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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日］廣松渋：《近代の超克——昭和思 想史の一つの視角》，講談社学術文庫，1989年，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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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参见［日］川田稔：《日本陆军的轨迹（1931—1945）：永田铁山的构想及其轨迹》，韦平和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61—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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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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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国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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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精神史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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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遭遇”暴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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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国民意识中，有一个让人们感到难以处理的污点，那就是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一系列暴行。那么，它所折射出的战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内心深处幽暗的一面，在战后得到了怎样的处理？人们似乎很熟悉这一暴行的历史，但这种暴行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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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让我想到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的一个警句：“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1]在人们的历史记忆层面占据固有位置的战争记忆，同样如此。比如，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探讨德国纳粹主义犯下的种族大屠杀罪行的原因时，就批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各种解释。他说，众多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解释，“将刺痛从大屠杀中拔除了出来”，从而导致这种严酷的人类经验无法“以严肃的方式”进入到当代意识中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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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之所以要援引以上两则说法，原因在于一种体验。阅读新近出版的由田古治子和西奥多·F.库克共同撰写的《日本人口述“二战”史：一部日本平民亲历者的战争反思录》，再次“遭遇”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的各种罪行的现场，“遭遇”历史真相，迫使人们“以严肃的方式”进入相关问题。“南京大屠杀”和“731细菌部队”是这种罪行的象征。这里摘录一段读者必然“遭遇”的一个现场来开始我们的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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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好刀无须费力，只要轻轻一动就能砍下一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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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如此，有时我还是会搞砸。通常俘虏们的身体已经因拷问而变得异常虚弱。他们的意识是半清醒的，身体也会不自主地摇晃，并且下意识地移动。因此有时我会砍中他们的肩膀。还有一次，有个人的肺脏就像气球一样弹出来掉到地面上，这画面令我无比震惊。不过接下来我就立刻全力向他的脖子砍去。因为动脉被切断，血立刻就喷溅出来。身体马上就会倒下，不过毕竟人的脖子不是水龙头，血很快就停止喷射。每次看到这种场面，我都会体验到一种狂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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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自述者名叫鹈野晋太郎，负责情报收集工作。据他的自述，他在太原日军监狱工作时，“如果超过两周没有砍一次头”，就会“觉得全身不舒服”。面对两位学者的采访，他还非常坦然地说：“假如我们今天的会面是发生在战争时代，那么我见到你的第一刻就一定会注意到你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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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引文描述的血腥场面会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感到毛骨悚然。这种暴行“现场”的冲击打破了我们的日常心境：战争中的暴行不再是“熟知”的，而是一种有“刺痛”的体验。这就是上面所说的“遭遇”历史真相的含义。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各种“屠杀”“惨案”罪行，称其为“大量虐杀”“以残酷手段进行的大量杀害”或许更为准确。任何一次在文字或视觉上与这些罪行的新的“遭遇”，都依然会让我们震惊和沉思：侵华日军何以犯下如此罪孽？将鹈野晋太郎解释为变态杀人狂，显然并不符合事实，从目前公开的史料来看，侵华日军的这种残虐行为几乎遍及其所到之处。罪行规模大小不同，但在残酷性上可以说不分上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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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让人震惊的心理效果，首先源于日军虐杀的个体性特征，即日军个体针对受害者个体施加的各种暴行。侵华日军针对俘虏与平民的虐杀行径，普遍包括肢解、剖腹、斩首、挖眼、割舌、火烧、水淹等惨绝人寰的方式。[5]我们无意比较迄今为止人类史上各种屠杀的残酷性，但在最近一个世纪发生的暴行中，上述虐杀手段与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行动所具有的“远距离和技术”特征——这些特征保证了屠杀者对受害者的“盲视”，从而保证了他们个人“道德完整”——形成了尖锐的对照。前面提到的鲍曼曾说，他初次接触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之后，发现那是一种无法以“简单且理智上很舒服”的方式加以解释。其实，他说的同样是一种心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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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面引述的鹈野晋太郎的回忆，因其个体属性而穿透了时空与国家记忆——通常强调民族整体的苦难与抵抗的正义属性——的阻隔，它所形成的图像可谓瞬时显现、横亘在读者眼前，其势迫人，让读者以个体的方式“遭遇”真实的历史。这里说“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说其他记忆方式不真实，而是强调历史真相的个体性侧面得到了突兀的呈现。口述史的这种当事人现身说法的历史书写方式，将关于历史的个体记忆与国家记忆的异质性凸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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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记忆的个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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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第一次接触关于大屠杀的非教科书式描述，是在一家书店。当时我偶然看到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Iris Chang, 1968—2004）撰写的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并阅读了一部分，备感冲击。后来，我购买了包括这本书的中译本以及日本历史学家津田道夫著作的中译本在内的数种图书和资料。通过阅读，我对这一历史事件有了初步认知。[6]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所发生的事情，从此不再是一个抽象名词与整体描述，不再是历史教科书中的数字，而是一个个生命个体的受难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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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写下上面的个体记忆，并非没有目的。上面的说法自然有着源于个体经验的局限性，但也不会因其个体属性而显得微不足道，因为它首先是一个真实个体的历史记忆建构的真实过程，是个体进入历史的一种真实的方式。同时，更重要的问题也在这个过程中浮现出来，那就是我们今日的读者在阅读这种非教科书式的历史叙事时，可能依然难以理解，当年日军何以如此行事？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战后的和平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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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很多历史学家都对日军行为进行了解释。比如，荷兰历史学家伊恩·布鲁玛给出了一个综合的回答：“一说根源在于日本文化的病态和武士道精神等因素；又说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恐怖行径，发号施令者远在东京，目的是迫使蒋介石政府屈服；还有说是吃尽苦头的军人产生了厌战情绪，继而大肆寻找发泄渠道。”[7]这三点原因涉及文化属性、意识形态、政治意图、现场的情境等，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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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于这些说法，我们不难找到相应的历史根据。比如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通过躲避于佛门而最终脱险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工兵团营长钮先铭（1912—1996），在当时的回忆中就有“迫使中国屈服”的认知。[8]钮先铭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法国留学的经历，他与其同时代人的判断，自然会让人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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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布鲁玛的说法与前面提到的津田道夫的说法也有共同之处。不过，津田更强调内在于平民自身的“虚无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精神结构的病理。他援引日本作家鹿地亘的说法，认为平民的虚无主义表现为“狡猾的强盗性”“不劳而获意识”“趁火打劫性”和“地痞的破坏性”。这是一种强调内在于近代日本国民与文化的“野蛮性”的看法。关于这一点，钮先铭在回忆录中有所提及。另外，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作《菊与刀》中，引述了一位日本作家的说法来表明近代日本人极端矛盾的性格，大意是说，剥开日本人文明的外表，“露出的是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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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津田引用了被称为“有良心的”文艺评论家杉山平助在1937年末《朝日新闻》南京支局记者谈话会上的一段说法，颇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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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战争一旦开始，为了胜利，为了确保战果，采取什么手段都行，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道德都是无力的，无能的。今后的战争，区别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不可能的。迅速的歼灭也是一种慈悲。……我刚听了抱着儿子的死尸，在雨中持续哭了三天的支那老太婆的话。在莫愁湖边，躺着这个死尸。老太婆抱着这个死尸，抚弄着脸，摩挲着脚，三日间持续地哭着。……然而，天就是无动于衷的！地也是无动于衷的！……所以我对这个眼泪满眶的支那人的苦恼，只是报以冷笑。奴隶的生命本不值一提。同时我们的生命也不值一提。当前，对于我们来说，惟有努力。惟有豁出性命保卫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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