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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1702275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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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入佛界易，入魔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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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川端康成被介绍来中国，连同他的照片。当时总觉得那形象跟我熟悉的作家不一样。我喜欢在阅读作家作品前端详书里作家的照片。我熟悉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李丹译的《悲惨世界》扉页上的那个雨果，还临摹过；我认可那张列宾画的列夫·托尔斯泰像；我也喜欢上海译文版《海明威短篇小说选》里的海明威，我觉得那是他最生猛的照片，微眯着眼睛，像一只即将扑去的狮子，不知为什么现在不大用了；我最初不习惯卡夫卡那张正面像，就好像标准照，西装领带，不像作家，是否是从他的档案里撕下来的？或者是求职时所拍？现在许多害怕不能被录用的求职者，都拍这样的照片，对了，害怕，这就合了卡夫卡了。可是我仍然看不顺川端康成的照片，也许是因为跟传说反差太大了，传说他写得很“美”，可他人却一点也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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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中国人刚从“文革”中挣脱出来，还是一身灰布蓝衫，但是从灰蓝衣服的领口露出的假领，虽然小得连腋窝都遮不住，仍可以看出关不住的对美的渴求。这时川端康成出现了，人们惊叹：这世界上还有如此“美”的文字！人们想着“美”的时候，脑子里浮现出的还是早年的理想，牧歌式的、古典式的，还有19世纪的那些文学，甚至是前苏联时期的，就像现在老年人一讲好时代，就想着五六十年代一样。立刻有了不少模仿作品了，我记得有的还获得了全国小说奖，但那与其是川端式的，毋宁是泰戈尔式的，但又缺乏泰戈尔的宗教感。对所谓川端康成的“美”，当时我就很犹疑。虽然那篇广泛流传的演讲说的是“美丽的日本”，但那个“美丽”，却似乎不是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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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端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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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伊豆的舞女》，也许还可以看到我们以为的“美”，那风景和民俗，那个天真的少女熏子，都符合我们的“美”的期许。《古都》、《雪国》里也有民俗和美景，也有美少女，但千重子似乎不再单纯，驹子似乎更不是那么回事了。而到了《千只鹤》、《睡美人》，简直有点邪乎了。但是川端毕竟是获得了诺奖的，于是就出现对《睡美人》的解读：作者是在揭露日本社会的丑恶和残酷，表达了对下层少女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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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人不用社会学化的眼光来读，他们说，川端的好，好在细腻。当时的中国文学，文本普遍粗糙，不够“艺术”。对此不满的人们，期待着“艺术”的文本出现。传统认为，艺术就是描写，描写细腻了，才艺术。川端作品中还真比比皆是细腻的描写，细腻到驹子“脚趾窝都是干净的”程度。这似乎可以追踪到他早年的“新感觉派”经历，这个流派让眼睛变成电影摄影机，摄出肉眼看不到的事物细部。但是在《千只鹤》中，这种细腻居然针对母亲胸脯上的那颗黑痣了：“孩子吃奶时，让孩子看见，她会感到痛苦……婴儿从出生之日起就要喂奶，睁眼能看东西的头一眼，就看见母亲奶上这块丑陋的痣。孩子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印象、对母亲的第一印象，就是乳房上的丑陋的痣——它会深刻地缠住孩子的一生的啊！”于是痣的主人近子用小剪子剪去痣上的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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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话：“儿不嫌母丑。”母亲好不好，跟相貌无关。母亲自有她的价值，也就是“善”和“真”，而且这是更大的价值。可是在川端这里，却斤斤计较于母亲的相貌。在另一个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作品里也有类似的情形，那篇《少年滋干的母亲》里，儿子不敢跟母亲久别重逢，担心的却是母亲面容已经衰老。这样的儿子，无疑是逆子。在中国人的思维里，“美”是跟“善”、“真”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就是建立在“真”、“善”的基础上。离开了“善”，“美”就不存在了，只是妖魅；离开了“真”，则是伪饰。而谷崎的另一篇小说《春琴抄》恰恰以不“真”为“美”：女主人公春琴被毁容了，爱她的佐助为了看不到她的丑，把自己的眼睛刺瞎了。这是嗜美，这美，简直就是“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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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的是谷崎润一郎就直接称自己是“恶魔”，毫不隐晦。谷崎的“唯美”就是“恶”。他笔下没有不美的女人，而且这些女人因她的美，征服了男人，“吸男人的血、踩男人的身体”（《刺青》）；让男人匍匐在她的脚下，《春琴抄》中的佐助如此，《痴人之爱》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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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端也恋女。他不仅喜欢高雅、有地位的女性，比如岸惠子、有马稻子等女优，也喜欢平常的女性，比如伊豆姑娘、浅草少女。他对女性的爱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在《岸惠子的婚礼》中，他记述自己跟有马稻子的见面：“走到如此美貌的女子身旁，我有点难为情。在新桥站下车的时候，有马却来到我身旁，拎起我的手提包，我大惊失色。因为是去工作，手提包里全是书籍和纸张，很沉重。有马一直拎到出站口，叫了一辆出租车……她是当代电影明星，这样做真是出乎我的意料。”那时候川端已经成大名了，有马只是个年轻的演员，不说日本是“男尊女卑”的社会，就从等级观念说，他也犯不着如此受宠若惊。撇开这两者，一个年轻人为老年人拎个包，也不至于“大惊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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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端甚至跟他恋慕的女子交谈，都不好意思坐得太近，更不敢握她的手。这让我想到了《睡美人》。《睡美人》开篇，“睡美人之家”的老板娘就向客人叮嘱了禁忌：不要对女孩子恶作剧，不要把手伸进她们的嘴里。表面上看，将那些女孩子药睡，是在摧残她们，但是她们却又是被当作不可冒犯的对象的。这个“睡”，让人想到佛教的一个名词，梵文是Middha，指的是身心处于类似昏迷的不由自主的状态。《睡美人》中的女性都是处在这种状态中。这不是我的臆想，小说中也多次把女孩比作佛，比如：“说不定就像从前的神话传说那样，这个姑娘是一个什么佛的化身呢。有的神话不是说妓女和妖女本是佛的化身吗？”又比如：“如同与秘藏佛像共眠。”又比如：“这样看来，睡美人难道不是如同佛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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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对小说男主人公江口这一姓氏作过考证，认为这个姓，来源于谣曲《江口》。相传谣曲《江口》为14世纪能乐大师观阿弥所作，故事取材地点是一个名为“江口の里”的地方。这个地方，就离川端老家茨木市不远。《江口》讲了一个“妓女乃普贤菩萨之化身”的故事。表面上看，妓女从事着低贱的营生，过着悲惨的生活，但恰是这种体验成为看破人世无常的契机，因此，妓女即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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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思想来源于佛教典籍。《楞严经》里就说，妓女、窃贼、屠夫、商贩皆有可能是再来教化我们的菩萨：“我灭度后，敕诸菩萨及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形，度诸轮转。或作沙门、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淫女寡妇、奸偷屠贩，与其同事，称赞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维摩经》中亦说：“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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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佛，那么这佛是不可能跟凡人平等的，于是我们就理解了江口老人的毕恭毕敬，乃至诚惶诚恐了。表面上看来，这是男人对女性的施虐，其实恰跟谷崎类似，是男人从女人那里得到拯救。睡美人无声地包容了老人们的悲伤、绝望，乃至丑陋和罪恶，像佛祖一般有着广大无边的慈悲、普度众生的胸怀。佛是宽容的，沉默的“睡美人”使得忏悔者不会感到羞耻，也避免了伤害他们的自尊，所以他们在这里可以“完全自由地悔恨、自由地悲伤”。忏悔以往人生中的罪恶，求得解脱。他们回到了最初的女人——母亲的怀抱，回归到了生命的本真，从污浊回归纯净，从混乱回归安宁，当然也让他们即将消失的生命走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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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妓女中寻求慰藉，中国也有。中国文人也有同情妓女的情结，但往往只是居高临下的利用，就像我们现在一些作家喜欢关怀“底层”，或者是在自己落魄之时，钻到妓女腋下寻找慰藉。无论是作为文学形象的李甲，还是作为文学作者的孔尚任，从没有到了将妓女视为神的地步。而且，一旦自己境遇有了改善，必然将妓女弃之如敝帚。在他们骨子里，妓女就是妓女。这是正邪分明的单一化思维。倡导“刚健有为”的儒家教化，让人一腔正气，同时也失去了艺术品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一旦被嵌进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绝对观念，就不可能容忍别的思想存在了，哪怕只是“一闪念”，也要“狠斗”；哪怕只是藏在灵魂角落里，也要“灵魂深处闹革命”，“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即便是偷偷揣着，也是将之看成异端的。所以我们看《睡美人》，就看出邪恶了，即便是喜欢它，也是喜欢邪恶，喜欢“变态”。一旦把一个东西看成“变态”，就失去了理解它的基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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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事情，不是“变态”两个字就能说清楚的，施虐与享虐，苦难与欣悦，罪恶与救赎，死亡与新生，恶与善，善与真，真与美……文学之璀璨，就璀璨在这种“二律背反”。因为有了“二律背反”，才有了张力。日本人的思维是极具张力的，只看到一面，而看不到另一面，不算了解日本人。虐待自己，贬低自己，是一种奉献，是一种幸福，是一种忍耐力的体现，是一种自得，总之是一种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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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只看到了将女人奉为神，让自己匍匐在她们脚下，仍然不了解日本人。把女人奉为神后，把玩才开始了，奉献在骨子里是把玩，就好像许多父母对他们的宝贝孩子。如果是对女人，则是亵玩。但这跟中国文人一开始就亵玩并不一样。虽然《睡美人》里膜拜那些女孩为神，但膜拜又赤裸同睡，却是更大的亵玩。意淫是猥亵的极致。本来，把自己压得低低的，是为了把对方高高端起来；但是，因为对方高高在上了，冒渎之，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刺激。越是冒渎，越是诚惶诚恐；越是诚惶诚恐，就越感受到冒渎的刺激。虽然恐惧，但恐惧之后是更加斗胆；虽然谢罪，但一再谢罪，又一再不改，一再不改，又一再谢罪……这种张弛牛皮筋的游戏，简直令人疯狂，令人沉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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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当年看川端照片，所以不顺眼，是因为他那双眼睛。现在感觉卡夫卡那照片很合适了，他已经被充分解读，他的眼睛里传递着雨果、列夫·托尔斯泰所没有的内容。川端的眼神似乎也类似，但不是惊惧，是神经兮兮。就是这双眼睛，看到了驹子脚趾窝的干净；就是这双眼睛，看到了近子胸脯上的黑痣；就是这双眼睛，“视奸”（荒木经惟语）着“睡美人”；就是在这眼睛后面的脑子里，浮现出“山涧之底的清水”——在《十六岁日记》里，“我”给生病的瞎眼祖父接尿，祖父痛得喊叫，但“我”发现“与这解手痛得窒息了的同时，尿壶底响起了山涧之底的清水的流音”。1993年，我在东京的日本近代文学馆里看到了川端的手迹，那字张牙舞爪的，好像《湖》中的桃井银平猿猴般的脚。但这个脚是伸向“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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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人的思想本也该有这种张力的，庄子就曾“鼓盆而歌”。但是这一脉一直被边缘化，成为主流的，始终是从《诗经》到屈原，到“唐诗”，到《红楼楼》，到被阐释了的鲁迅，到“新时期”，以及现在“主旋律”和被主流青睐的作品。中国人的眼睛也只注重这些，在这些眼睛里，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正就是正，邪就是邪；洁就是洁，脏就是脏；贞就是贞，淫就是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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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川端在瑞典文学院礼堂讲演，那个演讲被翻译成《我和美丽的日本》。后来才发现翻译错了，“美しい日本の私”应该翻译成“美丽的日本的我”，但这明显不通。日本语就是这么不通，虽然有那么多汉字，但却最难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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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端在那个演讲中大谈禅宗诗僧希玄道元、明惠上人、西行、良宽、一休宗纯，谈《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枕草子》，还有东洋画、花道、茶道，他说这就是“日本美的传统”。西方人云里雾里。许多年后高行健也被推到西方人面前，西方人对他的小说也云里雾里吧？但并不等于中国人对川端的话就真的懂了。所谓“日本美”是什么呢？那个演讲中有一段充满玄机的话：“归根到底，以真、善、美为最终目标的艺术家，对魔界难入既憧憬，又害怕，简直像祈求，这种心境有时表露出来，有时深藏心底，大约是命运的必然吧。没有魔界，则没有佛界。而进入魔界颇为困难。意志薄弱者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