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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日本人爱清洁，中国人就不服，说中国人也爱清洁，比如做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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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学校经常响应号召停课“大扫除”。看似把卫生都重视到了学习之上了，但其实是为了检查。单位、学校经常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很有意思，“卫生”居然跟“爱国”联系起来了。单位、学校之外，居住的社区也做卫生，居委会大妈挨家挨户通知，上头发号召了，要检查卫生，定个时间，大家一起出来做卫生。其实所谓出来做卫生，不过是把自家门前的卫生做做罢了，远离家门的，由居委会的人做，或者他们找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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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卫生，仅止于自家及方圆两米之内的。之外的，就跟自己无关了，就可以随意糟蹋了，把垃圾从窗户扔出去，垃圾若在门前，就用脚踢远去。中国有“国家”一说，“家”“国”同构，其实在许多中国人心里，是只在乎“家”，不在乎这个“国”的，除非“爱国愤青”。但到了真需要这些“爱国愤青”为国捐躯的时候，他们也就当缩头乌龟了。看现在在“钓鱼岛问题”上恨不得以头撞墙的，喊着要打时通知他一声的，从他们的亢奋，就看出来高潮退后的蔫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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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极少有小偷的，一方面当然因为法律严明与生活富足，另一方面，也因为日本人有极强的界限感。现代社会，“越界”问题越来越引起重视了，日本似乎在传统上，就很讲究这个。什么是自己的，什么是别人的，别人的东西送给了自己，一定要等价奉还。所以日本人送礼，不会送得太贵重的，那样接受方会很有压力，所谓会让人有“赚礼”的嫌疑。他们不喜欢拉拉扯扯，就是一起出去吃饭，也是AA制。我本人很早就倾向于AA制，但是很多中国人不喜欢，认为小气。但是大气的中国人，大包大揽要为别人埋单，心里却想着下次应该由对方埋单，对方不埋，就不舒服，哪里是真的大方？不过是黏黏糊糊罢了，到头来弄得彼此都不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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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爽，就是把一切剔得清清楚楚的。就好像我们整理房间，该放哪里的，就放哪里，做好了，洗手，叉着五个手指头，凉爽爽的，那个惬意。因为职业，接触日本文献，惊异于他们学问做得那么精细，特别让我受用的是分类整理，做得那么好。每当这时候，就会想到整理房间后的这个动作来。我想象日本学者在做完这些工作后，叉着手指清爽享受的样子。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整理归拾上，永远没有完结的时候。得到的回报，往小里说是家庭生活的精致美观，往大里说社会生活的井然有序。性格决定事业，在事业上，他们也取得了很好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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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日本学者发现，早在江户时代，在全日本，就几乎建立了各村的文献，包括“检地账”、“名寄账”和“宗门账”。“检地账”是关于每年登录的土地，“名寄账”是关于年贡，“宗门账”是关于户籍。当时日本每一个村的户数是多少呢？平均是六十户，这样的村落，居然都建立了文献，日本人简直有着“文献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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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日本文献，有时候会看得你头昏脑涨。比如过细的分类，就令人眼花缭乱。比如武术、相扑、书道、绘画、舞踊各界，门派、流派多如牛毛，技法各不相同，规矩纷繁复杂，不得越雷池半步，让我这个性格往好里说是粗放，往孬里说是粗疏的中国人很难适应。上世纪初中国有个武侠小说家，叫平江不肖生，是民国初期“黑幕小说”的始作俑者。他写了一本小说《留东外史》，这小说专门暴露留日学生的丑态，大多属于实人实写，里面就写到了中国武术与日本武术交手时遇到的麻烦。中国的武术在项目上没那么多区分，比赛规则也较简单。日本则不然。小说写到日本裁判对前来打擂台的中国武士萧熙寿作出规定：“不能用腿，不能用头，不能用拳，不能用肘，不能用铁扇掌，不准击头，不准击腰，不准击腹，不准击下阴。”到交手时，萧熙寿连连被判犯规，一气之下，退出了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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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没有民族歧视的成分？不好说。但日本人跟日本人比赛，也是如此规则林立，不能越矩的。一方面要战胜，一方面要限制。也许“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方圆”是在“规矩”中产生的，就好像清洁是在不清洁环境威胁下产生的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才是真的“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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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癖”从心理特征上说，是一种完美欲。事情要做到最好，不能再好，做到极致。越是不容易做好，就越要做好。因此也容易走入强迫症。江户时代有个町人学者，叫富永仲基的，曾经比较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国民性：“若论国民性，印度人是‘幻’，中国人是‘文’，日本人则可以‘质’或‘绞’来代表。所谓‘绞’，就是过于正直和认死理的意思，换言之，就是日本人头脑相当简单、正直，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日本人是理解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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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是道德化用语，不可当真。谁正直？但用“绞”来形容日本人，倒是颇为准确。“绞”就是“洁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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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癖”具有极端排他性。日本一个生物学家曾经拿西欧蜜蜂跟日本蜜蜂的生态习性做实验，发现：将两者的蜂巢互换，对日本蜜蜂的旧巢，西欧的蜜蜂可以习惯地利用，但对西欧蜜蜂的旧巢，日本蜜蜂却不屑一顾，而将它咬坏，再筑自己的新巢。这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新王朝一般不用旧朝的宫殿，而将之烧毁。近的例子是，现在许多单位新任一把手，总不喜欢用前任的东西，包括建筑格局，新官上任，先要装修。这当然有迷信的原因。日本的蜜蜂估计是不懂得迷信的，它只是凭直觉，凭本能，但这岂非是更根深蒂固的宿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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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日本人的生活习性跟日本蜜蜂很类似。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忌讳使用别人的东西，哪怕是一家人，也是一样。在电视剧里，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情节：父亲不小心错用了女儿的饭碗，女儿才六岁，就已经有“洁癖”了，抗议道：“脏，脏，父亲真讨厌！”也许，“他人不洁”的观念在日本人血液里就有了。日本人是很回避身体接触的，很多时候，很多场合，他们彼此不得不靠得很近，他们就竭力缩紧自己。人毕竟是群居的动物，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更是举世共知，日本人一方面喜欢群处，另一方面又竭力跟他人保持着距离，真不知道他们怎样练成了在拥挤的空间里互相隔离的奇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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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周一在他的《杂种文化》中说，日本人具有一种要么主张全盘西化，要么主张保持国粹的“试图将日本文化纯粹化的倾向”。主张全盘西化，那是比中国五四时候某些人还要彻底的，并且有更多的支持，差点就把文字罗马化了。后来选择了“和魂洋才”，但“魂”仍然是大和的。表面上看，日本人是善于学习的，对外来文化，喜欢“拿来”；但是实际上，他们保存了相当完整的内核。日本人的内心是相当坚固的，跟他们接触，你会发现，进入他们的内心是极其困难的。可以敷衍你，同意你，帮助你，但是他不会跟你融为一体。这就是外国人常感觉到的日本人的排外。美籍建筑师安东尼·雷蒙德在日本生活了五十年，但他仍然感觉自己依然是“外人”，不是因为拿着外国人登录证，而是实实在在被当作了“外人”。雷蒙德在日本生活了五十年，尚且如此，何况我生活的时间还不到他的十分之一呢；“崇洋媚外”的日本人对美国人尚且如此，何况对我等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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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日本人被派驻海外，也会自行跟所在国家所在社会隔离。他们身在异国，心仍在日本，仍然是纯粹的日本心。这可不是中国人唱的“我的中国心”，也未必存在因为被人家歧视而掉头爱国的情形。他们像蜗牛一样蜗居在自己的文化密封舱里，不愿跟当地人来往，唯恐冲淡了身上的“日本气”。他们进门仍然脱鞋，出门仍然坐日本产汽车，喝酒往往仍喜欢喝日本清酒，或者日本产啤酒，吃食仍然钟情于荞麦面和寿司，说起话来，仍然是日语。更过分的，有人去国外旅行，居然带着国内的生活用品，不管麻烦不麻烦。他们吃不惯别的国家的饭，喝不惯别的国家的水，睡不惯人家的床。人未必就那么娇贵，其实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但是他们就是矜持地娇惯着自己的民族习惯，保持着自己的文化血统，令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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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邀请到新疆参加了一个回族文学座谈会。我不是回族，是作为特邀的。在这之前，对回族，乃至穆斯林，好像很知道，但其实并不了解。平生第一次跟这么多穆斯林在一起，感觉很新鲜。特别是他们对清洁的要求，让我惊叹。比如一日三餐，在我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也是可以随意对付的，但是在他们却不能，不能吃“不洁”的食物。所谓“不洁”，即是没经过阿匐的手，或者未曾行某种仪式的食物。人总要出行，所遇到的食物，又如何鉴定其“洁”与“不洁”？又何况，还有逃亡的时候，在逃亡途中，又如何保持？但是他们是坚决要保持的，因为清洁已经上升到了信仰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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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理解，宗教的要义就是给自己困难，让自己行不能为之事，从而产生与众不同的崇高感。因不能为，所以为之。困难多，则乐趣多；越是受难，则越有升华的感觉。所以有宗教感觉的人，是会创造出惊人奇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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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大多没有宗教信仰。虽然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但只是少部分。虽然日本人很信佛，虽然遍地是神社，但大多也只是跪跪拜拜，跟中国没什么两样。但是他们却有着宗教式的清洁欲求，简直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我很奇怪，他们的精神动力是在哪里？大概也在于对受难的特别理解，明白地说，是把受难理解成了享受。这种享虐倾向，弗洛伊德曾经从人的“死亡本能”上来解释，但更多的研究者认为，那是人把痛苦变成了快乐，是经过心理转换的。比如男人喜欢喝烈性酒，女人喜欢穿高跟鞋，都是让自己痛苦的事，但是他们却乐此不疲。再比如以读书为乐，其实也是经过心理转换的。读书其实是很苦的事情，如果问一个孩子，喜欢读书还是喜欢玩，一定会回答是后者。这是人的本能。但是如果你认识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么就会喜欢读书了。读书苦，仍然没有改变，但是在心理上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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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能够理解，那些朝圣的藏民，他们在向圣城拉萨朝拜的途中，为什么要三步一叩头，并且是五体投地地，绝不敷衍、偷懒。他们愿意花上几年的时间去接近心中的圣城。有人作了计算，如果一个朝圣者从西宁出发，要到拉萨，即使他身体健康，沿途没有遇到暴风骤雨、山洪雪崩和酷暑严寒，没有缺水断粮，就按平均每天五公里的速度，这单程近两千公里的路程，至少也要花去两年半的时间。汉人喜欢坐飞机坐车去西藏，或者自驾，都是很享受的。虽然很多人下了受苦的决心，但也是去猎奇。虽然有追求精神的初衷，但也不过是时尚化的，是附庸风雅。受难才是真正的雅，虽然可能千疮百孔；受难是一种高级，虽然以一种匍匐的姿态；受难是灵魂的狂欢，虽然很痛苦；受难才能达到圣洁，虽然已经衣衫褴褛——因为心能够改变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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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全心投入到某个事情上去，虽然他不是穆斯林，不是基督徒，不是佛教徒，但他也已经有了信仰了。他信仰的是他所投入的东西，这时候，那东西就已经不是那个东西了，而是神。它不能被敷衍，更不能被亵渎，必须把它高高举起，必须为它付出全部，哪怕是生命。因为它已经是精神性的东西。洁癖，难说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也许最初是物质的，但是当它的需求成了一种道德伦理，情况就发生变化了。日本近代有个学者，叫冈仓由三郎的，他在《日本的生活与理想》中说：“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异性，很多来自喜爱洁净及与之相联系的厌恶污秽。否则无法解释这些现象：我们被训练成（实际情况如此）遇到侮蔑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就视若污秽或疱疥，必须通过申辩洗刷干净，否则就犹如不能恢复清洁或健康。对日本公私生活中常见的报仇事例，不妨看作是一个喜爱洁净成癖的民族所进行的晨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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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把精神跟物质绑架在了一起。这里展示了肉体和精神的逻辑纠葛：家庭名誉和国家荣誉被污蔑了，就等于身体有了污秽，就必须通过“晨浴”来洗刷，而“晨浴”并不是普通的洗澡，又是精神之“浴”——雪耻。不这样，就不能恢复身体健康，延续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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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名誉和荣誉如此重要，任何对它的冒犯，当然就绝不能容忍。看时代剧，我们常看到武士拔刀决斗的场面，甚至为此送掉生命。其实不过因为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冒犯。当然这是在我们看来的，在他们心目中，这可不是小小的冒犯。《忠臣藏》里就讲了四十七个忠义浪人，抛弃一切，为主君复仇而后集体剖腹自杀。演绎出如此血流成河的故事，起因却只是他们的主君自尊心受辱。当然其中还有“忠”的成分，所以叫《忠臣藏》，其主旨也在于“忠”吧。对主子之“忠”，但其实同时也是保持自己的操守。对武士来说，不忠即“耻”，这是武士的“义理”。为了这“义理”，《罗生门》里的真砂不惜把杀人之罪揽在自己身上，即使被判死，也要保住“义理”。日本人对“义理”的维护，可谓到了极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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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是打开日本人内心的重要钥匙。它是日本人的荣辱观，是他们特殊的价值观，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的教义。日本人所以让人费解，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他们看重什么。在我们看来很重要的，在他们看来，却并不重要；相反，在我们看来并不重要的，在他们，却比生命还要重要。所以有时会觉得日本人太斤斤计较。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与刀》里，讲述了这么一件事：一个名叫牧野芳雄的日本画家，年轻时为了摆脱贫困，出人头地，去美国闯荡。他去请教一个美国传教士，却遭到了传教士夫妇的嘲笑。也许对方的嘲笑也未必恶毒，但是在这个日本画家心里却掀起了万丈波澜，他觉得自尊心受到极大侮辱了。直到中年，在美国功成名就的他仍然对此耿耿于怀，他在自传里写道：“我总坚信，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就是对人不诚恳，而嘲笑人则是不诚恳的。”他还说：“对人们发怒，我常常原谅，因为有时脾气不好是人的本性。人们向我撒谎时，我一般也能原谅，因为人性很脆弱，在面对困难时不够坚强，不敢讲真话。对无根据的流言蜚语、背后议论，我也能原谅，因为遇到别人说闲话时，难免不陷进去。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以酌情体谅。”他居然能原谅这么多东西。那么他独独对什么不能原谅呢？居然是嘲笑。“但对嘲笑，则无可原谅，因为只有内心不诚恳，才会嘲笑无辜者。请允许我对两个词讲一下我自己的定义。杀人犯：杀害某人肉体的人；嘲笑者：杀害他人心灵的人。心灵远比肉体宝贵，因此，嘲笑是最恶劣的罪行。那一对传教士夫妇实在是要残害我的心灵，我心中感到巨大的创痛，我心里在叫喊‘你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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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有个小说，名字叫《哥儿》，里面也有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哥儿喝了朋友请客的一杯冰水，价值一钱五厘。之后有人在哥儿面前挑拨，说那朋友在背后说他坏话，哥儿马上想到了那杯冰水，第二天，就把一钱五厘扔到了那朋友的桌子上。他认为，虽然只是一杯冰水，接受这种表里不一的人的恩情，实在有损自己的面子。虽然只是破费他一钱五厘，但一钱也罢，五厘也罢，接受这种骗子的恩情，死了也于心不安。受别人的恩惠，默不作声，就表明尊重对方，看得起他的人品。自己喝的那杯冰水，本来自己付钱就可以了，但他却硬要争着付，弄得自己心里总感到内疚，这可是金钱买不到的。自己虽然无权无势，却有独立的人格。要自己低下头去接受别人的恩情，简直是一百万元的回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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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钱五厘让他想得如此多，如此有涉原则，这是中国人难以想象的。曾经，我们也有卫生工因为被冤枉偷了十元钱而自杀。舆论想到的是：她为十元自杀，不值。没有人想到那已经不是十元钱，而是关乎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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