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66110
1702266111
第三，近代日本自身同时是它所参与创造的近代世界的产物，这一点因其不正自明的属性，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我在本书中已经指出，无论是作为日本近代开端的明治维新，还是作为近代完成形态的《日本国宪法》，皆全面呈现了它所处的世界的面貌。本书之所以最终以“世界主义”概括这一近代日本精神的内核及其完成形态，意在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世界新秩序的本质精神就是世界主义。我们重新论述日本的目的，根本是要确认东亚文明在人类走向世界主义进程中的角色。
1702266112
1702266113
当然，在现代世界秩序的创成进程中，日本的这种世界主义精神必然会呈现一种否定的形态。这是因为，日本自身的世界意识使得它时时刻刻以殖民帝国旧秩序（近代西方“世界”秩序）的挑战者和革命者的身份而参与其中。换言之，近代日本以强烈的主体变革意识，试图改变一个文明和野蛮以尖锐的形式共存的世界。然而，由于日本对传统中华文明与近代西洋文明的理解误入歧途，未能真正把握普遍主义文明的真谛，虽然创造了大国崛起的“奇迹”，但也将巨大的苦难带给了人类。它不仅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也因它的战败而加速了新秩序与新文明的诞生。本书试图呈现的正是这一变革主体的精神世界的结构及演变过程。
1702266114
170226611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新生的文明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到世界文明的发展与创造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被束之高阁。这里面固然有“二战”后“美日同盟”的约束，但日本国民尤其是精英失去了明治维新后的那种普遍主义的精神格局和气魄，则可说是主要原因。古典普遍主义精神与历史意识的遗忘与丧失，最终使得日本成为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在现代意识之下，古典精神具有的可贵品性已经被屏蔽了，政治共同体丧失了自我提升的重要的观念机制和能量源泉。
1702266116
1702266117
那么，日本对自己在当下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位置有自觉吗？日本对新文明、对后民族国家时代文明探求的热情是否能被再次激活？如果有这种可能，对世界的未来而言，究竟是福还是祸？以史为鉴，以现实为鉴，这些问题绝非杞人忧天。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日本取得初步复兴的20世纪60年代，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当时的语境中，这个问题被表述为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承担的“责任”问题。“责任”如果内化为信念，自然成为“使命”。战后日本的著名政治家吉田茂在个人回忆录中留下了这样的表述：
1702266118
1702266119
如果今天的日本人看上去好像还没有恢复使命感，那也是因为日本人在实现了国家自力更生的目标以后拥有了安宁的心态，同时，也是对盲目的使命感产生了怀疑的一种健全表现。在当今世界中，正确地认识自己的使命所在，并正确地付诸执行，不是那么容易的。尽管日本人遭到了失败，但是回顾过去的百年中日本在整体上获得的辉煌成就，然后再放眼世界的话，日本人应该会慢慢地醒悟什么才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对于今天的日本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拥有梦想，并到广阔的世界中去寻求舞台。[6]
1702266120
1702266121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东条英机内阁的部长，作为战后日本国策制定的主要当事者，吉田茂的上述说法堪称是一种对国民的政治教育。这是他的远见。他警告日本国民：“现在的日本人如果逃避应该承担的责任，拥有卓越的能力却没有目标的话，就会存在同样的危险。”所谓“同样的危险”，就是指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失去了目标而误入歧途。
1702266122
1702266123
当然，吉田茂并未进一步指出，包括日本国民在内的所有人，首先需要直面自己过去的经验与教训。这不单单意味着日本要承认并承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犯下的罪行及责任，更有必要将近代日本的经验与教训展现给谋求和平、共存、发展、繁荣的新世界。
1702266124
1702266125
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后，日本似乎率先迈进了这个新世界。日本的“历史终结”命题，有着它特定的现实根据。这里的“历史终结”具有多重含义。在以民族国家为节点的世界秩序下，国民主权制度的确立是最重要的指标，它首先意味着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在形式上终结于制度化的民主主义。从世界政治的现实而言，国家间的权力斗争也正在得到控制，世界社会进入快速的民主化与法律化过程。这个过程因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机构的发达而变得尤为明显。这是世界层面上“历史终结”的开端，一种普遍的法的精神、法的秩序，开始取代诸民族的欲望进行统治，人类正在走向普遍的文明状态。
1702266126
1702266127
但对于日本而言，它的“历史终结”不仅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所享受的和平与繁荣，以及与此同时从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退场，还意味着一种构想更为公平的世界秩序的理想、激情以及能力的日渐消失。当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将近代日本的全部经验，尤其以日本宪法所表达的世界认识与理念，封存于作为民族国家的日本内部时，世界自身也正在面临损失，会错失一种借以推进文明进程的主体经验与教训。
1702266128
1702266129
1702266130
1702266131
1702266133
分身：新日本论 二、方法论的省察：我们的困难与采用的方法
1702266134
1702266135
本书重述近代日本精神史的演进过程，目的是为了重新揭示日本与东亚世界在近代世界中的遭遇，而这正是近代人类文明演化自身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获得一种重新审视近代日本的经验与教训的崭新视角。不过，这种探索性工作最初就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
1702266136
1702266137
在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中，当下历史意识的约束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个历史意识源于我们的存在自身，因此，在理解历史时，我们倾向于将当下的存在状况视为不证自明的前提条件。所以，为了使我们的工作有意义，首先必须对当下置身其中的历史意识保持恰当的反思与批判。
1702266138
1702266139
一般而言，在回顾历史时，人们不难发现某个事件发生时所处的复杂境况，而通过客观的、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人们会从各个角度接近历史的真实情境，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历史解释。这种有意义的历史解释与当下的历史意识以及现实处境又有着内在的关联。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认知的困难之处。我们对于当下情境的任何一次感知与认知活动，都等同于当下自我意识与世界意识的一次建构。这是一种世界认识与世界建构的一体化结构，它也导致了当下的这个“世界”自身不容易进入人们的反思领域。这是一种涉及意义生成与解体的过程。
1702266140
1702266141
进一步而言，反思既存历史意识和约束我们的时代境况，并进而形成新的历史意识，是一种逆自然的过程，它要求主体逆势克服各种妨碍认知的自然的或者说给定的全部条件。因此，真正的历史认知需要主体具有高度的精神能力，历史认知的深浅取决于精神能力的高低。
1702266142
1702266143
为了客观地把握我们当下的处境，提高我们的历史理解能力，本书的历史叙事采用了两种视角，这里我再作一些总结性的说明。
1702266144
1702266145
为克服当下历史意识给我们造成的认识上的遮蔽，本书首先采用了一种可称为“生成主义”的视角。这种视角的要点在于，我们尝试顺着历史生成的轨迹，来观察它所抵达的每一个“现在”，并确定它在文明史上的位置。这是单纯的近代进步主义——它必然视过去为落后的历史遗迹——信仰失效之后，我们有效思考过去、当下与未来的视角。否则，当下的历史意识与各种观念会遮蔽历史中“现在”的真实属性，以及历史进程中的各种问题，进而阻断我们对它们的思考。在历史的现场，每一个人思考的都是对于他而言最为重要的真实问题。
1702266146
1702266147
这个生成主义的视角在理论上同样坚持历史的进步，但这个进步并不必然指向未来，还可能指向过去，一种面向过去的进步！过去的历史经验可能更多地保存了人类文明的理想以及人们对自身的理解，因而我们的认知只有回到历史现场，并进入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才能找到对历史进程而言真正重要的问题。
1702266148
1702266149
对于精神史研究而言，则是要重建这种关于“现在”的历史学与考古学。单纯从后世历史意识的角度看，历史上的许多问题与事件可能显得荒谬不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时期日本出现的“近代超克”就是这样一个事例。然而，这种判断无论如何都是后世的视角。后世观察者所占据的优越位置，并不能给他们提供充分的理由，以至于忽视乃至蔑视历史上关于当时的“现在”的思考。后世观察者所占据的历史位置自身，正是他们可能藐视的前人的思想与行动的具体结果。换言之，人们所意识到的“现在”，正是他们所低估甚至忽视的“过去”的创造。除了如此思考外，人们有什么理由确信他们当下的思考更有意义呢？
1702266150
1702266151
从生成主义的角度来看，现代日本所到达的位置，与其说是战败后不得不接受的结果，毋宁说是近代日本自我选择的最终“成就”。与其他民族相比，因其自我意识的高度发达，近代日本的主体性更强烈地表达为欲望、思想、知识与行动的复合体，从而近代日本就是它的“精神史”的自我展开。它的自我意识与世界认识的生成，它的政治行动的发动及特征，只有在这个复合体的演变，亦即精神史的展开中才能得到恰切的认识与解释。
1702266152
1702266153
我们的讨论也一再表明，近代日本乃至近代世界的文明化进程，正是在它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调整、对立与冲突中得到了实质性的推进。当日本历史上曾共享的文明亦即东亚儒学文明在当下仍然被讨论，甚至被寄予某种期待时，如何判断日本的经验，更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切实问题。
1702266154
1702266155
近代日本的历史经验，也为后世保留了一种理解历史与永恒的能力。比如，这种生成主义让我们看到了导致中日彼此误认的另外一种要因：在东亚世界的大变局中，二者的同时代性是一种假象，因为这正好掩饰了它们在同一时刻却分属于不同精神世界的实质。当19世纪后期的中国依然在以世界主义的方式行事时，日本已经意识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并将这种力量导向了殖民帝国的建构；当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后，日本竟然表现出一种完全的不理解，一再指责并以军事力量对抗中国的“排日”“侮日”“抗日”思想与运动。此时在它的意识深处，它要成为亚洲的霸主，重建历史上的“中华”世界秩序。结果，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这两种世界认知方式与精神属性，在东亚世界最初就以相互交织、相生相克的方式呈现出来。
1702266156
1702266157
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表达：由于对东亚古典世界秩序与文明的继承，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呈现出某种同型的精神机制。然而，由于双方在时间上的相继出现与转变，也即精神运动的相位的不同，使得双方的国家理性呈现出相反的特征。但在起源上，双方共同分享了东亚古典的世界主义。
1702266158
170226615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放弃了帝国意识与帝国政治，真正开始了民族国家的建设。但在这个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它无法恰当认识并解释自己的历史行为，无法实现与自身及世界的真正和解。而这正是今日日本国内精神分裂的根源。它只有将自身置于人类文明史的视野中，置身于普遍世界史的进程中——这一普遍世界史的展开表现为暴力的使用以及对暴力的驯化——日本当下历史认识的分裂状况以及与其伴随的精神症候才能得到弥合与克服。
[
上一页 ]
[ :1.7022661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