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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倡导中国人要恢复穿汉装，一个理由是日本人到现在还在穿和服。这其实是莫大的误解。现在的日本人已经很少穿和服了，除非一些特殊的场合。现在的年轻人甚至连在特殊的场合都不再穿，传统服装太繁琐，太束缚，他们要自由。我完全可以以此作为例证来反驳我的对手。可是仔细一想，还真不敢说，即便是不穿和服的现代日本，真的自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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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子似乎也是不太穿和服的，但在嫁给皇太子时，她也把“十二单”穿得很不错。其实雅子从来是并不坚硬的“水”。与雅子同年龄的工藤由纪惠就说，雅子像是“不停流动的水”。她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长大，所以缺乏真正的性格。不断的搬迁导致她缺乏归属感，造成了疏离感。一直到结婚前，她几乎一半时间都在国外，这使她总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日本，这也许是个能力，但对一个日本人而言，或许更是个不祥的诅咒。她的幼儿园、小学及中学时期，分别是在莫斯科、纽约、东京和波士顿度过的，她的那些在游乐场嬉戏的语言，也从俄文变成日文，再到英文。大学就读于哈佛大学、东京大学和牛津大学三所学校，处于不同国家的学校机构，有着差异性极大的学术要求与社会规范。她面对哈佛广场上性爱、毒品、摇滚乐交杂的景象，也能处置适当。每一次，当她安顿好，结交新的朋友圈后，就到了离开的时候了。不论是过去或现在的朋友，面对雅子的两个面貌，都感到有些疑惑：一个是开朗、精神焕发的国际主义者；另一个则是谦逊、内向的日本妻子与母亲。她的适应能力很强，但她的性格却似乎发展不完全，变幻莫测。大学时代，有时她会穿着轻便的牛仔裤和有破洞的运动衫，隔天，她又会穿上完美无瑕的森英惠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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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是一种自由，其实不然。这不是自由。自由是以意志为根基的，当意志没有被任何力量控制的时候，自由可能形同虚设，甚至走向反面，走向马丁·路德所说的“奴役”。那充其量只是漂泊。漂泊是没有归宿的，只有茫然，痛苦和愤怒也是建立在茫然的基础上。明白地说，自由是一种定力，在没有自由，或还没有充分自由的环境下，自由是可疑的，不抗争而产生的自由，是危险的。自由要自己把握自己，如果不能自己把握自己，就只能被制度所掌控。某种意义上说，自由是自己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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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也因疏离而自得。虽然没有外在的自由，却竭力扩展内心的自由。我抛弃体制，放逐自己，但我这艘没有发动机的空船，也许反容易被旋进制度的漩涡里，就像《朗读者》里的文盲汉娜。当然，我不是文盲，我有文化，可是我是文化的俘虏吗？我会反抗，我是反抗的“被缚者”（艾兴格尔笔下那个人物）吗？当我在日本对皇太子婚礼漠然处之的时候，我是不是已经成了一个孤岛，很可能谁都可以登陆？果然，我其实无时无刻不在希望着自己国家强大起来，我有本能的荣誉感，假如2008年我还在东京，或是巴黎、纽约，我是否也会举着五星红旗上街护“圣火”呢？不要看我无所事事地漂泊，恶魔最喜欢去大街上搜逻孤魂野鬼，很多时候，孤魂野鬼是最凶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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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我读到别尔嘉耶夫的《论人的奴役与自由》。我暗暗惊讶，好像他就是针对我说的：“在俄罗斯侨民里，我发现了和在共产主义俄罗斯一样的对自由的厌恶和否定。这是可以解释的，但与俄罗斯革命时期对自由的厌恶和否定相比，在俄罗斯侨民中的这种对自由的厌恶和否定却是更少能被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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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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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忘记在哪里看到的，说日本旅游部门告诫出国的国民，不要随便向人家说“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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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日本人有说“对不起”的习惯，“对不起”几乎已经成了他们的口头禅。如果确实是自己做了错事，当然应该道歉；如果是给对方添了麻烦，比如问路，向对方说个“对不起，打搅了”也无可厚非；但是有时候并没有什么错，只是平常的互相来往，也彼此“对不起”来“对不起”去的，未免婆婆妈妈，甚至虚情假意了；更有甚者，明明是我踩了你的脚，你却居然向我说“对不起”！那毋宁是一种高姿态，让对方惶惑。久而久之，我也习惯道歉了，有事没事，就“对不起”。倒是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对传统那套不以为然，反问我：为什么要道歉？你做错什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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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旅行部门忠告出国旅行者的原因，据说是不要让人家理解成你真的做错了什么，需要负有责任了。有责任，当然就要承担，这种承担，在日本文化中属于“义理（ぎり）”范畴。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与刀》里，将日本人的“义理”跟“义务”作了比较：同样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义务”指的是对其骨肉、近亲骨肉或者对代表其祖国、生活方式、爱国精神的最高统治者所应尽的责任，是理所当然应该履行的；而“义理”则不同，承担“义理”上的责任，并非出于心愿，是迫不得已的，比如接受了太多人家的好处。跟日本人打交道的人，总会有日本人吝啬的印象，送的礼轻得令人难以置信。我父亲曾接待过来访的日本客人，礼物送上来，包得严严实实，打开一层，是包装纸，再打开一层，还是包装纸，打开了若干层，才终见庐山真面目——一把扇子。虽然那扇子做工无比精巧，但毕竟只是一把扇子。可真是礼轻情意重啊！“礼轻情意重”这种说法，虽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但并没在我们这里落实到行动上。甚至当我们这么说时，往往含有调侃的意味。我们习惯于送厚礼，礼的厚薄，代表着情意的深浅。而日本人是极忌讳送厚礼的，这会让对方感到不堪重负，觉得你给他添了麻烦。他们不喜欢随便受恩而背上人情债，回恩于对方，也不超出受恩的程度。假如超出了，会被认为让对方承担了“赚礼”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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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日本人是很有责任感了？似乎又未必。因为“义理”是迫不得已承担的，于是就生出了躲避。比如战争责任就是一例。一边躲避责任，一边又把不是自己的责任往自己身上揽（比如无论如何的道歉），似乎不好理解。实际上，日本人的道歉并不是表明他真的做错了什么，而是一种礼貌，一种客套，甚至把“对不起”置换成“谢谢”，也未尝不可。但是这在外国人是不明白的，他们以为，道歉就是你做错了什么。日本语最大的特点就是暧昧，看似说着这回事，实际上指的是那回事。所以我们甚至可以揣测（当然未必对），为什么日本人对战争罪责，一边道歉（据我的印象，近二十年来，几乎所有日本首相上任，都对战争表示过谢罪；英国人则统计：日本人在各种国际场合公开向中国道歉了十七次），一边又推卸责任，原来彼道歉非此道歉。其实道歉，只是为了息事宁人，彼此好相处，甚至为了蒙混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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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日中国作家林思云曾经参加日本某学会的座谈会，主要谈“中日战争”问题。在“二次会”（也就是会后大家一起去小酒馆喝酒再聚会），几杯酒落肚，这些专家学者就口无遮拦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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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说：“中国人真有意思，总是没完没了地纠缠着我们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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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说：“是啊，说到道歉，我倒想起西洋在禁止决斗之前，有一部《决斗法典》，规定如果一方冒犯了另一方，而又不肯道歉的话，就要用决斗来解决问题。中国人认为我们冒犯了他们，想要我们道歉，又不敢和我们决斗，只是在嘴上喋喋不休嚷个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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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说：“我看中国人没一点男子汉的气魄，像个挨了打的小女人似的，只会纠缠着我们要道歉，撒娇地说‘你打了我，你要给我道歉，你不道歉我就不和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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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大笑。一个说：“我看我们还是对中国人哄着一点儿，就像丈夫哄老婆那样，说几句甜话，把她哄高兴了，自然就会听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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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大笑。又一个说：“男人和男人打架，打赢了是你的本事，输了是你没本事，根本谈不到什么道歉不道歉的。我年轻时有一次跟人打架，打不过人家，被人家痛打一顿。说实话，我倒很佩服痛打我的那位。男人打男人，是不需要道歉的；只有男人打了女人，才要道歉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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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说：“没错。我们和美国人打仗，就好像男人和男人打架，我们被美国打败了，只恨自己的本事不精，倒是很佩服打败我们的美国人；我们和中国打仗，就好像男人和女人打架，中国人被我们打了，不怪自己的本事不精，却只怪我们打人太凶了，太狠了，真是可笑。既然是打仗，下手不凶狠一些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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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说：“中国就像一位怨妇，动不动就撩起衣服给人看伤疤，说：‘你们看啊，我被好凶的男人打了，看看我这里，身上还留有伤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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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大笑。“既然中国是女人，我们男人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我们干脆就给她们道个歉吧，抚摸一下她们的伤疤，哄她们说：‘打痛了吧，我来给你揉揉。真对不起呀，上次我出手重了一点，下次我会出手轻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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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话只在“二次会”上说的，在正会上，一般不会说。像石原慎太郎那样公开说的，或者“右翼”那样用高音喇叭在大街上叫喊的，我怀疑只是为了“炒作”。日本人有一种习惯，跟中国人形成鲜明反差，就是不争辩。所谓“只靠道理是讲不通的”。而中国人是受不了委屈的，是错是对，要争个水落石出，斗个泾渭分明。所以，我们老是指责日本人，你怎么不承认战争罪行？口水都讲干了，气得发抖。鸡同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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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想起一件老事情。曾经，我跟我的日本人上司吵架，也因为我中国人的禀性难移吧，非要争个是非曲直，即使你是老板。日本人一般是不争的，挨了巴掌也自认倒霉。所以那上司对我的争，分外惊怒。他居然冲我深鞠躬，那奋力的程度，好像要把自己身体拗断。他恶狠狠道：“对不起哦！对不起！我向你道歉可以了吧？”这道歉，毋宁是一种胁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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