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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岛国，身在海洋之中，难免有危机感，有着被世界放逐的感觉，所以日本人要“脱亚入欧”，竭力融入西方列强行列。在以西方为主体的世界里，日本也是边缘化的。尽管它拼死拼活地努力，有了钱，但是很多时候也只是个埋单的冤大头。所以他们竭力要成为“政治大国”。政治决定命运，没有政治权力，就无地位。这类似于中国粤、闽、浙沿海游荡的疍民。疍民世代以船为居，被看作“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挨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足局足脊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他们不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的弃民。民国二十三年《查禁压迫歧视蛋民》的通令载：“各属蛋民，多有被人压迫，如禁止蛋民船只泊岸，遇喜庆事不许蛋民穿着鞋袜长衫，有病不准延医诊治，死亡不准抬棺柩上岸，娶妻不得张灯结彩，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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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除神社及纪念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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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蛋民”，即是“疍民”，也就是等外之民。其实日本也有类似疍民这样的等外之民，就是“部落民”。熟悉日本文学的人，一定知道岛崎藤村的《破戒》，里面的丑松就是“部落民”中的“秽多”。江户幕府实行身份分级制度，将国民分成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同时又设立了等外的“部落民”，诸如“秽多”、“非人”等等。“秽多”是那些从事皮革业、处刑、押送犯人等职业者，“非人”则是那些从事表演艺术，如曲艺、音乐、舞蹈的艺人，或者乞丐。这些人也是只能在规定的区域居住。不同的是，“部落民”可以居住在陆地上，但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虽然可以居住在陆地上，仍然是不能拥有土地。“陆地”和“土地”是不一样的，陆地只是一个形式，土地则是生存的依托。没有了土地，即使住在陆地，也仍然被放逐。丑松当上了教师了，却仍然必须隐瞒他的“部落民”的身份。明白地说，他能当上教师，是以隐瞒自己的“部落民”身份为前提的，一旦他暴露了这身份，他就当不成教师了，就被放逐，等着他的就是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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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可先生在《“底边”的叙事》里，谈到梁启超对广东一带疍民的考察。梁先生认为疍民是“为我族所逼”，“由陆入水”的。不知是否因为梁先生去过日本，对这种“由陆入水”的心态有着特别深刻的理解。他看到了疍民与陆上居民的根本区别，一是土地，二是水。人必须附着土地，没有土地，就失去生存之本。并非只有中国人有强烈的土地意识，马克思也看到了：对土地的占有或缺失，决定了一个人的阶级属性。福柯在他的《水与疯狂》里则说：“在西方人的想象中，理性长期以来就属于坚实的土地……而非理性则自古以来就属于水，更确切地讲，属于汪洋大海，浩瀚无际，动荡不安，变化无穷，却只留下淡淡的痕迹与浪花，无论是狂涛海浪还是风平浪静，大海永远是无路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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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整个人类都对失去土地、放逐至水存在着恐惧。许多民族都有着关于被洪水淹没的传说，中国的大禹治水，自不待言；古代犹太人的诺亚洪水，也已经耳熟能详了；英国民族学家弗雷泽发现，在美洲的一百三十多个印第安种族中，几乎都有以大洪水为内容的神话；在文明发祥地的两河流域，考古学家发掘出公元前3500年的泥版文书《吉尔枷美什史诗》，其中也记载了洪水来临时的恐怖景象，以及幸存者用船载着自己的亲属、工人和家畜逃亡的故事。在《辞源》里，放逐远方即是“流”。中国古代有“流刑”，即把人遣送到边远地方服劳役，这在隋五代是“五刑”之一，一直沿用到清。这里的“流”字，贴切地点出了这种处罚的状态，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祖先的形象思维能力。其实当代中国也有个跟“水”有关的词——下海。下海了，就失去体制保障了，就被放逐了，虽然也许是自我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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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170227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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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自由下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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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6月9日，全日本国休假。本来，休息日在日历上应标有红色的，那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颜色。但那天，却是普通的颜色。那是临时决定的假日，因为皇太子大婚了。当然更惊喜的应该是那些被自民党政府大赦的囚犯。曾私下问几个日本人：休息日准备怎么过？大多回答：睡觉。不睡觉的只是媒体，他们大造舆论，制造了举国欢庆的景象。当然那些普通的日本人也可以在睡饱之余，懒洋洋看看电视，或者上街溜达，看热闹。有人分发来小国旗，也可以拿着挥一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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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休假。不过心境比日本人更疏离，因为我是个外国人，这个皇室，跟我八竿子打不着边。利用这机会，我跟一个一直没时间会面的国内同学见了面。我们逛街，仰头看天上盘桓着的监视飞机，想：这个温顺的国家是否真有可能发生“右翼”之外的骚动？据说便衣已埋伏在怀疑有共产党赞助的咖啡厅里。我们去新宿，第一次登上了高高的新东京都厅舍，在顶楼眺望全东京。那与在东京塔上眺望有着不一样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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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外国人，我也更会稀奇地睁开眼睛，张开耳朵。特别是，当我知道那个将要成为皇太子妃的叫“雅子”的女孩，一处住所就在我的住所附近，隔着半面洗足池。我拐到那里，门口有警察把守，姿势僵硬。当然之所以让我感兴趣，更因为我的国家已经消除帝制一百多年了，当然又在四十多年前复现“万寿无疆”，然后又“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向现代化国家奔去了。可是这个我们学习的对象之一，却居然还有皇帝。这有皇帝的国家，在我眼里感觉是在现代社会上演着古装戏。可是这不是戏，是真的，皇太子要结婚了，皇太子妃就在我的附近，有名，有姓，有工作——在外务省，她爸也在外务省，是个次官。照片中的她，穿着我们日常都能见到的现代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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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长得不错的女孩，脸蛋和身材都没有缺陷。多少女孩子有脸蛋就没有身材，有身材就没有脸蛋，她全齐了。她爱网球，爱滑雪，曾经还获得过垒球冠军。家庭又好，地位也高，更谈不上缺钱。那么她为什么要嫁给那个矮矮的男人？她比那男人还高。就因为他是皇太子？她还是哈佛毕业，受过现代教育，她为什么要把自己送进宫里？难道在现代日本，还存在着逼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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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时日本的女权主义者是这么以为的：她是勇敢，她这个职业妇女成为皇后，将对日本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不太相信这种说法，这类似于我们熟悉的“女革命者献身”的说法，张爱玲的《色，戒》里也做过这个梦，事实证明破产了。在百思不得其解下，我也产生了虚妄的想法，就像当今一些作家那样，认为“底层”未必就没有快乐，甚至还可以“高兴”，“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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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宫廷没有好感，我讨厌看“宫廷戏”，一如我讨厌金色。虽然现在皇室已权力不再，但在其内部，仍然是控制极紧的。这个女孩所放弃的，不只是工作，还有原本的家庭、朋友、未来，甚至是21世纪。负责管理皇室事务的机构宫内厅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记录下她的公开言行。无论何时何地，见到公婆，她都必须行礼，必须弯腰六十度。她必须尊称自己的丈夫为“东宫太子殿下”，至少在公开场合必须如此。在接下来的人生中，她唯一扮演的角色就是端庄恭敬的妻子，永远保持在丈夫身后三步的距离。唯一的任务，就是产下菊花王朝的男性继承人。著名小说家、后来担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就有名言：“丧失生育能力的女性若是还继续活下去，根本就是浪费和罪过。”这话激怒了女权主义者，一百三十一位妇女控告了他，但这个法制国家对此类毁谤行为却没有任何法定处分。地方法院的法官川村义辉驳回此案，说：“很难判断他的言论是否造成了严重的情绪伤害。”人们总将雅子妃跟黛安娜王妃相提并论，实际上，黛妃的痛苦经验放到雅子那里，只是小菜一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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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面对婚事以及之后的宫廷生活，雅子作了万全的准备。她向年长的圣贤智者学习各种知识，包括皇族历史、宗教仪式、宫廷用语（这连具有一般教育水平的日本民众也无法理解），还有书法，还有和歌。她小心翼翼于繁复的皇室礼仪，尤其是鞠躬行礼。爱斯基摩人用18个词语形容雪，夏威夷人用47种词语形容香蕉，阿尔巴尼亚人用27种词语描述胡须，而日本人则有6种词语用来评价予人第一印象的动作——鞠躬。必须有精确的鞠躬方式与角度，这关联着行礼者与受礼者之间的地位；绝对不能把“最敬礼”以连连点头致意的方式带过，否则就成了无以弥补的失态行为。什么是“最敬礼”？字典解释，是“鼻子几乎贴近双手，虔诚、低姿态的鞠躬方式”。而连连点头致意，则是“阿谀奉承的连续点头”。尽管如此，她仍然被指责了。在宣布订婚的第一次联合记者会上，雅子说起了她的计划与抱负，说着说着，就说多了，居然说了9分37秒，比德仁皇太子多出了28秒，礼俗规定她的长度只能是丈夫的一半的。那个在东宫已经做了二十年的内侍的皇太子主要朝臣、重要亲信之一的滨尾实，就指责说：我认为她不够谨慎。整体而言，她说太多话了，甚至还说了没有被问及的事。还有似美国人的行为举止，例如走在男人前面，也就是西方人所谓的“女士优先”，这些行为在美国也许会被接受，但在日本，她应表现得更加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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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子刚出生时的日本皇室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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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记者会成了雅子在公开场合发表谈话的最后一次，宫内厅从此下了禁口令。从此以后，她出现在任何公共场合绝不主动说话，也不能即席发言。而且，她还必须一秒钟也不能放松她的笑容，以免让狗仔队捕捉到瞬间的画面，让虎视眈眈的媒体找到机会，拟下这样的标题——“忧愁的王妃”。她最终真的“忧愁”了，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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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她也企图突围。2008年1月1日，元旦，是宫中最忙的时候，她留下皇太子一人，自己跑回娘家去了。2日，天皇夫妇和皇室成员在皇宫接受一年一度的民众贺年活动，按规矩，他们应该分七次接受民众祝贺，但雅子却只在三场民众拜年上露面，而后以“健康”为由中途离场了。她的行为令皇太后美智子越来越不满，据说，在一次被婆婆训斥之后，她忍无可忍，情绪失控了，对着婆婆嚎叫。但这没有用，只能使她在漩涡中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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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指责是来自皇室的奴仆，还有那些跟他们毫不相干的民众。其实，据说皇太子德仁也厌倦皇宫内的清规戒律，明仁天皇也未必很专制，可是他们周围的人似乎比他们更热心。“皇帝不急太监急。”美智子皇后，自己也是平民家庭出身，可是她终于也无法容忍雅子了。专制制度的可怕，更在于它的“场”。那些貌似疏离的百姓呢？其实也难逃这个“场”。他们谈论雅子，每说一句话，都溅出了一星唾沫。严格上说，袖手其实也是怂恿。大家都在有意无意充当了推手，把一个女孩推到那个专制体制里，嵌进那个既定的模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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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没有什么错。就像我们睁眼就能见到的：面对不平，我沉默；面对罪恶，我不喊打；我行恶了，我只是众多行恶中的一个；或者我只是公务员，只是履行公职。在我的《冒犯书》审判中，几乎所有的公职人员都挺和气，甚至还示好，但是他们仍然要扣你的书，仍要野蛮判决，他们是否觉得这样，将来就能逃脱历史的审判，或者把罪责推给历史：从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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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说，传统是有毒的。现在中国又恋上传统了，那些提倡者，未必不曾受过传统所害，他们难道不记得了吗？一个媒体曾邀我跟某人大代表辩论，我回绝了，一个原因是我知道自己的言论媒体并不能用。这也是我的袖手吧？但还是跟记者作了交流。据说对方拿日本人注重传统文化来作例证，所谓“传统和现代并存”。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往往坏的只是停留在侵华年代，好的呢，是明治时代。其实“明治维新”，只是在确立了“天皇制”之下的“维新”。这样的“维新”，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新”，并不意味着人的解放，而恰是被奴役。那样的体制后来直接导致了军国主义。在专制国家，“维新”或者“革命”，常被专制绑架乃至利用，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对此有精彩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