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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中日双方基于共同的利益认知，创造出了堪称古典精神相逢的特殊关系。这当然主要得益于中国对日本的重新认识，但日本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在晚清中国走向现代法治国家进程中出现的《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总则》等法律的编纂、起草或修订，多出自日本法学专家之手。尽管这些新法遭到了守旧派的辩难，但却与革新派的精神一致。[22]无论如何，中国士大夫直接感受到了这些“日本教习”身上的古典精神。这当然是一条隐秘的认知过程，它只存在于当事者的心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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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随着清王朝的终结以及日本大陆政策的日趋激进，这种古典精神的相逢也仿佛昙花一现，遂淡出了东亚精神史的舞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趁机扩大在华势力，直接导致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两国从此走向日渐激烈的对抗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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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东亚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及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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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文中对《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十余年间中日关系的简要回顾与分析表明，晚清中国自我变革的背后，有着对新旧两种普遍文明的认知。在明治日本的身上，主政中国的士大夫们看到了这两种文明的调和形态，促使他们开始寻求国家转型之路。这种中华帝国急剧的“日本转向”，不仅意味着日本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文明标准参照，而且标志着近代立宪政治原理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改造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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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日本此后在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压迫性存在，使得它自身成为左右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历史走向的巨大力量，而且是一个否定性的力量。从更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近代世界秩序的巨大变迁促发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生成，但日本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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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来自日本的持续压迫，强化了中国对“帝国主义”的憎恶，以及“帝国主义”这一认知近代世界秩序的视角。另一方面，作为传统东亚国家现代转型的先行者和优等生，日本又持续为中国变革提供了某种特别的精神能量。尽管传统的“天朝上国”“同文同种”等观念是一种误认，却构成某种正向激励。在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开启了艰难而缓慢的由传统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这一转型，同样是东亚乃至世界秩序重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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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日本自身所具有的东亚传统文明的属性，实际上强化了中国面临的压力。换言之，后世人们所说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之所以在中国的国家转型过程中表现出更为强烈的色彩，原因就在于日本在东亚世界内部所扮演的双重角色——它既是先行者，又是挑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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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拘囿于民族国家的视角，而是从世界秩序变迁的角度来看，当中国在1949年最终宣告“中华民族站起来了”的时候，这个全新的国际法上的主体的诞生，不仅意味着近代民族国家运动的深入展开，而且表征着传统殖民帝国秩序的最终没落。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一个由传统的帝国与文明体转化而成的现代民族国家，因它所继承的普遍主义文明的历史性格，必然对现实的世界秩序构成巨大影响。我们说东亚世界史的展开仍正在显示它的活力，原因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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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留意的是，本文讨论的早期中日关系蕴含了另外一种世界秩序的可能。对于日本而言，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国家转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克服其自身的“难关”，这个“难关”被表述为东洋与西洋、传统与现代等价值上的对立。但从事后的角度看，现代化与帝国主义时代的重合，才是日本面临的真正难题。日本选择了以殖民扩张和对外侵略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这是造成它后来悲剧的根本原因。不过，1895年后十余年间的中日准同盟关系表明，日本当时其实有着其他的选择来取代其后大肆展开的扩张与侵略政策。然而，日本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正道面前停下了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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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神史的角度来看，既然日本的另外一种可能出现在东亚古典精神相逢的时刻，我们同样可以说，这种可能性同样消失于东亚古典精神终结的时刻。如同我在上面指出的，随着1912年清帝逊位以及中华民国的创建，日本加速了对中国的控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趁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契机，试图一举控制中国，这正是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原因。两国由此开始了全面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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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帝国——文明体制与民族主义之间的不适应问题。前者是中国的国体，后者是近代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尽管在随后压倒性的救亡运动中，民族主义最终胜出，但这一问题，亦即国体与精神相互匹配的问题，迄今并未得到完全有效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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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历史，我们看到了东亚古典精神的演化现象。虽然中华帝国在新政改革时期表现出的传统与现代两种普遍主义的融合并不清晰，但却是为自身寻找进入现代世界秩序的尝试。它所呈现的精神能量，在后世的历史记忆中，虽因被记录为失败而遭到了屏蔽，但却警醒着我们必须克服时代对历史想象力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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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以后东亚世界史上出现的可能，很快屈从于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帝国秩序的压力。对于中国而言，一种特定的、强调特殊性的民族主义最终得以形成，实现了它在近现代政治中独有的解放作用，创建了作为近代世界秩序重要节点的民族国家，但另一方面也因此造成了某种与自身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的断裂。正是在后一意义上，我们今日依然可以感受到这种深刻的精神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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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只有达成与自身及世界的最终和解，我们才能克服这种创伤。在这种克服创伤的过程中，重新审视晚清国家理性的重建机制和原理，重新看待我们与世界曾经的关联，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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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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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中国留日学生的介绍，参见［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其中，关于中国留日学生在国际法导入中的角色以及政法科留日学生的教育情况，分别参见林学忠：《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3—122页与第173—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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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54—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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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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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7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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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点可分别见于张斯桂与董恂为汉译本《万国公法》所撰写的两种序言，参见［美］惠顿：《万国公法》，何勤华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另外参见林学忠：《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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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转引自［日］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上册），胡连成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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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此间日本的世界认识，请参照本书第二章及其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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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日］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上册），胡连成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76—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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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二卷，第334—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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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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