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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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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代表作《我是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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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似乎读出来了，夏目所以不认可，是因为那个关键词——“装”，是因为外在，因为表面。在《我是猫》里，“猫公”也讽刺日本女人穿晚礼服。在西方，晚礼服只是在参加重要场合时穿，只是在晚上才穿，而日本女人却不分时间、不分场合都穿。“现在不是正有人穿着别别扭扭的晚礼服耀武扬威地跨进了帝国饭店了吗？若问是何道理，倒也简单：无非是西洋人穿，他们也便穿穿罢了。大概认为西洋人优秀，哪怕生硬、愚蠢，也觉得不模仿就不舒服。”“什么运动吧，喝牛奶吧，洗冷水澡吧，游海吧，一到夏天，去山间避暑，聊以餐露饮露吧……这是近来西方传染到神国日本的一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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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这个词我们曾经再熟悉不过了。在《我是猫》第七章一开头，猫公就郑重宣布：“咱家近来开始运动了。”竹内好说：“在欧洲，不仅物质运动，精神也运动。”可是在明治时代，精神并没有运动，只是表面上、躯壳上运动而已。甚至连物质、躯壳也没有运动起来。岛崎藤村《破戒》里就写到当时的“部落问题”，明治政府取消了等级制度，开创了“四民平等”的时代，颁布了解放令，解放了受歧视的“部落民”，将他们置于平民同等的地位，但这些“部落民”仍然被歧视，被称为“新平民”。更糟糕的是，政府没有采取实际措施保障他们的居住、职业、入学、社交和婚姻等权益，过去他们祖祖辈辈从事的特有的职业，比如做靴子、木屐、屠宰等家庭手工行业，也被政府扶植起来的产业资本家夺走了。固然，这也许也是现代化必需的一个过程，可以逼着产业优化，总体上是应该的。“运动”也未必就是短命的，比如“文化大革命”运动至今就还有深远的影响。而且事实证明，明治维新的影响确是深远的，这是一场可持续的繁荣。我想当时一定有足够的数据来支持，他们也有类似于我们的国家统计局这样的机构，算出博士毕业生平均年收入已达到了八万元人民币之多，并且今年比去年好，明年比今年好。但是不管是不是真的，作家夏目漱石在这些事实和数据面前顽固地闭上了眼睛。作家就是这样不讲道理。政治家可以只看到主要矛盾，而作家却必须看到细节，看到被主流遮蔽的褶里。经济学家可以用数据证明得确确凿凿，但是作家不需要，他只是凭直觉。这直觉甚至是过度的敏感，用学者渡边京二的话说，夏目漱石感觉“自己只是被裹挟着向前走去”，他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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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有个观点，自然科学是向前看的，人文科学是向后看的。自然科学总是说：我能够超出“人”多远？人文科学却反问：我已经离“人”多远？但是人文科学也未必都能做到向后看，而文学是绝对要向后看的，不向后看，文学就难以为继了，文学是社会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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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被称为“中国的夏目漱石”的鲁迅，也跟夏目漱石一样，对他所处的时代无论如何不满，他也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看成一团糟。这未必是事实，前期，五四运动，自不待言；后期，中国现代化已经起步，1927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收回关税自主权，统一烟酒盐政，大办交通建设，建立完整银行体系，开矿兴业，支持国货，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年20％—30％，有的年度，甚至达到了100％。上海更是成为国际都市，甚至还有了股市交易制度。在文化上，这十年也几乎是中国报刊最自由蓬勃发展的时期，各种思潮涌现，恰因为这样，鲁迅才能发出不满的声音。但这在鲁迅作品里是难以看到的，鲁迅像一个顽固不化的偏执症患者，坚持只看到黑屋子。固然，这里有鲁迅对人生的彻底绝望的因素。在他的《立论》里，一个人家生出了孩子，大家都来祝贺。一个说，这孩子将来会当官的，一个说，这孩子将来会发财的，这些全是未必能实现的谎言，唯一能实现的就是这孩子将来必定会死。但是将来一定会死，不等于现在不要活。要真的绝望，连这篇叫《立论》的文章也不要去写了，因此作家只能退而求其次，换上了反抗的方式。我反抗，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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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长期处在专制制度下的国家里，反抗是要以独立作为基础的。集体反抗很容易被误导，被利用，从而丧失了自我，所以个人立场十分重要，拒绝“大合唱”。所以夏目漱石主张“自我本位”。但是“自我本位”的来源是西方的个人主义，长期处在东方专制主义制度下的日本，本来并没有什么自我意识，要向现代转型，自我意识是必不可少的。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性之一，就是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生成。自我，是个体以及整个群体走向强大的必要前提，所以福泽谕吉就斩钉截铁地说：“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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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思想家福泽谕吉那里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文学家夏目漱石那里却出现了问题。这是因为福泽谕吉的目的是通过个人独立，达到国家强大；而夏目漱石的目的仍然在个人，这是唯独立是独立，是彻底的个人独立。西方自我的觉醒，从“文艺复兴”以来已有几百年了，是一个自然觉醒的过程，就像夏目漱石意识到日本开化是表面文章一样，他意识到的西方的开化是内发的，日本只是外发的。内发是自然生成的，它已经有了足够合适的条件让它转变，它也有了足够合适的机制去矫正和制约自我，但是外发的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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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夏目漱石那里，“自我本位”发生了危机。《从此以后》中的代助就是一个“自我本位”者，大学毕业，闲居在家，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吃父兄的资助。他本来并不“自我”，他曾经把自己喜欢的三千代让给了好友平冈，这甚至是扼杀“自我”的。但是他再次见到三千代和平冈时，发现他们并不幸福，他后悔了，于是又跟三千代走到了一起，“自我”了。于是问题出现了：他必须付出和父兄决裂、和平冈绝交的代价，还有必须面对物质上的困境，当然还有道德上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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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代助不该陷入这样的困境，他已经牺牲过了。再说，三千代跟平冈既不幸福，他把三千代拉过来，又有何罪？他并不是利己主义者。夏目漱石曾经小心翼翼地将“自我本位”跟“利己主义”作了区分，利己主义是不考虑别人的，只为自己打算，为满足私欲不惜侵害别人；“自我本位”则不同，它虽然不是背离“自我”一味服从别人，但也不是损人利己的“自我”扩张，而是既尊重自己，又尊重他人。夏目漱石企图做到不偏不倚。他甚至还曾试图将之跟儒家思想融合起来，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发表了演讲《我的个人主义》。可是他无法摆脱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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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部小说《门》里，男女主人公宗助和阿米很是恩爱，但他们的结合是以好友安井的痛苦为代价的。他们于是一直生活在负疚中，“生活里似乎有个幽灵时时徘徊，给两个人的精神带来压抑”，连阿米几次生育未成都被认为是对他们的惩罚。为了寻求解脱，宗助去参禅，却也是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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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无功而返？是因为自己要揪着自己的头发企图飞起来。对代助来说，他陷入他的社会关系中，无法逃脱；对宗助来说，他还面临着内心的审判。如果说写《从此以后》时，夏目漱石还只是关注社会环境，那么到写《门》的时候，夏目漱石已经陷在了和宗助一样的境地了，自己都不能解脱自己。到了写《心》，“自我本位”简直完全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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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的初版的封面上，印着一段中文，那是荀子《解蔽篇》里的话：“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夏目漱石说：“我向希望认清自己心灵的人们推荐这部已经认清了人的心灵的作品。”认清了什么？认清了人心的不可靠，人心之“恶”。这在波德莱尔、王尔德那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夏目漱石这里有问题，因为他是日本人。明白地说，他还牵挂着美好之“心”，他还希望“解蔽”“恶”之“心”。现在我们明白夏目漱石为什么要小心翼翼将“自我本位”跟利己主义区分开了，他无论如何跨不过这个坎，这是祖宗给他的坎。传统是多么理想啊，要丢掉传统多么不容易。敢情不能让列车跑得太疯狂，固然出于理性，但是归根结底是困于传统。要不然，他可以像后来的鲁迅那样决绝。他希望像荀子那样“解蔽”，但又生活在现代，就只能比荀子更悲观了。他管不住这颗心，就像成龙说的，中国人还得被管。成龙说的是中国人，日本人也一样，还得管管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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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管？“天”来管。所以夏目漱石提出了“则天去私”。“私”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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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天”？夏目漱石本人没有作出具体阐释，后来学者们也各有各的诠释，至今没有个定论。但按夏目漱石深厚的汉学底子，我们不妨从中国的“天”里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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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天”，是个模糊的概念，但又包罗万象，可以包括“自然之天”、“主宰之天”、“义理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是中国人所生活并且思考的天地，中国人观念中是没有天外之天的，即便有，也与我无关，所以“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所以，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既没有六天创世的上帝，也没有救赎人类的神人耶稣，更没有超越人世的天堂，只有这载满幸福和苦难的天下人间。当然中国人也曾相信有“主宰之天”的，但随着殷周时的上帝的远去，“主宰之天”已渐渐泯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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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天”就是对天道、对宇宙法则的猜想和寻求。但这种猜想和寻求，并没有将客观世界对象化，并没有发展到对其认知，而只是把自己跟客观世界混在一起。于是儒家从孟子开始，就走上了尽心知性，也就是“知天”的道路，希望人道契合天道，以德配天，这样，天道也就被染上了浓重的社会人伦色彩了。天意人心合为一体，相互发明，这就形成了“义理之天”。这“义理之天”也到了日本，《从此以后》里的崇尚“自我”（真正的自然）的代助，遭遇的就是与“义理”关系的问题。小说家武者小路实笃说：“漱石先生在《从此以后》中表现的思想，主要是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向人波及了如何的力量。违背了自然的力量，人的内心得不到安慰；违背了社会的力量，人得不到物质性的安慰。人必须服从自然的命令，可违背社会规范却又只会灭亡。于是，很多情况下，服从自然便遭受社会的迫害，造成外伤；服从社会又会遭受自然的惩罚，造成内伤。人究竟怎样活着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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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只剩下了“命运之天”了，相信潜藏着一种难于参透又不可抗拒的法则，“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所谓命运，只有信时才有，信什么就是什么。那时代的日本人信什么呢？我们同样看夏目漱石的作品，《三四郎》里有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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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真漂亮啊。”男子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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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郎没什么可答的，只是表示同意地“嗳”了一声，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