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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以德报怨”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下达的命令，告诫将士不要报复缴械的日军。这种宽大的人道主义胸怀，真实表现了中国文化的人道主义本质。我们继续看一下鹈野晋太郎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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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衷地相信，是中国共产党饶了我一命。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与美国人和盟军大不相同，后两者绞死了1068名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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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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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我都提心吊胆，担心明天自己会不会被处以死刑？每每想到此处，我都彻夜难眠，睡梦中常常听到母亲的呼唤。但是，中国共产党给我的惩罚只是13年的有期徒刑。宣判之后，幸存的中国家庭质问法官并且大声哭诉。而最后的结果为，我只要服刑8年就可以出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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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国家层面上“以德报怨”的结果。战后的日本社会当中之所以有着一股强大的和平主义思潮，与普通的日本国民对自身在战争中的遭遇以及对战争的深刻反省直接有关。鹈野晋太郎能够最终对自己的暴行进行忏悔，更是与战后中国政府“以德报怨”的宽恕政策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精神的确立，是经历过战争的人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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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尾声：我们要怎样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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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叙述过程中还触及了另外一种类型的问题：关于历史的国家记忆垄断或者说代表了复杂的历史记忆自身。尤其当个体记忆被国家记忆所代表并遮蔽时，人们就失去了审视历史与文明进程的最重要的视角，即人的尊严与权利。对于这一点，旅日中国学者聂莉莉的一则说法引人深思。针对日军731部队以及1644部队于1941年11月4日在中国常德发动细菌战的后果，她从受害者历史记忆的角度，颇为详尽地记录并分析了幸存的当事者及遗属的证言。在全书的最后，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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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对日本军队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的指责是笼统的，缺少活生生的每一个人、家庭、地区社会被侵害的具体形象，对其反人道性质的追求缺失了人本身。受害者的痛苦经历应该是反映出犯罪者原形的“镜子”，活生生的具体的受害经历，能够清晰地映照出加害者对人道进行侵害的原形。[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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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受害者痛苦经历”的记录，可以将前文提到的“刺痛”还原到人们的历史记忆中。在阅读这部书中的民众证言时，读者必然再次“遭遇”罪行的现场，而这种现场感是其他记忆方式很难提供的珍贵体验。所谓“以史为鉴”，对于个体而言，归根结底就是以自己体验的或记忆中的历史为坐标，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建构一个有意义的秩序，从而为生活提供不可或缺的意义体系与心理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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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的目的，并不是要指出在共同体生活中同样不可或缺的国家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局限，而是要将我们的历史认识引向深入。在人们的历史意识和现实的行动之间，往往有着人们觉察不到的直接关联，并最终决定着我们时代的文明属性和文明程度。对于遭受侵华日军迫害的个体及其遗属而言，如同他们的证言所彰显的，战争并未简单地结束。这些个体的生命与福祉，有必要纳入某种“国家记忆”的秩序中，让他们真正感受到战争已然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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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在真相得到彻底揭发、道歉得到受害者回应之前，战争并没有结束；对于加害者而言，这一点更是如此，他们将不得不背负沉重的道德上的罪恶感。这就是米山·理佐所说的“忘却的政体”难以为继的根本原因。或许是意识到这一点，自“二战”结束以来，一些日本有识之士一直致力于揭发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种种罪孽，并试图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对受害者进行救济。这些来自加害者一方的行动，在促使历史和解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本文所选的一些残酷事例与引述多取自日本（或日裔）学者的著述，用意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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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日，常年致力于追究731部队真相的日本有识之士做出了新的努力，他们结成团体，要求京都大学取消一位名叫平泽正欣的人的学位。平泽是原731部队的队员，1945年5月从京都帝国大学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人们要求取消其学位的理由是，他的学位论文使用的实验数据正是来源于人体的活体实验。这一最新的举动是对历史真相的继续揭发，也是对和平主义精神的坚持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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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真实的个体的努力中，有着人性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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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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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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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田古治子、［美］西奥多·F.库克：《日本人口述“二战”史：一部日本平民亲历者的战争反思录》，小小冰人、潘丽君等译，重庆出版社，2018年，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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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如，东史郎就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一起日军个人的虐杀行为，参见［日］东史郎：《东史郎日记》，王奕红等译，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04—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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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孙俍工编：《沦陷区惨状记：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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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纯如：《南京大屠杀》，马志行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日］津田道夫：《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程兆奇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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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荷］布鲁玛：《创造日本：1853—1964》，倪韬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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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钮先铭：《佛门避难记》，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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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津田道夫：《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程兆奇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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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美］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林骧华译，2014年，第5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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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英］迈克尔·曼：《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严春松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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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美］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安尼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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