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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姐顿足道：“嘿，你呀！辜负了老杜一片心意。我看就凭这一点你成不了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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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和晓红冒雨买返回广州的火车票。结果只买到了两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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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火车站，离开车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我自告奋勇去补票——当日当次的票已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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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姐说可以上车补票。书生气十足的晓红说似乎车站执行规章很严格，不可以的，还是先找站长之类人物批个条才稳妥。晓红她根本不是那种很闯荡的女性。我也没那股闯荡劲儿。但我是男的，我想这种事儿应该我去办。作家呀作家，在许多时刻，普遍的总那么不愿说出自己是作家。不说，人家也就没来由地非照顾你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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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没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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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对几位像站长其实并不是站长的人磨嘴皮子的时候，那一次列车已进了站。陈大姐对检票的说了几句陪同一位作家等等的话，人家也放行了。可是她们又找不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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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我沮丧地回到检票口，列车已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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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红问：“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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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没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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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叹了口气：“唉，你这个男人啊！陈大姐几句话，检票的就高抬贵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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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那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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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好什么啊？陈大姐在车上等，我在这儿等，车已经开走了！陈大姐的票在我这儿，她在车上还得再补一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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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亮开手掌——两张昨夜冒雨买的票，在她手中攥得湿漉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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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苦笑道：“都作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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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惭愧地说：“我真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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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惭愧自己在这些方面真是太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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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的时候，我们做人都做得太老成了。我相信我如果说明我是《雪城》的作者，一切都很顺利，因为候车室正反复播放着“天上有个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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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广州，老杜告诉我，福建《中篇小说选刊》来电话，请我务必去一次福建，说有对文坛对作家们极好的事要我去尽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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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不到那该是一件什么事。但既然对文坛对作家们极好，又是一种义务，那我就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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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第二天我告别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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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太喜欢广州这座城市，说不清楚为什么不太喜欢广州这座城市。如果将广州这座城市人格化——那么它使我联想起了当年知青中的一类人——他们或她们，用肥皂箱将自己的铺位与左右相邻铺的位间隔开来。他们或她们，将自己的铺位高高垫起，并且用蚊帐罩着。他们或她们的褥单常洗常换，尽量保持着难能可贵的清洁。但是，哪怕有雨水漏在别人的铺位上，哪怕大宿舍里到处是脏物，他们也仿佛视而不见，他们太“洁身自好”了！开会的时候，他们预先坐在自己的铺位上，防止别人坐了，防止别人身上的土落在他们或她们的铺位上。他们或她们每一个人都不愧是个人卫生的模范，但他们或她们心里没有环境卫生这个概念。仿佛他们或她们不是生活在环境之中。仿佛“环境”二字对于他们来说，不过就是他们或她们的铺位似的。你从这一类当代的知青口中，很难听到“我们宿舍”四个字。你从广州人口中，很难听到“中国”两个字。中国——广州——似乎广州便是广州人的中国了。似乎中国便是广州人的广州了。我甚至怀疑，广州人在国外，是不是会很自然地顺口就说出“我是广州人”，而忘了广州人首先应该是中国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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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在跟着一种什么感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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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预测广州将越来越香港化，广州人的心态越来越港埠人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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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个概念，对于香港人来说，是一个不即不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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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个概念，对于广州人来说，也将会是一个不即不离的概念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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