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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这里的“失计”指1864年长州藩出兵京都但最终战败的“禁门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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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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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3，岳麓出版社，2012年，第669—6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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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黄遵宪：《日本国志》，岳麓书社，2016年，下册，第10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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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讨论，请参阅本章的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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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日］斋藤希史：《漢文脈の中の近代》，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7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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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日］島田英明：《歴史と永遠：江戸末期の思想水脈》，岩波書店，2018年，第14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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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周一良：《〈大日本史〉之史学》，载《日本史记（一）》，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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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转引自［日］斋藤希史：《漢文脈の中の近代》，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7年，第50—51页；另参见［日］島田英明：《歴史と永遠：江戸末期の思想水脈》，第107—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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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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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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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古典精神的相逢与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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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895年和约的冲击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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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4月17日，中日两国全权代表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讲和条约，经5月8日烟台换约后，条约生效，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马关条约》。说它著名，一是因为，条约规定的中国割地（辽东半岛及台澎列岛）与赔款（二亿两白银）数量之巨，震惊世界；同时，中华帝国之虚弱，由此一览于世界而无遗。二是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叙述中，该条约的缔结乃为“国耻”，在“百年屈辱”的历史观念中居于独特的地位。关于这一条约给中国带来的物理与心理上的巨大影响，学者多有论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是，该条约的签订意味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引发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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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说法固然不错，并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但如果仅仅止步于此，也会妨碍我们对它的全面认识与理解。1895年的这一事件影响至深至巨，仍有值得我们今日思索探寻之处，比如，中国究竟为何如此关注一个世纪前的这场战争及战后条约？这种关注仅仅是因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吗？或者说，这种关注是“国耻”叙述有意或无意的自我建构？如果我们不满足于诸如此类流行的观察与结论，那么我们就必须再次面对如下真切的问题：中日甲午战争及其后的条约，究竟怎样影响了此后中国以及东亚世界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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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坦然承认我们问题意识的当下属性，那么上述问题就可以得到另外一种表达：当下我们的自我和世界意识与甲午战争后的世界秩序变迁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我们暂且仍可从上述条约另一尚未被充分注意的“著名”之处来谈，那就是，从内外两种秩序变迁的角度，此条约彻底将中国置于世界史展开的巨幅画面的中央，多元的历史主体围绕“中国问题”的角逐成为此后世界秩序发生急剧转换的重要因素。日本对中国大陆“特殊利益”的一再要求，是它与中国以及其他殖民帝国发生最终对决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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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1895年这一事件的意义首先在于世界自身，中国不仅以其特定的存在方式影响了世界史的进程。为理解“中国”以及“中国—世界”关系的建构属性，我们有必要再次探讨1895年后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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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将具体以1895年到1905年大约十年间的中日交涉为对象，重新审视作为现代世界秩序转换具体环节的现代中国起源。对于此间中日关系的特征，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的“黄金十年”具有高度的概括力。[1]这个说法揭示了此间二者并非一般的“蜜月关系”所能表达的状态，因为它意味着一种珍贵的可能性。事实上，无论从中国变法的制度设计、人才培育、观念塑造，还是从反政府革命家从事具体活动的场所的角度，这一时期的日本实质上充当了中国现代化的另一个现场与策源地。[2]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日本不仅是他们感受近代文明的第一站，而且还在日本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影子。这一时期正是中日两国古典精神相逢的时刻。这一时刻此前不曾有，此后则因双方渐行渐远，再也未曾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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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中日关系的形成机理究竟为何？这个问题迄今并未得到有效的讨论。这首先是因为，1895年之后十余年间的“中日关系”本质上不同于今日这个说法所具有的含义。在1895年以后的中国，我们用以打量日本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眼光，有着另外一种精神格局。于是，一种可称之为“日本转向”的局面出现了：战败的中国试图向日本学习。这是中华帝国为进行自我革新而迈出的第一步。因此，重新认识中华帝国末期呈现出的自我意识、世界意识与文明意识以及国家原理，成为我们理解其后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有效参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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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帝国的世界认识：从“日本例外”到“日本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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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第一次中英战争结束不久后的1844年，扬州秀才黄钧宰提出，西方人的到来对于中国而言是一大“变局”。这是中国士人首次试图在原理上把握“天下大势”的变迁，并且在1860年第二次中英战争后成为中国的主流认识——中国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变局”，又称“变动”“变端”“创事”或“创局”。[3]在中国的历史上，“夷人”第一次深深地卷入到中国自身的政治轨道中。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仅仅因为生命的长度有限而未见到的是，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世界政治的诞生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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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史无前例，所以面对世界的到来，他们在调整、探索、重构自身的思想与行动——我在这里称其为“世界战略”——之际，既要根据过去的知识，又不能完全依据过去的知识。这正是清末中国的世界战略难题的根本所在。简单地责难当时士人的观念保守、墨守陈规或为传统所束缚，完全无益于我们对如下问题的探讨：晚清士人是如何努力带领国家走出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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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处于当时历史情境中的中国士人并无这样的从容去反思自己的境遇。因此这样的反思必然属于当下：既然世界新时代的黎明已经到来，那么，从事后的角度看，他们制定世界战略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方法为何？中国世界战略草创期的经历，最终沉淀为后世中国怎样的世界认识与行动的思想要素？历史学家已然注意到，1861年初基于儒学思想的“自强”成为中国面对新世界的自觉理论。[4]此后三十余年间的“洋务运动”，正是在“自强”这一不可动摇的认识基础上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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