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65670
1702265671
就此而言，人们之所以将英国历史学家威廉·G.比斯利撰写的《明治维新》誉为典范，原因正在于作者在使用这些词语时展现了高度的审慎和克制。不过，当作者比较中日两国应对变局的模式时，其结论的“迷人”程度却也与它遮蔽真相的程度不相上下，因为他对历史“意义”的渴望导致了他对历史事实的某种盲目。
1702265672
1702265673
举一个例子。在这部著作的结尾，他自问道：“考虑到两个国家都有着悠久的政治和文化统一的传统，为什么日本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形成了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则要慢得多，效果也更弱？”比利斯能找到的答案和原因，我们耳熟能详，诸如两国地域大小的不同、中国作为“天朝”的自负、官僚体制、日本的武士阶级统治的特殊性等。[4]在我们当下的历史意识和一般观念中，这些原因也很容易得到我们的理解与认可。然而，从历史发生的角度，这些说法却又是一种现代历史意识下的问题和答案。
1702265674
1702265675
因此，在今天重新认识和解释明治维新，有必要首先依据“维新”在当时的语义亦即今日被称为古典的语义来理解。人们通常将“维新”二字的根源追溯至《诗经·大雅·文王》篇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并大体上用其指称“变法”。不过，无论是“维新”还是“变法”，其语义首先依赖于儒家经典中古老而恒常的“天命”观念，而非纯然法律或行政上基于人类有限理性的“革命”与“变革”，二者分属不同的意义世界。倒幕派树立的新政府将自己发布的号令称为“王政复古”，其用意正在于为政权赋予一种天命的正当性，而这种正当性首先来源于历史。
1702265676
1702265677
其实，现代日本不但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难解的存在，对于其自身也无法简单获得清晰的理解。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正是这种语义的断裂，以及语义断裂背后更为根本的文明意识的断裂：1945年战败以后重新崛起的现代日本，已经与传统东亚世界的精神渐行渐远。
1702265678
1702265679
与此相对，在明治时代，二者精神世界的底层有着共同的儒学（日本通称“儒教”）体验。[5]如同哲学家井上哲次郎（1855—1944）指出的，“凡精神诸要质熔铸陶冶日本民族之性格者，以儒教之势力为最大”[6]。事实上，近代日本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在少年时代即广泛阅读《论语》《孟子》《诗经》《尚书》《左传》《老子》《庄子》等古典著作，尤其以阅读儒学经典《左传》有心得，前后大约读了十一遍。[7]虽然在其开始启蒙活动后，福泽谕吉对儒学持极其严厉的批评态度，但这种态度自身，同样来自儒学观念世界中的文明意识。进一步说，如果不理解这种时代共有的儒学体验，《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精神就不容易得到理解。[8]
1702265680
1702265681
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上面有关语义断裂的论述，不意味着任何意义上的不可知论。对历史真相的渴望，对历史意义的渴望，都是一种人类的事实，我们需要坦然面对，并原谅曾经主导人们精神世界的那些宏大观念的浮浅与虚妄。曾经规定了人们近代历史意识的各种物质主义与进步主义观念，如同历史的风，已渐消停，尘埃渐至落定，所以，现在我们有必要透过这些观念尚未湮灭的遗迹，探寻人类生活中更为恒久不变、更可传诸久远的事物，因为它们是秩序生发的根源所在。
1702265682
1702265683
1702265684
1702265685
1702265687
分身：新日本论 二、英雄、时势与历史的本质
1702265688
1702265689
在众多的明治维新史著作中，佐佐木克的《从幕末到明治：1853—1890》是一部接近于拂去了近代历史观念尘埃的著作。[9]或者，与其说是历史著作，不如说是古典的历史剧本。当然，用“剧本”来比喻并不是说它是虚构的，而是它有一种让读者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它所呈现的画面之所以有一种不染纤尘的洁净感，是因为作者克制了解释的欲望。这种纯然的历史叙述，如同古典戏剧通常具有的伟大的教育作用一般，会给读者提供另外一种基于真相与意义的精神教育。
1702265690
1702265691
简单地说，这本书之所以精彩纷呈，原因正在于作者让历史人物在历史舞台上各自表达，公正地对待所有人，而未将自己的判断强加于历史人物的身上。比如，在这部书中，不仅出身于中下级武士阶层的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坂本龙马、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数十位维新英杰人物悉数出场，被视为上层统治阶层及贵族的人物，比如朝廷方面的孝明天皇、鹰司政通、九条尚忠、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幕府方面的将军德川家定、家茂、庆喜与大老井伊直弼，地方强藩的有力大名诸如松平春岳、岛津久光等人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角色均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再现，共同上演着合作、背叛、权谋、斗争、生死的经典人类故事。
1702265692
1702265693
值得留意的是，这一舞台还有一类重要的角色，即英美国家的驻日公使、临时造访的官员等。在促成日本政治变革的过程中，这些人也发挥了不可欠缺的作用。比如，作者对1865年出任英国驻日公使的巴夏礼（Harry Parks, 1818—1885）的几句描绘，就将当时西方公使在日本的形象与角色再现了出来。1867年，长崎发生了一起英国海军士兵被杀事件，巴夏礼率军舰驶进土佐藩的高知讨要说法。谈判中，巴夏礼对于时任土佐藩参政、维新后声名鹊起的后藤象二郎（1838—1897）的处置方式十分不满，“在谈判中猛拍桌子……以傲慢姿态威吓后藤及其同行者”[10]。与外国公使打交道的类似经历显然会影响后藤对事务的判断。
1702265694
1702265695
作者对巴夏礼的简单描绘，与中国人熟识的形象并无二致。已故历史学家蒋孟引在其名作《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便将他列为“三个促使战争爆发的人”之一，认为他是“英国侵略者的标本，凶恶、狡猾、顽强”，是“中国最痛恨的恶棍”。[11]英国学者蓝诗玲（Julia Lovell）在新作《鸦片战争》中则将其描述为一个“肆无忌惮地、非法地鼓吹对华战争”的“英国超男”。[12]詹森在叙述巴夏礼在幕末政治中的角色时，则称他是“一个精力最为旺盛、性格最为暴躁，曾在中国海岸施行炮舰外交的行家”。[13]这样的人物往往具有巨大能量，会引发异乎寻常的结果。咸丰皇帝就对他恼恨异常，在中英谈判期间曾谕令羁留此人，间接引发了后来的圆明园悲剧。
1702265696
1702265697
从幕末最富有动员力的口号“尊王攘夷”来看，这类公使扮演的角色为日本的精英提供了西方人作为“夷贼”“丑夷”的真实“标本”。“尊王攘夷”并非后世批评者所想定的一种单纯源于民族主义的排外观念。
1702265698
1702265699
作者在开篇处看似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已对上述人物共同演出的剧情做了“剧透”。作者写道：“幕末时期，日本面对动荡而云谲波诡的国际局势，尽管内心备感屈辱，它却不得不在艰难中挺身前进，未曾心灰意冷、意志消沉。为了重新崛起，怀揣着摆脱屈辱的强大决心，日本积极地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以求正面解决自身问题。”[14]屈辱与忧国，构成了维新戏剧的精神主调，尤其刻写在前面提到的中下级武士的身上。这些风云际会的人物，除了人们常说的“中下级武士”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志士。我们在下文中马上就会看到，“志士”这个身份标签才是历史认知的关键。
1702265700
1702265701
我在本章开始的引言部分，特别论及了“尊王攘夷”观念在推动近代日本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其实，这种精神所召唤并造就的主体，正是这里所要谈论的“志士”。明治维新的历史，实则由作为志士的英雄，甚至包括不同视角下的“恶棍”，与时势相互激荡、共同造就而成。
1702265702
1702265703
1702265704
1702265705
1702265707
分身：新日本论 三、维新志士与东亚世界的古典传统
1702265708
1702265709
“志士”二字，望文生义，其意义似不难理解，但实则不然。在明治维新史的叙述中，鲜有内容像这两个字让人感到如此隔膜。许多研究明治维新的历史学家对此也满腹狐疑。
1702265710
1702265711
比如，在一部较早刊行，由加拿大历史学家诺曼·赫伯特撰写的《日本维新史》中，作者仅仅用“下级武士”“最热诚的斗士”“疯狂的恐怖主义者”等说法指涉这一群体。[15]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戈登在叙述明治维新时则使用了“下级武士”“体制内精英”等说法，认为他们是维新的主导力量。他对此分析道：“这群出身于中下阶层的武士一方面雄心勃勃，另一方面却又郁郁不得志，极缺乏安全感……这种不平之气是明治维新之原动力，亦触发各种影响深远的改革计划。故明治维新实际是个不得志的下层精英革命。”[16]这种说法触及了革命的心理机制，注意到了明治维新的“原动力”，是一种对历史的洞察。不过，遗憾的是，戈登在关键的地方还是看走了眼：“志士”远非不得志的精英，相反，他们最初就是一群志气满满、精神昂扬的年轻人。
1702265712
1702265713
前面提到的比斯利略微不同，他最初就注意到“志士”（men of spirit）是“更有能力、更活跃的武士”，其角色“决不能被轻易忽视”。然而对于其中的原委，比斯利则多有遁词。他在叙事中写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多都是负面消极的……他们只知道破坏，不懂建设；他们对待生命，包括自己的性命毫无顾忌，不懂得创建政府……然而，他们所带来的变革也十分重要，而且最终证明是不可逆转的。”对于这个能量超凡的群体，他极不情愿地称呼他们是“尊皇主义者”“激进分子”或“恐怖分子”。[17]显然，这些称呼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境，“志士”不仅是明治政府的主要创建者，还是文明开化的推动者。
1702265714
1702265715
詹森虽然对这个群体也着墨不多，不过如下的几句话却是点睛之笔：“‘尊攘’派，对于同龄人来说，对于历史来说，他们都被称为‘志士’，即具有崇高理想和节操的人。这些志士成为地方和国家事务中的一种爆炸性因素，最后作为一种理想道德楷模服务于现代天皇国家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在随后的动荡岁月成为年轻激进分子的榜样。”[18]这个说法比较接近历史真相，是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关键所在：只有理解了这种当事者自我规定的“志士”意识与角色，才能看到维新舞台所呈现的真相与意义。
1702265716
1702265717
兹举一例。与高杉晋作、木户孝允等被视为英雄的“尊王攘夷”派志士不同，幕府也获得了“尊王佐幕”派志士的支持。当时，京都地区尊攘派志士针对幕府官员与外国人展开了一系列袭击、暗杀等暴力活动。1863年，幕府组建了由剑术高手组成的治安维稳力量，这就是有名的“新选组”（意思是“全新选出的组织”），由“天然理心流”道场第四代传人近藤勇（1834—1868）出任局长。在近藤的领导下，尊攘派志士的暴力活动得到了抑制，京都地区的秩序得以恢复。明治元年（1868），近藤勇向新政府军投降，随后被处以斩刑，是幕末明治初期众多殒命的志士中的一员。[19]近藤留下的两首辞世诗，将志士的精神世界呈现了出来：
1702265718
1702265719
孤军援绝作囚俘，顾念君恩泪更流。
[
上一页 ]
[ :1.7022656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