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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的精神分析，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东亚世界的精神分析。中国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意味着传统中华世界秩序的解体，中国被迫克服自身作为一个文明体同时作为东亚世界秩序自身的本质属性。所谓“旧邦新造”，就是要用民族国家的精神来重造国家的存在样式。经过半个世纪的战乱之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终于在形式上创建了现代民族国家。但问题并未就此终结。我们是否对自身的世界属性与文明意识还有记忆，甚至自觉？是否有与自身历史的演进相应的世界主义精神的觉醒？民族国家是源于近代世界体系的一件紧身衣，随着中国与世界的成长，它提供的意义体系正在发生转换。本书对日本精神史的重述，也在于揭示此种东亚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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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活共同体进入普遍联系的世界史的过程中，近代日本以极端的方式将人类文明进程中所必然面对的问题展现了出来。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东洋与西洋，战争与和平，自尊与屈辱，精神与物质，这些二元对立的观念主导了近代东亚世界的自我认知与世界认知。但这并不是值得哀叹的现象，相反，在这些紧张与矛盾中，我们看到了东亚文明的活力。东亚文明为世界文明保留了自我更新与升级的精神机制。它对源于西方的现代世界文明，既不是盲目地排斥，也不是无保留地吸纳，而是在自身的历史与永恒观念的引导下，试图参与其中，并创造一个更高维度的普遍主义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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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现代日本身上似乎看到了这样的结局。那些曾强烈左右历史进程的日本知识分子的观念，在战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最终风化解体，在这个意义上，“近代超克”最终得以实现。与东洋还是西洋无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享受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正在展现其普遍性的内涵与可能，因而正在克服“东亚”与“西洋”自身的历史性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日本完成了自身的“近代超克”，但世界仍然在这个“超克”的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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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在本书中还采用了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视角，试图在世界的框架下，重构此前被视为民族国家的近代日本的具体精神与实践过程。这是一个与民族主义相对立的视角。民族主义虽然依旧左右着人们当下的观念，但它无法有效解释过去的历史，因而也无法有效地为人类的未来描绘蓝图。新世界主义视角的采用，目的是要为东亚世界的民主主义提供一种重新认知自我的工具，唤醒人们意识深处对普遍文明与普遍世界的欲望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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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义是一个看待近代东亚世界史的新坐标；在这个新坐标内，近现代日本的历史经验也是东亚世界自身的历史经验，为我们思考置身其中的时代境况提供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视点。事实上，本书讨论的近代日本精神史上的主题，诸如古典儒学、亚洲主义、近代超克、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以及和平主义等，同样是近代以来中国所经历或正在面对的课题。近代日本爆发的巨大的精神能量与物质生产能力，正因为这种精神上持续的发力、自我格斗以及惨烈的失败与最终的拯救，才成为一种启示性的存在。这种存在的整全意义，只有在世界主义的框架内，并在这种精神的关照下，才能得到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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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主义的认知框架中，作为近代日本精神史遗留的现代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不仅仅是日本一国的问题，它也是东亚传统儒学的世界主义在近代必然面临的问题。当这个普遍主义遭遇另外一种普遍主义即近代西方文明时，双方的互动必然表现为特定的历史主体充满矛盾的思考及行为模式。从政治行为来看，近代以来的中国和日本均扮演了抵抗西方势力及其文明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抵抗转移到了中国的身上。时至今日，中国依然在寻求另一种现代与文明的可能。因此，如何将这种热情及其具有的现实影响力导向普遍文明的生成，正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课题。我在本书开篇和这里阐述的新世界主义的目的，正是试图在理论与经验上对这一课题做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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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普遍的世界文明仍在建构与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按照对人类的本性以及过去经验的理解，这个过程必然会存在波折，甚至倒退。因此，对于更为公正、良善的世界秩序的创建而言，任何一种民族精神以及宗教和哲学传统，并不具有不证自明的正当性与优越性。相反，这些精神事物只有在与经验现实共同建构的秩序自身当中加以重新审视，它们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价值与作用才会得到认识、激发与承认，从而最终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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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东亚”“中国”以及“日本”这些话语自身的魅力所在，同时也是困难所在，因为它们自身包含了丰富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含义。从经验上看，人们曾经并依然在赋予这些词汇以特别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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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质疑这些话语究竟是意识形态标签，还是具有实质价值内涵的概念，并不是恰当的提问方式。意识形态同样是建构主体的实际装置，是主体形成精神与意志时必不可少的工具、方法与实质内容。当这些被建构的主体再次进入历史演进的现场时，思想与行动的相互生成结构就得到了确立与展开。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激活或重新赋予这些话语以世界主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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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与秩序仍是我们努力实现的理想目标，那么，现在已经到了认真思考这些价值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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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三、新世界主义与世界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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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面的总结和讨论，最后我们有必要对本书所言的新世界主义展开进一步的思考。显然，基于对近代东亚历史与现实的观察、反思而建构的新世界主义，仅仅是一种历史认识的“导游图”，虽然能给我们提供基于长时段、大格局的文明与秩序视野，但现实的行动依然要依赖于主体的努力。这个实践的主体，同样是为当下历史意识所约束的主体。这意味着，人们只有先将理论与真实的处境加以对照，才能进一步展开思考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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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正是借助新世界主义的视角，重构了日本近代以来的经验、观念、欲望以及行动变迁的历史，亦即近代日本的精神史。如果对上面的说法加以进一步的总结，那么，这种工作的主旨可归纳为以下两点：第一，探寻一种新的历史认识方式，借以理解并克服目前东亚世界中人们关于历史认识的分裂状况；第二，重新呈现近代日本精神的独特历程，为重新认知并表述近代以来东亚世界的精神史提供一种参照。本书对日本精神史的重述，既是一种新世界主义视角与理论的建构过程，也是基于这种视角的世界认知与历史解释的一种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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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当下世界的现实正在呼唤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出场。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新生，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快速的全球化战略，使得中国迅速成长为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国。这一兼具文明古国、发展中国家、潜在的超级大国等性格于一体的超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无疑是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因素。这是今日世界面临的真实处境，它时刻将我们导向对世界主义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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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狂飙影响下，东亚世界的普遍主义意识遭到了遮蔽。如同近代日本的历史所揭示的，这种追求普遍世界和普遍文明的世界主义，曾经构成了历史的推进力量。近代日本的崛起与失败，有着异常深刻的历史教训。新世界主义首先要求我们对“世界”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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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认识自我与世界时面临的困难，同样为整个世界所共有，因为我们所有意识的出发点都源于近代西方开创的全球性的工业化、全球贸易、殖民帝国以及相伴其中的局部战争与世界战争这些历史经验。人们习惯用“殖民史”这一说法来涵盖上述进程。在当下人们的认识中，“殖民史”中的暴力、西方列强的傲慢与掠夺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它常常会在原殖民地的宗主国的人们心中引发某种愧疚，而在被殖民者中则引发某种屈辱感。这是事实。然而，这些感觉却也恰如其分地表明了文明的进步，因为人们开始反思人类自身在此前数个世纪内的行为方式。新世界主义正是试图以普遍的文明史来替代殖民史的历史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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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东亚世界的遭遇，源于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东方与西方两种文明的接触与冲突，它们构成近代日本精神史的主题。因此，如果仅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努力视为失败，这种看法只能说是当下历史意识自身的镜像，而无法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知识与认知的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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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无法止步于迄今为止对近代世界史的一般性认知，有必要重新审视“文明史”这一最终赋予人类生活以意义的历史叙述。那么，我们当下对历史与生活意义的渴求，在怎样的程度上能够改变我们对历史进程的叙述？这种反思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习以为常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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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经验来说，发源于近代西欧的殖民政策从属于一种人类普遍的经济活动，即全球性贸易活动的展开，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方面。不同于我们当下对世界的认知，对于数个世纪前的人们而言，世界自身就是有待探索的未知领域，里面充满了无知、偏见、傲慢与形形色色的暴力。在各种意义上，那都是一个人类史上的冒险与危险并存的时代。也因为冒险的勇气与战胜危险的智慧，人类文明迎来了新局面。但无论如何，人们必须跨越这个由欧洲殖民者开创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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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遍的贸易活动与基督教文明观念的引导下，欧洲殖民者在实践中采用的殖民地经营与统治技术，逐渐成为时代处境下的通行原则。事实上，在19世纪末的中国语境中，“殖民”正是在类似的意义上得到了使用，并不单有后来的负面含义与色彩。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分别的意义上谈论殖民实践，才能将这种历史与赋予我们意义的文明史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而非分裂的历史认识。事实上，不同的殖民主体、不同的帝国所实施的政策并不一致。我们有必要将“殖民史”之“恶”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确认其具体性格，并揭示其真实来源与生成机制，而不是以简单的善恶二元论来审判历史。对欧洲殖民者以“文明”的名义展开的这段历史，有必要谨慎地认清其中属于真正“文明”的一面，因为只有理解了它在文明进程上的含义，才能对它所造成的恶有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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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当明治日本同样以“文明”的大义名分在亚洲实施殖民活动时，其暴力与虚伪的具体尺度与性格以及为实施统治而采取的政策，显然不同于大英帝国在印度或其他地区的殖民政策。近代日本面临的难题在于，殖民者在东亚不得不面对具有高度文明与主体意识的民族，它在后者中引发的冲突与反抗的强度，与欧洲殖民者在各自殖民地遭遇的抵抗又迥然有异。在传统儒学的和平主义与文明意识中，近代日本的国家行为呈现出高度的野蛮特征。[7]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所面临的彻底地反省自身历史行为的责任，远远大于其他近代殖民帝国。在当下日本的历史认识中，保守主义者一再将自身的行为与其他殖民帝国并列，正是他们的历史与文明认知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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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自身有着被迫开国的屈辱历史，这是理解日本的一个要点。进入19世纪以来，日本所面临的来自俄国、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以及被迫签署的一系列开国条约，构成了它部分但却影响深远的屈辱体验，成为近代日本精神史上的创伤记忆。那么，如何理解日本对来自西方国家的殖民压力所进行的积极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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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殖民史”视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段自然史，那么从日本对它的抵抗、屈从到积极参与其中，并未完全逸出历史的轨道。这么说绝非意味着正当化任何国家的“殖民史”，因为近代日本的最终失败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失败，也是近代殖民统治模式和西欧近代性的失败。在这个意义上，“近代超克”不是日本精神史上独有的断章，而是人类文明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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