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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题为《支那和支那人和日本人》，1938年发表在当时被视为进步杂志的《改造》上。[9]这种让人感到冷彻骨髓的虚无主义意味着对包括自身在内的生命价值的全部抹杀。美籍犹太裔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有一种说法，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极权主义”根源：“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样变成了多余的。……极权主义的杀人者最为危险，因为他们连自己是死是活都不在乎……”[10]这种将罪恶的起源归因于制度的说法，我们在上面的引文中找到了经验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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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问题并没有简单明了的答案。前面提到的社会学家鲍曼以及迈克尔·曼等将纳粹德国的种族屠杀行为追溯至内在于现代性的潜在属性，可谓对纳粹类型的残酷行为的深刻说明。[11]这些将大屠杀归因于现代官僚制度的说法，最初源于阿伦特在1963年使用的“行政性屠杀”（Administrative Massacres），用以说明庞大的国家官僚体制的非人格特征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12]无独有偶，丸山真男早在1949年撰写的分析军国主义行为的一篇文章中，在分析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在“南京残虐事件”中的角色时，也使用了“官僚精神”（马克斯·韦伯语）一词，借以说明近代日本政治“无责任体系”造成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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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同于德国纳粹以“死亡工厂”“死亡集中营”方式进行的种族屠杀，侵华日军暴行主体的广泛性与个体性，似乎无法简单用现代官僚行政制度的“恶”来加以解释。关于日军暴行的分析，似乎还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就此而言，当迈克尔·曼提到早期年代的屠杀比现在更加残忍时，他或许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解释的线索。比如，武士道被视为日本文化的代表，但武士滥用暴力的顶峰，就是“竟用无辜者的头颅来试那新到手的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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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暴力与残酷性显然只有在非法治的前现代才有可能。在前面引述的鹈野晋太郎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暴力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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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历史的真相，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或许是我们能给出的唯一回答。事实上，这也是前面提到的《日本人口述“二战”史》两位作者的心声。日本战败后，很多人士投入挖掘历史真相的工作中，这些致力于直面历史的个体的努力，无疑会让读者获得面向未来、致力于未来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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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真相的复杂：战后对731细菌部队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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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相得到怎样的揭示，人们又从中获得怎样的经验与教训，这些都依赖于个体和群体的努力。2017年8月13日，日本放送协会NHK播放了大约50分钟的题名为“731部队的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的纪录片，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该片提出的问题极其尖锐：本来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生，何以参与到人体活体实验和活体解剖这些丧失人性的残酷行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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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记录片的主创人员以1949年苏联主导的731战犯审判（“伯力审判”）的现场录音为主要证言，系统地揭示了731部队组织者石井四郎（1892—1959）与当时日本医学界通力合作的事实：731部队的残酷暴行是日本帝国源于精密的科学与理性算计的结果，是日本国家意志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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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井四郎早年以第一名的身份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院，因其在731部队的特殊“功绩”，在战争结束前已经升至陆军中将，这是军医所能获得的最高军衔。石井与自己的导师、时任京都大学医学院院长的户田正三合作，先后选拔了40名顶尖医学研究人员到位于哈尔滨郊外的731部队秘密实验室进行所谓研究工作。这40名人员来自多所日本大学与研究机构，其中京都帝国大学人数最多，共派遣了11名，紧随其后的东京帝国大学派遣了6名。为支持731部队的细菌武器与化学武器的开发，日本政府每年投入巨额研究资金，是政府强力主导的国家项目，被比拟为美国同期进行的以核武器研制为目的的“曼哈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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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败后，美国为获得731部队的研究资料，以石井四郎等罪大恶极的“战犯”提供全部研究资料为条件，免除了他们的战争责任。美国国务院在1947年9月8日对联合国占领军司令官麦克阿瑟下达的绝密文件及随后的“备忘录”中写道：“对美国来说，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对石井等人追究为战犯所产生的价值。这在美国的国家安全保障上，更为重要。”[14]结果，多达三千余人的受害者的正义遭到了第二次蹂躏——穷凶极恶者的罪孽，因所谓的国家利益而被掩饰起来，战后世界秩序的不义以及世界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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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731部队的研究始终以秘密方式进行，加之美日之间的丑恶交易，所有当事者都三缄其口，结果其罪行长久以来不为人所知。石井四郎自然得以安度晚年，户田正三等人更是在战后的日本享受了医学权威的美名；其中，更有甚者，比如主导活体冻伤实验（实验活体从数个月大的婴儿到成人不等）的吉村寿夫竟然矢口否认自己参与实验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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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井四郎死后，731部队的残酷行径逐渐得到了揭发。1981年11月，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出版了题为《恶魔的饱食：“关东军满洲731石井细菌部队”恐怖的全貌》的纪实作品，731部队的真相开始大白于天下。这部书前后卖出一百多万册，成为当时的畅销书。1985年8月，英国ITV电视台在英国播放了名为“731部队——天皇是否知道？”的电视节目。同年12月，美国ABC电视台购买了这一节目，并在美国播放，731部队的罪孽进一步为人所知。[15]日本的有识之士，比如历史学家常石敬一、松村高夫、吉见义明等人，也对731部队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出版了许多研究成果。在上面介绍的纪录片中，NHK更是不为尊者讳，将复杂、残酷的真相再次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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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历史记忆并不仅仅依赖于上述研究成果的客观呈现。如前文提到的，个体每一次与历史事实的“遭遇”，更是构成了当下记忆乃至历史自身的一部分。那些遭到虐杀的个体生命，那些仅仅被称为“马鲁太”（又译为“马鲁他”，即实验材料之意）的无名生命，属于他们的正义如何才能得到哪怕一丝的挽回？将本来是被俘的抗日士兵或游击队员污蔑为“马贼”，731部队的研究人员试图维护自己的“道德完整”。那么，那些成为活体实验牺牲者的妇女和儿童呢？森村诚一在《恶魔的饱食》中详细记载了一些罪行的现场，其深刻的用意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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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的某一天，他们把一个中国的少年带进了解剖室。据原部队人员说，这个少年并非“马鲁太”，估计可能是从哪里拐骗来的，详情不得而知。……他们首先把浸透了哥罗仿（麻醉药）的脱脂棉捂在那个躺着的中国少年的嘴和鼻子上进行了全身麻醉。……从这个沉睡中的少年身上依次取出肠、胰、肝、肾、胃等各种内脏，分别计量之后把它们丢进了桶里。……“喂，还活着呢……”不知是谁这样说道，这可以再造一个活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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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让人窒息的一起关于“活体解剖”的描述。[17]森村诚一写道，这个少年“本人也不会知道自己被活生生地解剖的理由”，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理由。据一个原731部队人员回忆说，解剖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取得一个健康的男少年的内脏”。森村在书中还记述了一对俄国母女惨遭杀戮的细节。事件发生在1945年7月，日本投降的前夕。一位原731部队人员这样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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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个子不高，一头金发，30岁左右；那个女孩最多不过三四岁……即将往室内送毒气时，偎依在母亲脚下的那个女孩还抬起头来，从玻璃屋内以好奇的目光环视着四周。母亲用双手静静地按着这颗放射出天真目光的褐色头发的小脑袋。这时，女孩把头贴在母亲的怀里，一动也不动……正在这时，毒气喷射进来了。……可怜的母女俩人紧紧地靠在一起先后断气了。母亲的手始终放在女儿的头上。……当时我的工作是……握秒表，测母女咽气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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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的残酷与个体命运的悲惨，或许莫过于此。尽管如此，正如西里扶甬子指出的，731部队的队员们，“没有同其他多达1000人的甲乙丙级战犯一同被处刑，而是在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以被‘尊敬’的市民身份生活着”，在“子孙绕膝”中“静静地老去”。在历史罪恶未得到清算的情况下，人们若无其事地享受着731部队活体实验获得的医学成果。[18]这也是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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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罪孽发生之后：救济还是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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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后世学者关于侵华日军暴行的总结，因其固有的抽象性和客观性而掩饰了一部分人类经验的意义，那么当事者的说法就成了我们认知历史真相时相对有效的参照物。比如，本文开篇处提到的鹈野晋太郎在其口述中曾自问自答道：“你或许会问，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杀人。因为那是件很容易的事情，自然而然就发生了。”这可能是侵华日军在暴行现场的逻辑；而在暴行现场之外，有着深一层的观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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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抱定这种信念并按此行事，确信自己所做的是“正义之事”。因为所有人都是按照长官的指令行事，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行动，是在为祖先的英灵尽孝。在战场上，我们从未看重中国人的生命。当你一路高歌猛进时，失败的一方看上去真的很卑劣。因此我们认定，大和民族是更高级的种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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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说法反映了日军暴行发生的一些原因，包括现场的情境与意识形态灌输的结果。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津田道夫曾经指出的对中国的“蔑视”，这种全日本存在的“蔑视中国乃至中国人的思想”与基于天皇崇拜的“圣战”结合在一起，“大屠杀在士兵个人的精神上便被日常化了”。[20]鹈野晋太郎的回忆，完全佐证了历史学家的判断。近代日本的这种蔑视中国与中国人的观念，在甲午战争前后已经大致定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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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学者的总结不同，上述引文是一个真实加害者个体的回忆。那一刻他既没有掩饰真相的必要，因为他已经获得基于法律判决与惩罚后的免责；同样，他更无夸大真相的必要，因为他克服了巨大的心理障碍，正在为自己“犯下的罪行深深地忏悔”。那么，这种微观的回忆与记忆的真实属性，是否最终说明了日军肆意施加暴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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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伤痛记忆，人们获得精神安慰的途径或许只有两条：其一是获知历史的真相；其二是获得来自加害者的道歉。对于暴行何以发生的解释，从属于对历史真相的揭示。在这个意义上，发生在距今近七十余年前的这场战争至今仍未终结。尽管有许多日本有识之士在致力于发掘历史真相，并向受害者道歉，但作为国家代表的日本政府，表现得却极其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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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而言，即便日本官方可以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国策进行某种程度的“正当化”辩解，但对于确凿无疑的事实——日军针对无数个体的惨无人道的虐杀行为，除了坦然面对、真诚道歉之外，并没有其他的选择。然而，作为国民代表的日本政府似乎尚未意识到问题的所在。西里扶甬子在其作品中写道：“我认为，日本在学校里向下一代传承如此真实历史的努力显著缺失。中国人的‘怨’来自何处，为何他们所报为‘德’，年轻的一代完全没能理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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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指出的这一点，可以说是人们对日本历史教育问题的普遍共识。比如，日裔美国学者米山·理佐指出，战后日本国民仅仅记得本国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打击等苦难部分，而“不敢将日本帝国的殖民地统治以及在日本人民的名义下实施的残暴行为作为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加以叙述，支配着这一行为的，可以说是‘忘却的政体’”。米山接着指出，这种政体的既成性格——沉默与隐瞒，与战后冷战世界秩序有着共犯关系。但在冷战结束、全球化加速的20世纪90年代以降，承认过去的错误并进行道歉，才是日本政府最有效的策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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