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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岛由纪夫这一生,最让人震撼的是他的死。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死让他的英勇形象极大升华了。1970年11月25日,三岛写完了《丰饶之海》四部曲的最后一部《天人五衰》的最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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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庭院里空荡荡的,本多心想: 自己来到了一个既没有记忆,也没有任何他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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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沐浴在夏日的阳光中,一派静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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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完成稿放进一个信封里,拿起红笔,在信封上写上“遗稿”二字,欲再套上两个信封。为什么要套上三层?有研究者说,这可能在表明“三界唯一心”。佛教里有“三界”之说,指的是过去、现世、来世。但是他接着又把“遗稿”二字涂掉了。为什么要把“遗稿”二字涂掉?应该是从技术上考虑。他和编辑约好十点来取的,这时候他已经离家,去干他的壮烈的事了。如果编辑取了稿子,回到出版社打开信封,想想吧,一重重地打开,就像帷幕一重重拉开,突然看到“遗稿”二字,这时候正好是午间电视新闻报道时间,电视上一定会报道他们的事件,这样会出现极好的效果。但是人不是那么机械的,假如编辑在回出版社的路上就打开了呢?在期待的时间前先看到了“遗稿”二字,就会把效果弄糟。所以他考虑再三,还是不敢迷恋这戏剧效果。但是他仍然在最外面的信封上写上了编辑的名字,一反常态地用了红笔,他一直是用黑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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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岛由纪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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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岛由纪夫扮演的圣塞巴斯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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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要死的人,居然对自己的死亡,作如此戏剧性的安排,不能不让人想到他是否真的想死。他是想死的,但是他仍然忘不了表演。对他来说,表演和真实已经是硬币的两个面,不能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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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一直在真实和虚假间跳来跳去。好像几乎所有作家都这样。作家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人?这问题似乎很难回答。有道是,作品是作家真实心灵的反映,虚假的心灵,是创造不出好的作品的。这固然有真理性的一面,但真理总是太绝对。哪怕是被作家宣称为“回忆录”的作品,卢梭的《忏悔录》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坦白的回忆录,充满了不堪的自供,但研究者发现,里面其实有着不少杜撰成分。卢梭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异类,不是只有掩饰才虚假,自曝也虚假,有人就喜欢装坏,有人喜欢恶作剧,希望被异议。其实卢梭并不像现在被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因为他并不是那么不堪,因此也未必有那么深邃的灵魂。当然三岛由纪夫不是这样,他真的不堪,所以他要真掩饰。他在难以遏制之下写就的那部《假面的告白》,号称“告白”,但前面又冠以“假面”二字。尽管不断有人指出这就是一部真实的“告白”小说,可以视为三岛的自传体作品,但他本人始终否认,从不松口,一直强调这是一部虚构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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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是不能绝对撒谎的,就像爱伦·坡《泄密的心》里的主人公。人心毕竟不是死亡密室,长期捂着的心,是要生出虫子的,包括对自曝的掩饰。三岛去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资料,其中有一封信,是他写给一个与他素昧平生的人的,那人叫式场隆三,是精神医学专家。这信写于1949年7月19日,也就是三岛的《假面的告白》出版后的第十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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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未曾谋面,三岛为什么要写信给对方?并且还随信寄赠了《假面的告白》?三岛在信中说,随信寄赠的《假面的告白》中有关同性恋及其他主要情节,“全都是我亲身的感受和真实的叙述”。三岛找式场隆三,是因为他是个精神医学专家,是个医生,他需要向他倾诉,就像他在《假面的告白》里暴露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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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要暴露,一方面又要掩饰;一方面要掩饰,一方面又要暴露,他何苦呢?其实他写信给式场隆三,跟他写《假面的告白》是一种“同构”的方式,他也是在寻找治疗。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精神方面出现了问题。虽然他在作品中宣泄,但因为掩饰,宣泄受到了阻滞。当然他可以私下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宣泄,过着假的生活,申诉呼喊,甚至杀人放火,这一切都不会让他承担社会后果,不会有法律责任,但恰因为如此,也不会得到彻底医治。一如罪恶没有被惩罚,罪恶就不会消失一样。那些使用了“障眼法”的写作,让他内心的紧张得不到释放。但是他又那么的相信写作,要不然他可以不写作。而实际上,在赴死之前,他仍然在写;在赴死之前,他仍然在构筑文学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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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批精神医学领域的专家,曾经借助罗沙哈测试和直接接触,或通过三岛的作品和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对三岛进行了长年的观察和诊断,企图从病迹学上,而不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三岛由纪夫。但文学,归根到底不就是精神病学吗?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设想:精神病人三岛由纪夫去了驻东京市谷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方面总部,疯狂地把总监绑架,跑到阳台上,对自卫队员说了许多疯疯癫癫的话。但这个疯子的演讲失败了,他退回室内,解开了上装的纽扣,席地而坐,双手握住短剑,刺入左腹,再缓缓地向右拖过……仿佛那不是他的身体。这是真实的情景,一个精神病人演出的真实情节。不是他的小说,不是他的照片,不是他的演讲,不是他的行为艺术。他的行为艺术迷惑了我们,也同时迷惑了他自己,他幻听幻觉,他被这种感觉套牢了,分不清哪个是行为艺术,哪个是行为。不,他分得清,只不过他是作家,别人可以把虚假当作真实而陶醉,而在他,假的仍然是假的,最后必须用真实的行为来实现。他就像卡夫卡《饥饿艺术家》里的艺术家,也许,他才因此是真作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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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永远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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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各国钱币是件有趣的事。就跟“国骂”一样,看钱币上的图案,往往可以了解该国。纸钞上的人物,还往往是该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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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纸币有三种面额,一万、五千、一千,上面的人物分别是福泽谕吉、新渡户稻造和夏目漱石。福泽谕吉是大名鼎鼎的思想家,《脱亚论》的作者,某种意义上说,是他指明了日本至今还在走的道路。新渡户稻造也有名,是教育家,写过《武士道》,对日本的现代化也功不可没。夏目当然也很有名,但是文学家,看那相片上的表情,就不像前两个那样气宇轩昂,有点阴晦。这样的人怎么能带领一个民族走向胜利?确实,他的作品就不如《脱亚论》和《武士道》那样激动人心,甚至有点颓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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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摸到一千日元的纸钞,总会想,是否就因为这样,所以夏目漱石的头像只能放在面额最小的纸钞上?这种推断不是没有道理,最重量级的福泽谕吉,不就放在了面额最大的一万元上?后来发行新版了,福泽谕吉仍然稳坐一万元位置,而夏目漱石的头像却不见了。当然仍然有一个作家被选上,女作家樋口一叶,而且还升到了五千元面额里。跟夏目漱石比,樋口的文学成就明显逊色,跟新版纸钞上的其他两个人物比,也重量小得多。福泽谕吉自不必说,野口英世是日本现代细菌学创始人。对此财务省说:“我们从来都是以政治家为中心的,在货币上更是如此,但如果从更广泛的领域去考虑,科学、文学、男女平等对我们同样重要。”但从这话也可以听出,文学一直被认为不如政治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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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财务省乃至整个政府来说,文学确实是不能胜任大使命的。中国的韩非还将文人视为“蠹”,未必没有道理。以夏目漱石为例,他愤世嫉俗,悲观消沉。他的代表作《我是猫》借一只猫的眼睛看人间,在“猫公”眼里,这个世界简直莫名其妙。“本来应该有毛的那张脸,却是光滑的。”如果按人类的常态标准,敢情脸上有毛的猫则应该是“正常的人类”,而与之相对立的人,却是非人的“动物”。在这部小说里,从知识分子珍野苦沙弥到他的一个个朋友,到资产者金田,没有一个是好的。作者也未免太激愤了,所以被称作“愤怒的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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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匪夷所思的是,这居然是发生在明治时代。说到明治,我们就不能不想起“明治维新”。普遍认为,日本所以有今天的富强,关键就是因为有了“明治维新”。这是中国人羡慕都羡慕不过来的,相比中国也曾发生的现代化变革运动,“洋务运动”则以失败告终。中日两国的前途从此大不相同了。对明治时代,有太多的赞誉,诸如“开化的时代”、“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时代”,可是夏目漱石却对这个时代没有一点好感。学者平田佑弘说,夏目漱石对他所处的时代“充满了不信任和不安”。在他的眼里,那时代简直一团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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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夏目的语境抽离出来看《我是猫》里的人物,金田是什么人?正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企业家(现在中国还要吸收这些人入党呢),很难想象没有金田这样的人,日本现代化会有什么基础。珍野苦沙弥呢?则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会英语,虽然英语没有掌握好,但毕竟是有了“与国际接轨”的努力。其他知识分子,迷亭,连挑剔的“猫公”也承认是有才华的,虽然喜欢卖弄,但这难道不只是次要毛病?越前东风会写新诗,水岛寒月是研究“吊颈的力学”的,业余还会写诗剧。虽然他们都有问题,但是对现代化大业来说,他们身上的优点还是重要的。可是夏目漱石却是把眼睛盯在阴暗处,冷嘲热讽。当时,日本政府为了彰显自己文明开化的功德,建造了豪华的鹿鸣馆,举国欢呼,夏目漱石却嘲讽说:这就像“一个不会吸烟的孩子,却吸着香烟并装出一副很过瘾的样子给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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