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65120
1702265121
我自己第一次接触关于大屠杀的非教科书式描述，是在一家书店。当时我偶然看到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Iris Chang, 1968—2004）撰写的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并阅读了一部分，备感冲击。后来，我购买了包括这本书的中译本以及日本历史学家津田道夫著作的中译本在内的数种图书和资料。通过阅读，我对这一历史事件有了初步认知。[6]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所发生的事情，从此不再是一个抽象名词与整体描述，不再是历史教科书中的数字，而是一个个生命个体的受难画面。
1702265122
1702265123
我在这里写下上面的个体记忆，并非没有目的。上面的说法自然有着源于个体经验的局限性，但也不会因其个体属性而显得微不足道，因为它首先是一个真实个体的历史记忆建构的真实过程，是个体进入历史的一种真实的方式。同时，更重要的问题也在这个过程中浮现出来，那就是我们今日的读者在阅读这种非教科书式的历史叙事时，可能依然难以理解，当年日军何以如此行事？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战后的和平主义精神？
1702265124
1702265125
迄今为止，很多历史学家都对日军行为进行了解释。比如，荷兰历史学家伊恩·布鲁玛给出了一个综合的回答：“一说根源在于日本文化的病态和武士道精神等因素；又说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恐怖行径，发号施令者远在东京，目的是迫使蒋介石政府屈服；还有说是吃尽苦头的军人产生了厌战情绪，继而大肆寻找发泄渠道。”[7]这三点原因涉及文化属性、意识形态、政治意图、现场的情境等，很能说明问题。
1702265126
1702265127
事实上，对于这些说法，我们不难找到相应的历史根据。比如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通过躲避于佛门而最终脱险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工兵团营长钮先铭（1912—1996），在当时的回忆中就有“迫使中国屈服”的认知。[8]钮先铭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法国留学的经历，他与其同时代人的判断，自然会让人们重视。
1702265128
1702265129
另外，布鲁玛的说法与前面提到的津田道夫的说法也有共同之处。不过，津田更强调内在于平民自身的“虚无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精神结构的病理。他援引日本作家鹿地亘的说法，认为平民的虚无主义表现为“狡猾的强盗性”“不劳而获意识”“趁火打劫性”和“地痞的破坏性”。这是一种强调内在于近代日本国民与文化的“野蛮性”的看法。关于这一点，钮先铭在回忆录中有所提及。另外，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作《菊与刀》中，引述了一位日本作家的说法来表明近代日本人极端矛盾的性格，大意是说，剥开日本人文明的外表，“露出的是海盗”。
1702265130
1702265131
对于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津田引用了被称为“有良心的”文艺评论家杉山平助在1937年末《朝日新闻》南京支局记者谈话会上的一段说法，颇具代表性：
1702265132
1702265133
我认为，战争一旦开始，为了胜利，为了确保战果，采取什么手段都行，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道德都是无力的，无能的。今后的战争，区别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不可能的。迅速的歼灭也是一种慈悲。……我刚听了抱着儿子的死尸，在雨中持续哭了三天的支那老太婆的话。在莫愁湖边，躺着这个死尸。老太婆抱着这个死尸，抚弄着脸，摩挲着脚，三日间持续地哭着。……然而，天就是无动于衷的！地也是无动于衷的！……所以我对这个眼泪满眶的支那人的苦恼，只是报以冷笑。奴隶的生命本不值一提。同时我们的生命也不值一提。当前，对于我们来说，惟有努力。惟有豁出性命保卫日本。
1702265134
1702265135
这篇文章题为《支那和支那人和日本人》，1938年发表在当时被视为进步杂志的《改造》上。[9]这种让人感到冷彻骨髓的虚无主义意味着对包括自身在内的生命价值的全部抹杀。美籍犹太裔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有一种说法，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极权主义”根源：“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样变成了多余的。……极权主义的杀人者最为危险，因为他们连自己是死是活都不在乎……”[10]这种将罪恶的起源归因于制度的说法，我们在上面的引文中找到了经验的证据。
1702265136
1702265137
当然，这些问题并没有简单明了的答案。前面提到的社会学家鲍曼以及迈克尔·曼等将纳粹德国的种族屠杀行为追溯至内在于现代性的潜在属性，可谓对纳粹类型的残酷行为的深刻说明。[11]这些将大屠杀归因于现代官僚制度的说法，最初源于阿伦特在1963年使用的“行政性屠杀”（Administrative Massacres），用以说明庞大的国家官僚体制的非人格特征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12]无独有偶，丸山真男早在1949年撰写的分析军国主义行为的一篇文章中，在分析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在“南京残虐事件”中的角色时，也使用了“官僚精神”（马克斯·韦伯语）一词，借以说明近代日本政治“无责任体系”造成的恶果。
1702265138
1702265139
不过，不同于德国纳粹以“死亡工厂”“死亡集中营”方式进行的种族屠杀，侵华日军暴行主体的广泛性与个体性，似乎无法简单用现代官僚行政制度的“恶”来加以解释。关于日军暴行的分析，似乎还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就此而言，当迈克尔·曼提到早期年代的屠杀比现在更加残忍时，他或许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解释的线索。比如，武士道被视为日本文化的代表，但武士滥用暴力的顶峰，就是“竟用无辜者的头颅来试那新到手的刀”。[13]
1702265140
1702265141
这种暴力与残酷性显然只有在非法治的前现代才有可能。在前面引述的鹈野晋太郎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暴力的痕迹。
1702265142
1702265143
面对历史的真相，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或许是我们能给出的唯一回答。事实上，这也是前面提到的《日本人口述“二战”史》两位作者的心声。日本战败后，很多人士投入挖掘历史真相的工作中，这些致力于直面历史的个体的努力，无疑会让读者获得面向未来、致力于未来的精神动力。
1702265144
1702265145
三、历史真相的复杂：战后对731细菌部队的处置
1702265146
1702265147
历史的真相得到怎样的揭示，人们又从中获得怎样的经验与教训，这些都依赖于个体和群体的努力。2017年8月13日，日本放送协会NHK播放了大约50分钟的题名为“731部队的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的纪录片，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该片提出的问题极其尖锐：本来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生，何以参与到人体活体实验和活体解剖这些丧失人性的残酷行为中？
1702265148
1702265149
该记录片的主创人员以1949年苏联主导的731战犯审判（“伯力审判”）的现场录音为主要证言，系统地揭示了731部队组织者石井四郎（1892—1959）与当时日本医学界通力合作的事实：731部队的残酷暴行是日本帝国源于精密的科学与理性算计的结果，是日本国家意志的体现。
1702265150
1702265151
石井四郎早年以第一名的身份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院，因其在731部队的特殊“功绩”，在战争结束前已经升至陆军中将，这是军医所能获得的最高军衔。石井与自己的导师、时任京都大学医学院院长的户田正三合作，先后选拔了40名顶尖医学研究人员到位于哈尔滨郊外的731部队秘密实验室进行所谓研究工作。这40名人员来自多所日本大学与研究机构，其中京都帝国大学人数最多，共派遣了11名，紧随其后的东京帝国大学派遣了6名。为支持731部队的细菌武器与化学武器的开发，日本政府每年投入巨额研究资金，是政府强力主导的国家项目，被比拟为美国同期进行的以核武器研制为目的的“曼哈顿计划”。
1702265152
1702265153
日本战败后，美国为获得731部队的研究资料，以石井四郎等罪大恶极的“战犯”提供全部研究资料为条件，免除了他们的战争责任。美国国务院在1947年9月8日对联合国占领军司令官麦克阿瑟下达的绝密文件及随后的“备忘录”中写道：“对美国来说，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对石井等人追究为战犯所产生的价值。这在美国的国家安全保障上，更为重要。”[14]结果，多达三千余人的受害者的正义遭到了第二次蹂躏——穷凶极恶者的罪孽，因所谓的国家利益而被掩饰起来，战后世界秩序的不义以及世界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1702265154
1702265155
由于731部队的研究始终以秘密方式进行，加之美日之间的丑恶交易，所有当事者都三缄其口，结果其罪行长久以来不为人所知。石井四郎自然得以安度晚年，户田正三等人更是在战后的日本享受了医学权威的美名；其中，更有甚者，比如主导活体冻伤实验（实验活体从数个月大的婴儿到成人不等）的吉村寿夫竟然矢口否认自己参与实验的事实。
1702265156
1702265157
在石井四郎死后，731部队的残酷行径逐渐得到了揭发。1981年11月，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出版了题为《恶魔的饱食：“关东军满洲731石井细菌部队”恐怖的全貌》的纪实作品，731部队的真相开始大白于天下。这部书前后卖出一百多万册，成为当时的畅销书。1985年8月，英国ITV电视台在英国播放了名为“731部队——天皇是否知道？”的电视节目。同年12月，美国ABC电视台购买了这一节目，并在美国播放，731部队的罪孽进一步为人所知。[15]日本的有识之士，比如历史学家常石敬一、松村高夫、吉见义明等人，也对731部队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出版了许多研究成果。在上面介绍的纪录片中，NHK更是不为尊者讳，将复杂、残酷的真相再次呈现出来。
1702265158
1702265159
当然，历史记忆并不仅仅依赖于上述研究成果的客观呈现。如前文提到的，个体每一次与历史事实的“遭遇”，更是构成了当下记忆乃至历史自身的一部分。那些遭到虐杀的个体生命，那些仅仅被称为“马鲁太”（又译为“马鲁他”，即实验材料之意）的无名生命，属于他们的正义如何才能得到哪怕一丝的挽回？将本来是被俘的抗日士兵或游击队员污蔑为“马贼”，731部队的研究人员试图维护自己的“道德完整”。那么，那些成为活体实验牺牲者的妇女和儿童呢？森村诚一在《恶魔的饱食》中详细记载了一些罪行的现场，其深刻的用意正在于此：
1702265160
1702265161
1943年的某一天，他们把一个中国的少年带进了解剖室。据原部队人员说，这个少年并非“马鲁太”，估计可能是从哪里拐骗来的，详情不得而知。……他们首先把浸透了哥罗仿（麻醉药）的脱脂棉捂在那个躺着的中国少年的嘴和鼻子上进行了全身麻醉。……从这个沉睡中的少年身上依次取出肠、胰、肝、肾、胃等各种内脏，分别计量之后把它们丢进了桶里。……“喂，还活着呢……”不知是谁这样说道，这可以再造一个活人。[16]
1702265162
1702265163
这是让人窒息的一起关于“活体解剖”的描述。[17]森村诚一写道，这个少年“本人也不会知道自己被活生生地解剖的理由”，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理由。据一个原731部队人员回忆说，解剖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取得一个健康的男少年的内脏”。森村在书中还记述了一对俄国母女惨遭杀戮的细节。事件发生在1945年7月，日本投降的前夕。一位原731部队人员这样作证：
1702265164
1702265165
母亲个子不高，一头金发，30岁左右；那个女孩最多不过三四岁……即将往室内送毒气时，偎依在母亲脚下的那个女孩还抬起头来，从玻璃屋内以好奇的目光环视着四周。母亲用双手静静地按着这颗放射出天真目光的褐色头发的小脑袋。这时，女孩把头贴在母亲的怀里，一动也不动……正在这时，毒气喷射进来了。……可怜的母女俩人紧紧地靠在一起先后断气了。母亲的手始终放在女儿的头上。……当时我的工作是……握秒表，测母女咽气的时间……
1702265166
1702265167
人世间的残酷与个体命运的悲惨，或许莫过于此。尽管如此，正如西里扶甬子指出的，731部队的队员们，“没有同其他多达1000人的甲乙丙级战犯一同被处刑，而是在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以被‘尊敬’的市民身份生活着”，在“子孙绕膝”中“静静地老去”。在历史罪恶未得到清算的情况下，人们若无其事地享受着731部队活体实验获得的医学成果。[18]这也是历史的真相。
1702265168
1702265169
四、罪孽发生之后：救济还是忘却
[
上一页 ]
[ :1.7022651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