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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讲“和”，一听，现在中国人一定脑门一亮：和谐！似乎确实，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中就说“和をもつて貴しとなし、逆らわないことを尊ぶべし”，大意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但是这个“和”又非我们的“和”。所以听日本人夸你，千万不要飘飘然，那样是会让自己很可笑的；同样，日本人哑不作声了，千万不要以为我胜利了。日本人奉行的是“不争论主义”，中国人则要辩个水落石出，“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真理越辩越明，而日本人则有句话：这世界不是道理能讲得通的。所以中国人就是在杀死仇人前，也喜欢说一通为什么杀你、让你死得明白的话，都要把对方送阴间了，还表明个啥？这与其是向对方表明，不如是对自己，给自己一个杀人的理由。而被冤死的人，其家人则要为他大吵大闹办丧事，因为死者的“理”没有被辩清，不能不明不白地了结。而日本人就是恨而自杀，也往往自己找个安静的地方解决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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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和谐社会，日本可真是。整个社会笼罩在和谐的气氛里，大家都遵循着规则，社会安定，犯罪率极低。但是，又时时曝光出冲击性的事件。举凶杀事件为例，有的致死案件，简直就是推理小说家的作品，硬是给推到杀人的地步了，好像本来就设定结果非这样不可。其实本来原因并不巨大，不过是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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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一所中学发生了凶杀案，一个中国来的“残留孤儿”后代被打死了。所谓“残留孤儿”，就是当年侵华战败后，留在中国的日本人。日军败北，在中国的日本平民只得自寻逃路。有的流落山野，被中国人所收留，女的则嫁人，有了后代。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些人得以回到日本，那些身上流着一半日本的血的后代也跟随赴日了。但是在日本社会，他们是难以被接受的，他们自己也难以适应。这个事件，在中国人圈里，往往被解读为民族歧视，即使被打死者只有一半中国血统，也毕竟有咱中国的血么！但我更愿意从性格方面找原因。中国人的性格，是不能受一点委屈的，除非实在没力量反抗，但是嘴里仍然是反抗的，比如“操你妈！”而日本人则相反。小孩家打架，并不少见，怎么会到了把人打死的地步？只因被打者不屈服，所以打得越狠，就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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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野岛伸司编剧的片子《人间失格——如果我死的话》里的主人公大场诚也是不断被欺负，只不过，他是纯种的日本人。作为中国人，看这片子，简直是受尽折磨。一方面目睹了人性的黑暗和暴力，另一方面，也为这个受虐者的沉默而焦急。很多时候，他完全可以摆脱厄运的，只要他申诉，对父亲，对班主任，包括对误解他的人，也不至于如此受冤受屈。当然，他未必是完全没有表达的，但只是暧昧地表达。又得说到日本语言，它是具有暧昧性的，与其说是用来交流，不如说是用来暗示。日本人习惯于不把话说得太明白，从善意的方面说，这样，向对方提出要求时，不至让对方太为难；而向对方表示拒绝时，不至于让对方太难堪。但是要说的意思都是在的，看你有心，还是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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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人，听这样的表达，常常无心，所以会发生误解。中日之间的误解，很多时候也是因为这种表达方式。当然跟日本人相处久了，也不排除渐渐被同化，说话也暧昧了，让人听不太明白，必须去琢磨。最典型的就算是鲁迅了，典型的有话不好好说，绕来绕去。这当然有现实不让好好说的原因，但也有掌握了曲里拐弯的说话技巧的因素。作为文学或者杂文那样的“准文学”，这倒别有味道。这是另外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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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那个大场诚。即便他不明确表达，他反抗，也不至于如此受难，直到最后被折磨死。作者好像是故意要创造这么一个不可理喻的羔羊，以他的苦难来反衬对手的凶残。野岛伸司无疑是编剧高手，之前看他的《高校教师》，就尝到了他的厉害，所以酒井法子才会曾经爱上他。但是，莫非他只是高超的编剧？作为中国人，不禁会想：真有大场诚这样的人吗？如此安排对人物的折磨，岂非太刻意？许多拉得很长又吊人胃口的电视连续剧都是这样，特别是日剧、韩剧，反显出拙劣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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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野岛伸司并非那种高超的拙劣的编剧。他写的是日本人。日本人被欺负，确实往往选择不申诉的。日本社会讲究等级，但前提是上级能够搞定下级。你是上级，但对下级没有办法，也不能状告到老板那里去。那样，不但得不到支持，反可能被啐个狗血淋头：你自己的事搞不定，简直无能！被视为无能，在日本人那里是最糟糕的了，只要看看中国指涉德行的“指鹿为马”的故事，到了日本竟然变成了关于能力的故事，成了最恶毒的骂人的话“马鹿野郎”（“八格牙路”，直译：你这个连马跟鹿都分不清楚的家伙），就可以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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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有的会社雇了中国人，作为基层管理者的日本人往往搞不定中国人。日本人天生直笨，中国人又那么聪明，所以拿中国人没办法，只能生闷气。一开始，对领导顶牛，中国人还有点担心，会不会告老板，然后会被炒鱿鱼？但却啥事没有，老板一点也不知道。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欺负并非总跟民族歧视有关，中国人也会欺负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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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讲强者逻辑，你既然无能，就自认倒霉。所以那些被欺负者，只能忍气吞声。欺负者和被欺负者，共同造就了奇特的“欺负文化”。日本人的“忍功”确实了得，我曾写过《日本人的表情》，那是一种隐忍。但岂止是表情？甚至未必只是被迫，被欺负者不申诉，未必完全出于软弱，难说没有能够自持的得意。想想，受了痛苦，喊喊叫叫，算什么本事？能忍才是本事。夸夸其谈者是浅薄的，哀哀叫苦者是软弱的，一个人成熟，就意味着能吃苦，还有比能够忍受胯下之辱的人更打不垮的吗？我越是忍，就越了不起，甚至就越接近神，而你的暴力反而成就了我。这倒符合博克、康德们的“崇高美”了，只不过，博克、康德是往上打通“苦难”与“美”，日本人是往下打通“痛”与“快”。所以被欺负者甚至还会宽恕欺负他的人了，就比如那个大场诚，他还“阳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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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忍，总有忍无可忍的时候。如此长久压抑，再坚强的心理也会崩溃。内心已经坍塌了，只不过不显山露水，只不过沉默，不为外界所知。于是，要么就是爆发，要么就是向内的扭曲，但这更是一种爆发，只不过内心的风暴不为人知。而那些欺压他人的人，也会空虚的，就像没有外压的人体，是要爆出来的。所以一些中国人看日本人貌似羔羊，就更加欺负之，中国人的习惯是能乐就乐、能占就占。结果，对方突然咆哮如雷；一愣：这日本人简直是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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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一个当得好好的成功男人，晚上跑到中野或什么地方的SM店让“女王”打一下，才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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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日本人的洁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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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香港，第一感觉是街上的小车特别漂亮。首先，不像国内的小车那样享受了被划的待遇。在中国内地，不论哪个地方，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小车的车身都有划痕，于是还出现了号称一擦就能消除划痕的“快克士”等等产品，据说在国外还很流行。我不知道国外怎么会流行这，难不成那些亮丽的车身，都是靠“快克士”们修复的？司机驾驶室内都备着此类东西，一有被划，就迅速修复，然后才开上街去？作为有车族，我极为羡慕香港人有着如此优越的开车环境，不像内地，提心吊胆，战战兢兢，人一离车，就只能把车交给运气了。中国大陆私家车满街，好像生活不错了，可这过的是什么质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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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车漂亮，还因为干净，几乎看不到灰尘。我总寻思，要保持这样的干净，需要多少天洗一次车？如果在内地，必须一天洗一次。我不知道香港的有车族们是否一天洗一次车，但我知道，在香港的几天里，我是没有擦过皮鞋的，到我离港时，鞋面却仍然光亮。回到内地，一天就脏了。这也许是比划车更难对付的事。要解决划车，只要警方努力，民众协助，还是不难的。但是这环境的肮脏，却难办得多，甚至须得去大西北植树，这可不容易。像北京，凭首都之尊，以集权之力，能够把“奥运”搞得光鲜，却也对沙尘无可奈何。这是铺天盖地的问题，就好像猪圈难以打扫一样。回家，跟家人感慨香港的干净，家人讶道：“当初在日本，不就是这样的吗？你怎么忘了？”我一愣，还真是。已经很久没有去日本了，也没有出过国，没有钱，也没有机会，比如公款去法兰克福什么的。当初刚回来时，对国内一切都不习惯，简直要活不下去了。然而这不也活过来了，有时候还有点滋润了。看来人并没有绝对不能承受的，就好像当年被塞进花轿的新娘，即便是百般不愿意，即便是被拐卖，最后不也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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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了日本，想起了一个关于沙尘暴的事。据说，曾经有日本人结队到中国的大西北来植树造林，因为害怕中国的沙尘暴影响到了日本。皇帝不急，急死太监。摊上这个么肮脏的邻居，没有办法，只能替你来打扫卫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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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听到这事，还讶然失笑，觉得日本人也太神经质了。当时还享受着日本人的好处，人对伸手即来的好处总感觉是理所当然的，不觉珍惜，比如母爱，甚至还觉得烦。对日本人的谨小慎微，我当初常在心里笑的。失去了，才回头知道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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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皮鞋也是一周都不需要擦的。当然可以不擦，并不等于就不擦，卫生还是必须做。比如我的房东，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坚持每天擦楼道。一桶水，三块布，一块沾水，另一块擦干，再一块，把楼板擦亮。这还是对木板地，如果对榻榻米地面，更是细致呵护。现在国内许多房子都号称装修成榻榻米，可是一看，只是铺上木板，以为榻榻米就是指这木板地。其实，榻榻米是用蔺草编织成的厚草席。当然近年来也开始有使用泡沫塑料的了，但不普及。整个地板用几块草席拼成，草席的形状与大小有统一的标准，以织锦或黑布料滚边。一张草席的传统尺寸是长180厘米，宽90厘米，厚5厘米，面积1.62平方米，也有尺寸为90厘米乘90厘米的半张榻榻米。因为草席的大小是固定的，所以房间尺寸都是90厘米的整数倍。当然必须说明，关西地区的尺寸要比关东地区的稍大些，在东京时，我房间里的就是85厘米乘180厘米，面积1.53平方米。其实，所谓“榻榻米”，是度量房间面积的单位。一张草席，也就叫一“畳”，也就是一个“榻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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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最初，榻榻米是只有贵族家庭才用的，平民百姓家里的，只有土的地面。既然贵族用，就要用得像贵族，买得起，用得起，不能用成猪窝了。用草席铺地，是很容易变成猪窝的，必须加倍的养护，当年我就总为此而苦恼。特别是要保持其卫生，实在是很麻烦的。又当通道，又当饭室，又当床铺，又是干净，又是脏，如何兼顾？只能往干净里努力了。进门要脱鞋，这对我没什么，我家乡就是进门脱鞋的。但是脱了鞋之后，就现出了臭袜子了。所以脱鞋，就意味着袜子被亮出来检验。而袜子的干净与否，又取决于袜子内外侧的脚和鞋的里子。脚不干净，袜子也难以干净；鞋的里子不干净，袜子上也会有印迹。黄永玉老先生说，婚姻就像穿在鞋子里的脚，舒服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等别人知道了，这鞋子已经破了。其实鞋子不破，看袜子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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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榻榻米房间，每天是要打扫的。如果你懒，至少每三天也要打扫一次。打扫时，用专用的扫帚，沿着草席编织的纹路打扫。现代社会有吸尘器了，可以方便些，但是也得缓慢操作，席面会被划伤的。只干扫，是不可能干净的，还得湿擦。还不能太湿，容易发霉。擦拭时，得把抹布拧干了再擦。擦完后，还须记得把窗户打开透气。每年，还得寻个好天气，在持续两到三天晴朗时，晾晒一下，或者让干燥的风吹一天。晾晒时，要背朝阳光，如果让日光直射，容易褪色。吹风时，最好要掀起竖立着吹。草席容易长虫，但却不能用杀虫剂。这榻榻米，真是难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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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榻榻米毋宁更像难伺候的女朋友，一个很黏人的女孩子。榻榻米的房间，是要人常住的，最好不要超过一个月没有人住，它恋人，要人气。这样的“黏”，虽然有点烦，但也让人觉得受用。榻榻米是有益于人的，比如能吸收对人体有害的二氧化氮，净化室内空气；又比如有保温断热的效果，冬天不让室内的暖气往外跑，夏天防止室外的高温进入；还能吸收多余的水分，室内空气干燥时，它又能将草秆中储蓄的水分排放出来，调湿空气；另外，榻榻米房间散发出的蔺草香味，还可以让人心静神宁，仿佛沉浸在大自然中，享受着“森林浴”。所以我们常见到这样的场景：日本人洗完澡，身穿宽松的浴服，光着脚丫，神定气闲地坐在宽敞、一目了然的榻榻米房间里，好像所有的烦恼和辛劳都消失了。这毋宁是进入宗教的境界了。确实，榻榻米跟神道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当然还有“准宗教”的茶道。这宗教的世界，是容不得肮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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