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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参见［日］桂秀実：《革命的な、あまりに革命的な：“1968年の革命”史論》，作品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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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日］庄司興吉：《現代日本社会科学史序説》，法政大学出版局，1975年，第158—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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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日］丸山真男：《普遍の意識欠く日本の思想》，载《丸山真男集》（第十六卷），岩波書店，1996年，第5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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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相关讨论，可参见［日］中島岳志：《アジア主義：その先の近代へ》，潮出版社，2014年；［日］坂本多加雄：《日本はみずからの来歴を語りうるか：「世界史の哲学」という遺産》，载酒井哲哉編《平和国家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岩波書店，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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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下文对这个事例的描述，参见［日］中島岳志：《八紘一宇と平和憲法：下中彌三郎の超国家主義》，载三浦信孝編《戦後思想の光と影》，風行社，2016年，第162—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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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参见［日］村田邦夫：《21世紀の「日本」と「日本人」と「普遍主義」》，晃洋書房，2014年；关于现代日本的“和平主义”的详细讨论，请参见本书的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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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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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日］廣松渋：《近代の超克——昭和思 想史の一つの視角》，講談社学術文庫，1989年，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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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参见［日］川田稔：《日本陆军的轨迹（1931—1945）：永田铁山的构想及其轨迹》，韦平和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61—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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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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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国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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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精神史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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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遭遇”暴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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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国民意识中，有一个让人们感到难以处理的污点，那就是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一系列暴行。那么，它所折射出的战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内心深处幽暗的一面，在战后得到了怎样的处理？人们似乎很熟悉这一暴行的历史，但这种暴行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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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让我想到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的一个警句：“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1]在人们的历史记忆层面占据固有位置的战争记忆，同样如此。比如，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探讨德国纳粹主义犯下的种族大屠杀罪行的原因时，就批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各种解释。他说，众多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解释，“将刺痛从大屠杀中拔除了出来”，从而导致这种严酷的人类经验无法“以严肃的方式”进入到当代意识中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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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之所以要援引以上两则说法，原因在于一种体验。阅读新近出版的由田古治子和西奥多·F.库克共同撰写的《日本人口述“二战”史：一部日本平民亲历者的战争反思录》，再次“遭遇”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的各种罪行的现场，“遭遇”历史真相，迫使人们“以严肃的方式”进入相关问题。“南京大屠杀”和“731细菌部队”是这种罪行的象征。这里摘录一段读者必然“遭遇”的一个现场来开始我们的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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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好刀无须费力，只要轻轻一动就能砍下一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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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如此，有时我还是会搞砸。通常俘虏们的身体已经因拷问而变得异常虚弱。他们的意识是半清醒的，身体也会不自主地摇晃，并且下意识地移动。因此有时我会砍中他们的肩膀。还有一次，有个人的肺脏就像气球一样弹出来掉到地面上，这画面令我无比震惊。不过接下来我就立刻全力向他的脖子砍去。因为动脉被切断，血立刻就喷溅出来。身体马上就会倒下，不过毕竟人的脖子不是水龙头，血很快就停止喷射。每次看到这种场面，我都会体验到一种狂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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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自述者名叫鹈野晋太郎，负责情报收集工作。据他的自述，他在太原日军监狱工作时，“如果超过两周没有砍一次头”，就会“觉得全身不舒服”。面对两位学者的采访，他还非常坦然地说：“假如我们今天的会面是发生在战争时代，那么我见到你的第一刻就一定会注意到你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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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引文描述的血腥场面会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感到毛骨悚然。这种暴行“现场”的冲击打破了我们的日常心境：战争中的暴行不再是“熟知”的，而是一种有“刺痛”的体验。这就是上面所说的“遭遇”历史真相的含义。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各种“屠杀”“惨案”罪行，称其为“大量虐杀”“以残酷手段进行的大量杀害”或许更为准确。任何一次在文字或视觉上与这些罪行的新的“遭遇”，都依然会让我们震惊和沉思：侵华日军何以犯下如此罪孽？将鹈野晋太郎解释为变态杀人狂，显然并不符合事实，从目前公开的史料来看，侵华日军的这种残虐行为几乎遍及其所到之处。罪行规模大小不同，但在残酷性上可以说不分上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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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让人震惊的心理效果，首先源于日军虐杀的个体性特征，即日军个体针对受害者个体施加的各种暴行。侵华日军针对俘虏与平民的虐杀行径，普遍包括肢解、剖腹、斩首、挖眼、割舌、火烧、水淹等惨绝人寰的方式。[5]我们无意比较迄今为止人类史上各种屠杀的残酷性，但在最近一个世纪发生的暴行中，上述虐杀手段与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行动所具有的“远距离和技术”特征——这些特征保证了屠杀者对受害者的“盲视”，从而保证了他们个人“道德完整”——形成了尖锐的对照。前面提到的鲍曼曾说，他初次接触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之后，发现那是一种无法以“简单且理智上很舒服”的方式加以解释。其实，他说的同样是一种心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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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面引述的鹈野晋太郎的回忆，因其个体属性而穿透了时空与国家记忆——通常强调民族整体的苦难与抵抗的正义属性——的阻隔，它所形成的图像可谓瞬时显现、横亘在读者眼前，其势迫人，让读者以个体的方式“遭遇”真实的历史。这里说“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说其他记忆方式不真实，而是强调历史真相的个体性侧面得到了突兀的呈现。口述史的这种当事人现身说法的历史书写方式，将关于历史的个体记忆与国家记忆的异质性凸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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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记忆的个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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