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65770
1702265771
日本思想史学者岛田英明在讨论幕府末期文人志士的历史意识转变时，正是从这种“永恒”的角度，揭示了“志士”登上历史舞台中央的秘密：
1702265772
1702265773
志士们将自身投射到历史上的英雄豪杰身上，投身于政治实践当中。他们是否真的心忧天下国家并为此甘于自我牺牲，这一点并不清楚。为了国家或为了主人这样的说法，往往是自我肯定或发泄胸中郁愤的权宜办法。可是，尽管如此，倡导政治功业优越的话语的泛滥，非但迫使文人的技艺，甚至连文章创作自身都带上了否定的形象。这一事实非常重要。……结果，对于“永恒性”的展望变得更为朴素了。历史并不是“描写”，而是“创造”。作为政治英雄建立功名，在历史当中被讲述并传诸后世！这是幕府末期知识分子“大剧场”的开端。[33]
1702265774
1702265775
这一说法关注的是“志士”内心深处追求超越历史的“永恒性”的冲动，最终演变为“创造”历史的意志。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意识同样孕育于古典文献编制的话语空间中。东亚古典世界中的英雄豪杰，从夏商时期的伊尹、傅说，到宋朝的岳飞、文天祥，他们所体现的“永恒性”构成了一种更高维度的意义。在传统东亚世界秩序与近代西方世界相接而开始震荡的时刻，这种意义最终取得了支配地位。这正是“志士”得以诞生的历史世界与意义世界。
1702265776
1702265777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为创制长治久安的政治秩序，德川幕府积极导入了儒学观念体系。这种政治行为的结果自然造就了基于儒学意识形态的主体。始于水户藩二代藩主的《大日本史》编纂事业自身就是儒学观念的产物——通过模仿《史记》的撰写体例而吸收了《史记》的儒学观念。如同黄遵宪注意到的，水户儒学中孕育的“尊王”思想成为此后引发大变革的种子。
1702265778
1702265779
实际上，黄遵宪提及的另一部史书，即由赖山阳（1780—1832）所撰《日本外史》（黄遵宪书中为“赖襄”），在幕末传播“尊王”思想上所发挥的作用更是无出其右。这部书完成于1826年，在作者殁后四年，活字本得以刊行。在幕末明治时期，据说总共出售达四十万部。作者曾吟诗一首，自述心事：“千载将诛老奸骨，九原欲慰大冤魂。莫言铅椠无权力，公议终当纸上论。”对于读书人而言，公议就是权力，以今日眼光观之，这更是不刊之论。
1702265780
1702265781
历史学家周一良（1913—2001）在评述《大日本史》时，同样注意到了这部史书所发挥的巨大思想力量：“此种思潮传播既广，培植既深，幕府之倒遂成必然之势矣。抑尤有进者，只由志士之奔走，诸藩之顺从，天皇之英明，苟将军抗不奉命者，维新之事业亦不能若是之易。而当时将军德川庆喜之所以慨然奉还大政者，因庆喜乃水户烈公齐昭之子，以藩侯入将军”；“庆喜亲告伊藤博文，自谓遵家教以奉还大政，是水户学之影响殆普及于成就维新大业之各因素中也。”[34]在佐佐木克的维新史叙述中，志士的奔走与孝明天皇的英明皆跃然纸上。然而，若不明白上述思想背景，德川庆喜的奉还决断——“撂挑子”的行为就不容易被理解。实际上，除了人们常言的形势所迫之外，这一决断还有着深刻的观念上的根源。
1702265782
1702265783
其实，思想观念的固有功能之一就是造就自我实现的行动主体。在危机时刻，思想观念往往发挥巨大的作用，因为危机触发了主体的行动机制——主体不是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而是存在于历史实践中。之所以说明治维新是一个精神事件，原因也在这里。这是一个创造了英杰人物，并因为这种创造而取得了非凡成功的事件。
1702265784
1702265785
比如，对幕末日本知识分子观念带来巨大影响的赖山阳的精神世界正是儒学论述的产物。赖山阳五岁时即跟随叔父学习儒家经典《大学》，两年后入藩校，遍读经书。这种教育与自我教育活动的结果体现在他在束发之年前后撰写的一篇题名为《立志论》的文章中：
1702265786
1702265787
男儿不学则已，学则当超群矣。今日之天下，犹古昔之民也。天下与民，古不异今，而所以治之，今不及古者何也？国异势乎？人异情乎？无有志之人也。庸俗之人，溺于情势而不自知，无上下一也。此不足深议焉。独吾党非传夫古帝王治天下民之术者乎？……古之贤圣豪杰，如伊傅如周召者，亦一男儿耳。吾虽生于东海千载之下，生幸为男儿矣，又为儒生矣。安可不奋发立志，以报国恩，以显父母哉。[35]
1702265788
1702265789
赖山阳将自己定位为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等圣贤，这正是“圣人百世之师也”“圣人与我同类者”“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等儒学古典观念内化为自身精神世界结构的结果。就此而言，幕末时期广泛活跃于日本政治舞台的志士英杰共有同样的精神世界。志士对古典世界的参与，并非表面的“文体”或“文脉”所能解释，文体所表达的“道”或者说思想体系的实质内容才是理解志士精神世界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吉田松阴私淑孟子、王阳明，近藤勇引唐时名将“睢阳”（张巡）、宋末名臣文天祥以为同俦，皆因他们自我铸就了与这些卓越人物同样的内在精神气质与心智结构。
1702265790
1702265791
如上所述，古典世界中的人们有着共同的精神世界，并通过共同或类似的语言将其表达了出来。在各种基于现代意识的明治维新史解释日显苍白、贫乏之际，东亚古典思想所孕育的事实与意义空间的重要性就愈加凸显。当然，这里所说的“重要性”有着经验基础，本身就建立在近代日本的迅速崛起以及（某种程度上）对近代世界的“超克”的历史事实基础之上。
1702265792
1702265793
如何理解这种近代日本的历史进程，实则关系如何理解东亚世界在未来普遍世界中的位置。其实，在重述近代日本精神史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多次与东亚世界的古典精神相遇。在近代以来急剧转换的东亚政治与社会空间中，人们的精神活动往往会引发推动历史变迁的巨大能量。今天，我们有必要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近代东亚史上的关键事件，以避免曲解那些自然而永恒的事物，因为它们是孕育文明的真正的源泉活水。
1702265794
1702265795
在古典精神日益远离的今天，本书重述近代日本精神史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在最终的意义上，这是我们走向普遍世界史的开端。
1702265796
1702265797
[1] ［美］詹森主编：《剑桥日本史（第5卷）：19世纪》，王翔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8页。
1702265798
1702265799
[2] ［日］三谷博：《黑船来航》，张宪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91页。
1702265800
1702265801
[3]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13—115页。
1702265802
1702265803
[4] ［英］比利斯：《明治维新》，张光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8—410页。
1702265804
1702265805
[5] 参见［日］渡辺和靖：《明治思想史》，ぺりかん社，1978年。
1702265806
1702265807
[6] ［日］井上哲次郎：《儒教》，载大隈重信编《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698页。
1702265808
1702265809
[7] ［日］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自传》，杨永良译，文汇出版社，2012年，第6—7页。
1702265810
1702265811
[8] 参见拙著：《友邦还是敌国？—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三章。
1702265812
1702265813
[9] ［日］佐佐木克：《从幕末到明治：1853—1890》，孙晓宁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
1702265814
1702265815
[10] ［日］佐佐木克：《从幕末到明治：1853—1890》，孙晓宁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15页。
1702265816
1702265817
[11] 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1702265818
1702265819
[12] ［英］蓝诗玲：《鸦片战争》，刘悦斌译，新星出版社，2015年。
[
上一页 ]
[ :1.7022657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