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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外二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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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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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外二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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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转引自［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7页、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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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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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于中国留学生以及政府的留学政策，日本官学两界的讨论与对应，参见［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一章及第二章；上面的引文，见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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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转引自［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32页、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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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转引自［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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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转引自汪向荣：《日本教习》，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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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此间中国关于日本“同种”的认识，主要源于史书中徐福东渡的记载，与下文论及的日本的“同种”观念，内容并不相同。参见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收录于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3，岳麓出版社，2012年，第585—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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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见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6—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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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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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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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精神史的再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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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讲述的不是日本帝国“崛起”与“覆灭”的故事，而是近代日本在东西文明冲突加剧、列国竞逐全面展开的19世纪中叶后一个多世纪的成长历史。这同样是一个19世纪中后期的东亚世界在人类文明史进程中的故事；因为文明和地理上的关系，东亚各国从来就是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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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梁启超撰写了《少年中国说》。在这篇脍炙人口的名篇结尾，有这样一段对“中国少年”的著名描述：“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麟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1]我们今天读来依然会感到迎面扑来的青春气息。热情洋溢、气势磅礴、气象万千，催发着人们向上、进取、奋斗的激情与意志。这位大思想家的主旨，表面上看是驳斥日本人和“欧西人”将当时的中国描述为一副老态龙钟的“老大帝国”形象，实际上却是对中国的一种精神启蒙。此后在东亚大陆上演的革命，正是“少年中国”冲决罗网、旧邦新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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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的梁启超，何以突然发出这种感慨，展开对未来中国的炽烈想象？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驻华公使及日本外务省的救助下，于1898年9月20日深夜抵达东京，开始了亡命日本的生涯。“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大陆山河若破碎，覆巢完卵难为功。我来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2]这是英雄去国流亡之际的心事吐露，作者引“秦廷之哭”的典故，希望从日本获得救国的力量。——不错，《少年中国说》这篇雄文正是诞生于明治日本！幕末以来日本呈现出的奋力进取、蒸蒸日上的精神、意志、活力，不正是一种“少年日本”、青春日本特有的精神品性吗？梁启超对于“少年中国”的憧憬与礼赞，谁又能说未受到明治日本全国上下所洋溢的热情进取的精神所启发与鼓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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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梁启超看到了另外一个中国。在东亚世界史与近代世界文明演进的视野内，这种精神的前生后世已昭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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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1号）刊登了一篇题为《青春》的文章。这同样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篇雄文，作者从“青春之我”开始，以郁郁勃勃的激情接连讴歌了“青春国家”“青春民族”“青春人类”，直至“青春地球”与“青春宇宙”。[3]这是一篇与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并列的“青春中华说”。作者是李大钊，撰写此文时正在日本，已经留学两年有余，这一年也是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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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近代日本显现的昂扬精神与热情，通过梁启超及其同时代留学、游学日本的中国青年，源源不断地输入正在挣扎、试图振起的中国身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明治以降的近代日本正在东亚大陆上造就它的一个分身。而这个过程之所以可能，原因就在于彼此有着精神上的家族类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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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东亚世界史和东亚文明进程的意义上，本书既不是胜者的历史叙事，也不是败者的历史叙事，而是一部关于人类文明进程的叙事。当然，这里面充满了让人遗憾、震惊以及无法忍受的悲惨事件。但今天回望过去，我们还是看到了一种坚忍不拔的面向文明的意志与热情，而人类最终还是艰难地越过了那个时代，向文明迈出了关键一步。这种人类自身固有的秉赋和能量，让我们重新确认了东亚文明在迄今为止的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位置，以及它在未来的世界文明进程中所担当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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