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65170
1702265171
如果说后世学者关于侵华日军暴行的总结，因其固有的抽象性和客观性而掩饰了一部分人类经验的意义，那么当事者的说法就成了我们认知历史真相时相对有效的参照物。比如，本文开篇处提到的鹈野晋太郎在其口述中曾自问自答道：“你或许会问，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杀人。因为那是件很容易的事情，自然而然就发生了。”这可能是侵华日军在暴行现场的逻辑；而在暴行现场之外，有着深一层的观念逻辑：
1702265172
1702265173
我抱定这种信念并按此行事，确信自己所做的是“正义之事”。因为所有人都是按照长官的指令行事，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行动，是在为祖先的英灵尽孝。在战场上，我们从未看重中国人的生命。当你一路高歌猛进时，失败的一方看上去真的很卑劣。因此我们认定，大和民族是更高级的种族。[19]
1702265174
1702265175
这些说法反映了日军暴行发生的一些原因，包括现场的情境与意识形态灌输的结果。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津田道夫曾经指出的对中国的“蔑视”，这种全日本存在的“蔑视中国乃至中国人的思想”与基于天皇崇拜的“圣战”结合在一起，“大屠杀在士兵个人的精神上便被日常化了”。[20]鹈野晋太郎的回忆，完全佐证了历史学家的判断。近代日本的这种蔑视中国与中国人的观念，在甲午战争前后已经大致定型。[21]
1702265176
1702265177
不过，与学者的总结不同，上述引文是一个真实加害者个体的回忆。那一刻他既没有掩饰真相的必要，因为他已经获得基于法律判决与惩罚后的免责；同样，他更无夸大真相的必要，因为他克服了巨大的心理障碍，正在为自己“犯下的罪行深深地忏悔”。那么，这种微观的回忆与记忆的真实属性，是否最终说明了日军肆意施加暴行的原因？
1702265178
1702265179
面对伤痛记忆，人们获得精神安慰的途径或许只有两条：其一是获知历史的真相；其二是获得来自加害者的道歉。对于暴行何以发生的解释，从属于对历史真相的揭示。在这个意义上，发生在距今近七十余年前的这场战争至今仍未终结。尽管有许多日本有识之士在致力于发掘历史真相，并向受害者道歉，但作为国家代表的日本政府，表现得却极其不合格。
1702265180
1702265181
退一步而言，即便日本官方可以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国策进行某种程度的“正当化”辩解，但对于确凿无疑的事实——日军针对无数个体的惨无人道的虐杀行为，除了坦然面对、真诚道歉之外，并没有其他的选择。然而，作为国民代表的日本政府似乎尚未意识到问题的所在。西里扶甬子在其作品中写道：“我认为，日本在学校里向下一代传承如此真实历史的努力显著缺失。中国人的‘怨’来自何处，为何他们所报为‘德’，年轻的一代完全没能理解。”[22]
1702265182
1702265183
西里指出的这一点，可以说是人们对日本历史教育问题的普遍共识。比如，日裔美国学者米山·理佐指出，战后日本国民仅仅记得本国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打击等苦难部分，而“不敢将日本帝国的殖民地统治以及在日本人民的名义下实施的残暴行为作为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加以叙述，支配着这一行为的，可以说是‘忘却的政体’”。米山接着指出，这种政体的既成性格——沉默与隐瞒，与战后冷战世界秩序有着共犯关系。但在冷战结束、全球化加速的20世纪90年代以降，承认过去的错误并进行道歉，才是日本政府最有效的策略。[23]
1702265184
1702265185
众所周知，“以德报怨”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下达的命令，告诫将士不要报复缴械的日军。这种宽大的人道主义胸怀，真实表现了中国文化的人道主义本质。我们继续看一下鹈野晋太郎的回忆：
1702265186
1702265187
我由衷地相信，是中国共产党饶了我一命。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与美国人和盟军大不相同，后两者绞死了1068名俘虏。
1702265188
1702265189
……
1702265190
1702265191
每天我都提心吊胆，担心明天自己会不会被处以死刑？每每想到此处，我都彻夜难眠，睡梦中常常听到母亲的呼唤。但是，中国共产党给我的惩罚只是13年的有期徒刑。宣判之后，幸存的中国家庭质问法官并且大声哭诉。而最后的结果为，我只要服刑8年就可以出狱。[24]
1702265192
1702265193
这是国家层面上“以德报怨”的结果。战后的日本社会当中之所以有着一股强大的和平主义思潮，与普通的日本国民对自身在战争中的遭遇以及对战争的深刻反省直接有关。鹈野晋太郎能够最终对自己的暴行进行忏悔，更是与战后中国政府“以德报怨”的宽恕政策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精神的确立，是经历过战争的人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1702265194
1702265195
五、尾声：我们要怎样的历史记忆
1702265196
1702265197
本文在叙述过程中还触及了另外一种类型的问题：关于历史的国家记忆垄断或者说代表了复杂的历史记忆自身。尤其当个体记忆被国家记忆所代表并遮蔽时，人们就失去了审视历史与文明进程的最重要的视角，即人的尊严与权利。对于这一点，旅日中国学者聂莉莉的一则说法引人深思。针对日军731部队以及1644部队于1941年11月4日在中国常德发动细菌战的后果，她从受害者历史记忆的角度，颇为详尽地记录并分析了幸存的当事者及遗属的证言。在全书的最后，她写道：
1702265198
1702265199
一直以来对日本军队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的指责是笼统的，缺少活生生的每一个人、家庭、地区社会被侵害的具体形象，对其反人道性质的追求缺失了人本身。受害者的痛苦经历应该是反映出犯罪者原形的“镜子”，活生生的具体的受害经历，能够清晰地映照出加害者对人道进行侵害的原形。[25]
1702265200
1702265201
这种对“受害者痛苦经历”的记录，可以将前文提到的“刺痛”还原到人们的历史记忆中。在阅读这部书中的民众证言时，读者必然再次“遭遇”罪行的现场，而这种现场感是其他记忆方式很难提供的珍贵体验。所谓“以史为鉴”，对于个体而言，归根结底就是以自己体验的或记忆中的历史为坐标，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建构一个有意义的秩序，从而为生活提供不可或缺的意义体系与心理能量。
1702265202
1702265203
这么说的目的，并不是要指出在共同体生活中同样不可或缺的国家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局限，而是要将我们的历史认识引向深入。在人们的历史意识和现实的行动之间，往往有着人们觉察不到的直接关联，并最终决定着我们时代的文明属性和文明程度。对于遭受侵华日军迫害的个体及其遗属而言，如同他们的证言所彰显的，战争并未简单地结束。这些个体的生命与福祉，有必要纳入某种“国家记忆”的秩序中，让他们真正感受到战争已然终结。
1702265204
1702265205
某种程度上，在真相得到彻底揭发、道歉得到受害者回应之前，战争并没有结束；对于加害者而言，这一点更是如此，他们将不得不背负沉重的道德上的罪恶感。这就是米山·理佐所说的“忘却的政体”难以为继的根本原因。或许是意识到这一点，自“二战”结束以来，一些日本有识之士一直致力于揭发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种种罪孽，并试图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对受害者进行救济。这些来自加害者一方的行动，在促使历史和解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本文所选的一些残酷事例与引述多取自日本（或日裔）学者的著述，用意也在于此。
1702265206
1702265207
2018年4月2日，常年致力于追究731部队真相的日本有识之士做出了新的努力，他们结成团体，要求京都大学取消一位名叫平泽正欣的人的学位。平泽是原731部队的队员，1945年5月从京都帝国大学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人们要求取消其学位的理由是，他的学位论文使用的实验数据正是来源于人体的活体实验。这一最新的举动是对历史真相的继续揭发，也是对和平主义精神的坚持与维护。
1702265208
1702265209
在这些真实的个体的努力中，有着人性的曙光。
1702265210
1702265211
[1]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0页。
1702265212
1702265213
[2] ［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7—8页。
1702265214
1702265215
[3] ［日］田古治子、［美］西奥多·F.库克：《日本人口述“二战”史：一部日本平民亲历者的战争反思录》，小小冰人、潘丽君等译，重庆出版社，2018年，第131页。
1702265216
1702265217
[4] 比如，东史郎就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一起日军个人的虐杀行为，参见［日］东史郎：《东史郎日记》，王奕红等译，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04—205页。
1702265218
1702265219
[5] 参见孙俍工编：《沦陷区惨状记：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
[
上一页 ]
[ :1.7022651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