨迹(1931—1945):永田铁山的构想及其轨迹》,韦平和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61—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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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092 分身:新日本论 [:1702262041]
1702265093 分身:新日本论 [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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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095 军国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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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097 近代日本精神史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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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099 一、“遭遇”暴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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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10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国民意识中,有一个让人们感到难以处理的污点,那就是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一系列暴行。那么,它所折射出的战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内心深处幽暗的一面,在战后得到了怎样的处理?人们似乎很熟悉这一暴行的历史,但这种暴行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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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103 这些问题让我想到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的一个警句:“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1]在人们的历史记忆层面占据固有位置的战争记忆,同样如此。比如,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探讨德国纳粹主义犯下的种族大屠杀罪行的原因时,就批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各种解释。他说,众多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解释,“将刺痛从大屠杀中拔除了出来”,从而导致这种严酷的人类经验无法“以严肃的方式”进入到当代意识中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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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105 这里之所以要援引以上两则说法,原因在于一种体验。阅读新近出版的由田古治子和西奥多·F.库克共同撰写的《日本人口述“二战”史:一部日本平民亲历者的战争反思录》,再次“遭遇”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的各种罪行的现场,“遭遇”历史真相,迫使人们“以严肃的方式”进入相关问题。“南京大屠杀”和“731细菌部队”是这种罪行的象征。这里摘录一段读者必然“遭遇”的一个现场来开始我们的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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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107 一把好刀无须费力,只要轻轻一动就能砍下一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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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109 但即便如此,有时我还是会搞砸。通常俘虏们的身体已经因拷问而变得异常虚弱。他们的意识是半清醒的,身体也会不自主地摇晃,并且下意识地移动。因此有时我会砍中他们的肩膀。还有一次,有个人的肺脏就像气球一样弹出来掉到地面上,这画面令我无比震惊。不过接下来我就立刻全力向他的脖子砍去。因为动脉被切断,血立刻就喷溅出来。身体马上就会倒下,不过毕竟人的脖子不是水龙头,血很快就停止喷射。每次看到这种场面,我都会体验到一种狂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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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111 这位自述者名叫鹈野晋太郎,负责情报收集工作。据他的自述,他在太原日军监狱工作时,“如果超过两周没有砍一次头”,就会“觉得全身不舒服”。面对两位学者的采访,他还非常坦然地说:“假如我们今天的会面是发生在战争时代,那么我见到你的第一刻就一定会注意到你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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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113 上面引文描述的血腥场面会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感到毛骨悚然。这种暴行“现场”的冲击打破了我们的日常心境:战争中的暴行不再是“熟知”的,而是一种有“刺痛”的体验。这就是上面所说的“遭遇”历史真相的含义。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各种“屠杀”“惨案”罪行,称其为“大量虐杀”“以残酷手段进行的大量杀害”或许更为准确。任何一次在文字或视觉上与这些罪行的新的“遭遇”,都依然会让我们震惊和沉思:侵华日军何以犯下如此罪孽?将鹈野晋太郎解释为变态杀人狂,显然并不符合事实,从目前公开的史料来看,侵华日军的这种残虐行为几乎遍及其所到之处。罪行规模大小不同,但在残酷性上可以说不分上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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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115 这种让人震惊的心理效果,首先源于日军虐杀的个体性特征,即日军个体针对受害者个体施加的各种暴行。侵华日军针对俘虏与平民的虐杀行径,普遍包括肢解、剖腹、斩首、挖眼、割舌、火烧、水淹等惨绝人寰的方式。[5]我们无意比较迄今为止人类史上各种屠杀的残酷性,但在最近一个世纪发生的暴行中,上述虐杀手段与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行动所具有的“远距离和技术”特征——这些特征保证了屠杀者对受害者的“盲视”,从而保证了他们个人“道德完整”——形成了尖锐的对照。前面提到的鲍曼曾说,他初次接触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之后,发现那是一种无法以“简单且理智上很舒服”的方式加以解释。其实,他说的同样是一种心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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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117 我们在上面引述的鹈野晋太郎的回忆,因其个体属性而穿透了时空与国家记忆——通常强调民族整体的苦难与抵抗的正义属性——的阻隔,它所形成的图像可谓瞬时显现、横亘在读者眼前,其势迫人,让读者以个体的方式“遭遇”真实的历史。这里说“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说其他记忆方式不真实,而是强调历史真相的个体性侧面得到了突兀的呈现。口述史的这种当事人现身说法的历史书写方式,将关于历史的个体记忆与国家记忆的异质性凸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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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119 二、历史记忆的个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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