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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要提及的是，在写下上面的一席话之后，我才突然忆起，早在2010年1月“大观”举办的第4届会议上，我在提交的论文题目（《近代日本普遍主义的结构：明治青年的精神史》）中就使用了“精神史”一词。我惊讶于自己的健忘，但更让我惊讶的是，“精神”二字与近代日本的关系，竟然一直潜藏在我的意识深处，直到数年后我重新回到东京大学的校园时，这个词才再次浮现，成为我理解并重构近代以来东亚世界史的一根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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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此时我已经获得了新的认知。如果说2010年的论文主旨在于确认近代日本“民族主义”所具有的普遍主义一面，那么，四年半后我撰写的研究报告的主旨，则是要揭示这种“普遍主义”在历史进程中的形成机制与表达形式，因为它关乎我们所有人都置身其中的世界。这一问题意识也与“大观”在2013年提出的“新世界主义”命题有关，那几年我正热衷于阅读晚清民初的历史，因而这个命题将我引向了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心性结构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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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终确信，“世界主义”正是传统东亚世界在近代获得新生后的自我意识。在我们的历史意识深处，存在着源远流长的世界主义精神传统。这种精神至大无外，奉行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我在书中曾提到，日本对于中国而言是一种情结，我自身亦概莫能外。“新世界主义”的研究主题与方法论，在某种程度上让我获得了精神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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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说法并非无足轻重，对我个体而言，本书的写作本身就是一个精神事件，但书写的目的却并非止于个体。一个民族，终归需要一种精神。如同个体在获致其精神时往往要历经曲折甚至艰辛，民族精神也绝非安然可得。一个民族获致其精神的过程，也是民族历史意识觉醒的过程。这种历史意识既源于民族自身久远甚至不可忆及的往昔，又源于这个民族的特定成员在当下的精神活动。由于力所不逮，我无法在本书中展现关于东亚世界的精神全景，但倘若幸有一二君子能于其中的只言片语心有戚戚，并进而思考、反观我们的这个时代和我们自身的生活，我会感到无可替代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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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对所有的作者而言，书写的目的最终都在于一种公共性的建构，我自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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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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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原题是《近代日本精神史》，但它的目的并非止于历史叙述，而在于提供一种新的日本认知。因此，在最终形成书稿时，我拟定了如今的书名。另外，在成稿的过程中，我将最近数年间撰写的部分文章也编入其中，这些文章都共有我在2014年夏天形成的问题意识，构成这一主题研究的内在组成部分。为保持体例上的一致，在编入本书时，我对这些文章做了少许修订和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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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大学访学期间，在佐藤健二先生主持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会”上，我曾就这一研究的最初构想做过报告，除了佐藤先生，与会者还有赤川学、出口刚司、祐成保志、野上元和佐藤雅浩五位先生。这里，我要对他们提供的宝贵见解和建议表达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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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对日本学术振兴会以及协助我申请的佐藤健二先生表达谢意。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为我购买资料提供了部分资金，也特此感谢。另外，我还要对东京大学文学部国际交流室的安田京子致以特别的谢意，由于她主动致电并致函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我拿到了加急发行的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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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对本书的出版人范新先生表示特别的感谢。在2016年9月中旬得知我这一研究的大致状况时，他即慷慨允诺策划出版一事，并约定了交稿时间。但事与愿违，我未能履约。若非范新先生对出版事业的使命感与热忱在无形中对我的激励和鞭策，书稿可能至今也无法完成。再次感谢所有人的服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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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8日夜，于江苏省昆山市花桥镇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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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年3月23日夜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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忐忑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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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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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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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1124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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