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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江也去世了。他的遗嘱是不开追悼会，我过后才知道。悲痛是悲痛的。哀思是有的。也曾想以文悼念，但拖延数日后，哀与思便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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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去年在中国散文年会见到了八一厂的翟俊杰兄，几句交谈后，不约而同地都回忆起了黄宗江，关心起了黄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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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我说我已近二十年不知黄宗英的情况了，大为诧异，连呼：“不应该不应该，你可太不应该了！在你一代人中，黄宗英以弟子相称的，据我所知，唯你梁晓声一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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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顿时无言以对，继而无颜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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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我黄宗英生病了，身体情况大为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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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一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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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回到家中，翟俊杰兄的责备之语不绝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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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默问自己：梁晓声，你何时变得如此人情淡薄了？又为什么会变成了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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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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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不严肃地剖析我自己，所得结论便是——当我在文坛这个江湖上的浮名渐大后，开始认为，三十多年前的那些细琐之事，其实没有特别值得铭记不忘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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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三十多年前，我会在《从复旦到北影》一文中满怀真情地予以记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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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因为那时我只身来到完全陌生的北京无亲无友倍觉孤独；因为那时的我默默无闻像植物需要阳光和水分一样，需要被关注、关怀。每一句良好的评价，对我都是人世间的一份温暖。所以我珍惜。所以我认为有铭记不忘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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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说到意义，难道人世间的温暖，比如可敬长者与年轻人之间的忘年友谊；比如他们对年轻人的一句良好评价；比如他们靠他们的正面影响力为年轻人的工作、事业之顺利所尽的善意促进，难道这一切仅在一个年轻人默默无闻且特别需要时才有意义吗？难道当这个年轻人后来有了名气了，不需要被关注，也不在乎被不被别人关怀了，一切就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不值得铭记不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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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的剖析使我自己羞愧难当，也万分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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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给黄海涛也就是黄宗洛之子发了一条短信，表达了我想去上海探望黄宗英前辈的意愿。我们是偶尔还见得着的，他知道我与黄家当年的亲近关系，一向称我为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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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短信说：我小姨会非常高兴的，并给了我他唯一在上海的表弟赵劲的手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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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劲我也是认识的。但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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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竟没有勇气与他通话，也发短信表达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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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隔日回短信说：晓声哥，我妈妈会特别高兴的，快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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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称我“兄”，一称我“哥”，一言“非常高兴”，一言“特别高兴”，这才使我终于打消了种种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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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我应邀参加上海书展，于是提前一天前往。预先向接待方声明，第二天上午的时间绝对是属于我个人的，无须任何人相陪，也不许任何事侵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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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点左右，我提着一个果篮，准时站在了称我“弟子”三十多年的黄宗英的病房门旁。小弟赵劲说他十一点到，为的是给我这个他妈妈的“弟子”和他妈妈一小时单独交谈的时间。恰巧受雇照顾她的阿姨走出，我问方便进入探望吗？阿姨说她已在等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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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岁了的、我三十多年前称为“老师”的黄宗英，端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前是一张桌面两平方尺左右的小餐桌，旁边是一张空椅子，那显然是留给我坐的。亮堂堂的阳光洒满病房，照耀在她身上。那一间病房不是她一个人住的单间，还有一张病床，其上卧着一位七十来岁的阿婆。两张病床之间有帘子，半拉开着，将病房一分为二。椅子很小，类似小学校教室里的那一种。供大人坐，实在是不能再小了。而那小餐桌，若摆上两只盘子、一只碗后，再就摆不下别的什么了。病房的空间有限，两张病床是必不可少的，在剩余的空间里，便几乎只能摆下那种小椅子和小餐桌了。却有电视，开着，肯定是为了照顾我和她的交谈，在看电视的阿婆电视调到了静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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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宗英老师，您气色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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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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