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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许多优秀道德品质和令人钦佩的性格特点与他们的缺陷和不足交互纠缠在一起而相映成趣。这些东西与时代共存，虽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然而变化非常缓慢。但是，无论何人，当真正全面了解了中国人之后，他一定会确信：这个民族有着光辉的未来，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终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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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天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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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1月写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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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中国佬 第一章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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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西方的相互熟悉交往仅仅始于30多年以前，而中国承认欧、美各国存在的第一批条约也只签署了50几年。然而，那些条约只发挥了某种前期介绍性工作的作用，缺少诸如允许双方寻求和建立彼此之间任何友好关系的具体条款。只要中国口岸向外国开放贸易并允许外国人居住的口岸仍然局限于沿海三四个城市，只要外国人在中华帝国内地的游历被禁止，只要北京的大门向各国外交代表紧紧关闭，只要我们的使团被滞留于军舰上在中国沿海四处飘荡—一只要此种情形存在下去，我们西方人就无法了解中国人，而中国人也无法认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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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842年8月29日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第一个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一直到1860年《天津条约》的订立，外国使节才被批准进驻北京，外国人也才被允许可以在帝国内地自由游历。在此之前，情况一直如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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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的人们面对面地站在了一起，互相审视着对方。先进的、富有侵略进取性的西方人，机警灵敏，满怀渴望。他们在东方遭遇了象征保守的、代表高傲自尊、雍容自若的中国人。进取与保守相碰撞。已跨入蒸汽时代、钢铁时代、电气时代的西方虎视眈眈，直逼尚处孔子时代的东方中国。不妨作这样的想象：如果把一个近代富于进取的西方商人介绍到那位中国圣人面前，让他们彼此认识交往，并让他们各自形成对对方的印象和看法。这里还要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那位圣人从根本上就明确地不愿见这位西方商人。这样，读者对东西方最初接触时的情形便会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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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没有交往的共同基础，也绝对没有彼此认可的共同的利益支点。确实，我们希望同中国人做生意。清政府小心翼翼地把我们与它的贸易限制在广东——我们被允许唯一可去做生意的地方，以表明它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希望与我们进行贸易往来。这种贸易正像如下情形：我们接受从牢不可破的雉堞上递下的成捆的生丝和满箱的茶叶，然后把我们的墨西哥银元和英国鸦片用传回的绳子递上去。只要这种极其细微脆弱的交易方式存在，我们的认识就是：这是限制性的，而不是令人满意的鼓励性的贸易规则。这并不是说中国特别反对与欧美各国建立政治和经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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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她只是不希望在任何方面扩大与西方的交往而已。清政府为了防止内地人民对郑成功抗击清军的支持和联系，于顺治18年(1661)勒令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分别内迁30里到50里，并尽烧沿海民居和船只，不准片板入海。清政府以酷刑保证迁海令的执行，堕毁城郭，焚烧房屋什物：越界者无论远近，均立斩。（后禁令渐宽，到康熙20年即1681年，始完全撤销。——译者注）如果有人漂洋过海，到了国外，回来后他若一不小心稀里糊涂地撞在了官吏的手里，那么，作为惩罚，他的脑袋就要由刽子手砍掉。虽然许多年来这条法令根本没有得到执行，但至今还没有正式废除。清政府规定，禁止建造任何超过6英尺长的片板船只。这使得所有能够进行的短程航海既无利可图，又担受风险。在不论任何国籍的船只都被拒绝进入中国的港口，中国国内又把船只限制在甚至不能作一般远途航海的情况下，我们就很容易估计中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待异域来客，又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回访他们。这种闭关自守的唯一例外，是准许数量有限的暹罗（指泰国——译者注）商船在曼谷和某几个中国港口之间进行贸易，但这些船只需要按时注册登记。这些商船轻松地随夏季风或东南季风北上中国，然后再由冬季的西北风吹送回国，每年完成一次往返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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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探究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采取这一专制般的闭关自守，也不在于探究这种政策的效力是否得到了认可或者是被加以否定。然而，中国对于西方各国的特点和其地理位置一无所知，却是确信无疑、不言自明的。据说当现在的德意志帝国要派遣一个外交使团去中国谈判签订一个条约时，他们被拒绝了。在英国官员的善意斡旋下，拒绝的成命被收回。中国政府天真地宣称，根据英国代表提供的消息，德国人是一个真正值得尊重的民族，他们的国王是大不列颠女王的亲戚。基于这一原因，中国政府才决定谈判、签约。1870年，当北京的一位高级官员肩负特殊使命被派往欧洲时，他吩咐将150多镑的食盐连同其他的行李一起装运上车，因为他已习惯吃盐，并且他有理由担心，在将要去的地方想得到食盐是很困难的。最近，也就是在1884年左右，有人曾偶尔听到清朝内阁的一名官员询问他的同僚，外国人结婚时是否有任何形式的婚约，他们是否两性杂居，男女乱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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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这种毫无根据的无知，产生的是对那些可怜不幸的动物们的风俗习惯、面貌长相的种种荒唐可笑的观念和看法。那些动物们居住在遥远的地方，对于极具影响和开化力的中华帝国，他们是鞭长莫及的。对人类文化学感兴趣的学者今天可以在北京或中国其他城市的书店里找到一些图书，这些书籍里面含有对外部世界野蛮人的种种描述，其中还附有一些经过仔细处理的、用水彩描绘的插图。在这些插图中，有一类人被描绘成长耳过肩，直触地面：而另一类人则腿短出奇，不值一提：对另一类人的描绘促使研究者得出下面的结论，即中国人一定曾听说过，甚至比较准确地听说过大猩猩的样子：还有一类人的脸被画得像一个瘤子，以浅浮雕的形式刻在胸脯上：同时还有一类人的脑袋被描绘成长在左手臂下面，他们携带这样的脑袋轻松自如。这样，中国对于她了解如此之少、作如此想象的人们不希望进一步密切交往，也就不足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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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闭关自守受到干扰冲击之前，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以她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中唯一的中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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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里，她是最终的支配力量。她一直是一颗恒星，一个强有力的、文明开化的帝国。在她的周围环绕着一圈令人羡慕的卫星国，形成了一个体系，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中华帝国是其中心，其他卫星国用所有阿谀奉承中最美妙体贴的模仿来使她心满意足。他们照搬她的文明，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连政府体制都是以她为蓝本。他们还借用她的宗教。另外几个国家还采用了她的书面语（汉语），从她那里吸取文学和艺术营养。所有卫星国都对她唯命是从，视她为东方世界的最高权威和至尊的霸主。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争端中，她都是他们的仲裁者，她不断用武力帮助他们镇压起义和暴动。她自奉为也被公认为是他们的保护神，她是至高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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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行星系中——我们继续探讨上文所述的这个系统，日本是一颗捉摸不定和危险的彗星。在东方，很可能没有任何另外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从中国攫取了如此巨大和实际的利益。她的艺术，她的语言，她的大部分的文学，还有她的至少是一种的宗教流派，都无不借取于她那伟大的大陆邻居。从日本对她的两种主要农产品茶叶和蚕丝的称呼就能够说明他们都是从中国引进的。虽然如此，日本却一直是一个在惹麻烦添乱子的邻居，一个觊觎中国稳固的、公认的霸主地位的挑战者。那些认为中日两国之间最近的冲突是一种例外的看法是错误的。那不过是过去的十个世纪的历史在当代的重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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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国家中，除日本之外，中国和其他国家间建立了一种明确的、彼此非常理解的友好关系。各个小国的使节们，在每一个新年都会来到北京，带着他们的贡品，向皇帝表达节日的祝福，而皇帝会亲自接待他们。当归去时，他们满载的是回赠他们国王的礼品，这些礼品总是要比他们所带来的贡品要贵重得多，因为中国皇帝的权力比他们国王大得多，财富也比他们的国王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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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罗国王只有很少的几年没有向中国皇帝进贡白象。进贡的白象有的现在还活着，存养在北京的象苑中。另外，1894——1895年的冬季可能即使不是数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也可能是几十年中的第一次，朝鲜国王没有向中国派遣每年一次的进贡使团。在此之前，中国和朝鲜的贸易大部分都是由这些使团来完成，一个阵容庞大的商人队伍被允许随使团一同前往。作为特殊的优惠，他们在买卖中被免除一切形式的任何关税。同时，在上述一些国家中还形成了一个惯例，即新国王要派遣一个专门的使团去北京告知他的继位，请求中国皇帝仁慈的恩准。这种情形对于朝鲜和越南国王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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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料，这种灵活松散而又带本质性的东方关系，在思想精确严密、高度务实的西方人心中引起了许多混乱和误解。从任何一种欧洲语言中，都找不到一个能表述中国所宣称的她那种控制和维系上述各小卫星国的地位和身份关系的术语，因为那种思想对我们关于国际关系的概念是完全陌生的。因此，既然一方面缺乏一个更合适的术语，另一方面又缺乏对这种关系实质的准确理解，我们就一直把它称之为宗主和藩属的关系。但是无论如何，它在本质上并不是宗主和藩属的关系。宗主国和藩属国关系的极其重要的一点，是后者必须定期向前者交纳定量的贡物和贡金，同时后者还必须根据规定和要求向前者提供军事力量。但是，任何藩属国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被强迫去这样做。中国一直在不断地派遣全副武装的军队去帮助她弱小的邻居们镇压国内的造反和叛乱，但是她从来既没有请求也没有接受过藩属国的此类帮助。除了新年的互赠礼品之外（在这种互赠活动之中中国总是毫无例外地多予少取），不存在藩属国向中国皇帝送什么贡物贡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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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种关系对我们来说是不明确、模糊的，但它对东方人却简单明了，因为这恰恰符合他们的思维和观念。他们把这种关系形容为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比如，当中国政府需要表明她和朝鲜的关系时，这种说法就会被采用，就像它被用来描述一个家庭中哥俩的亲缘关系一样。只要考虑到下列事实，即在这种不仅盛行于中国各地，而且实际上形成了她的整个政府基础的宗法家长制下，老大哥有凌驾于小弟弟之上的某种权力和责任义务，那么就不难理解联结中国和她周围弱小邻居的这种关系，它体现了一种道德权威和对正义的支配，这与我们的思想观念格格不入，特别令人讨厌，因为这种关系既可随意强加于人又可随意把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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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据主观判断可以加强或者可以回避这种关系的事实，也许能够发现这个体系中最令东方人满意的某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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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思考的人们不会奇怪，多少个世纪以来中国保持着毫无疑问的霸主地位，她接受她的弱小的、欠开化的邻居们的不断的恭维和赞美，形成了整个民族的强烈的骄傲自大意识。因此，她有理由用鄙夷的感情去对待那些没有受惠于她的范例的远方的国度、那些因此也没有按她的模式去塑造自己的国度。她拥有一个自己的由谦卑的崇拜者所组成的排外的小圈子，因此不希望有任何异己者闯入其中。同时，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中国或多或少与印度有某些联系。同欧洲人的交往对于东亚的那个伟大的帝国到底意味了什么，中国人从她东方的立场观点出发，有着自己在实质上正确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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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国对于同欧美诸国建立友好关系所持的态度。她保持着自己镇静自若，然而是荒谬愚蠢的雍容自大，尤其不幸的是，与我们的交往和联系被强加于她的头上。这在她的政府和人民看来，可以公正地说，是一件极其可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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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准备探讨在需要时，任何国家是否有权以武力的方式强迫另一个国家与之建立并保持友好关系和商业往来。这一问题可以留给公认的国际法权威去回答。本书无意于就所谓的鸦片战争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来表明自己的看法，也不去记录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意见。作者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忠实地准确剖析和描绘当时的真实情形（指鸦片战争一—～译者注），它的大致轮廓对于所有聪明的读者都是非常清楚的，他们每一位都能够而且也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那些真实情形在中国人心中所激起的情绪，他们对此所持的观点，这些情绪和观点怎样严重地扭曲了他们对所有外国人的看法，这些看法又怎样影响了他们整个的对外关系，所有这些并没有得到很好地了解，其更深层次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如果不把鸦片战争推到画面上来，我们就无法描绘近代真正的中国人。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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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其他许多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原因导致了针对中国的海陆征讨从1842年攻击远在广东以外的吴淞要塞，到1860年占领北京的北城门和毁灭圆明园），对于中国人来说，所有这些军事行动的目的只是为了两个字：鸦片。中国认为外国人的不满只是借口而已。通过利用这种借口他们实现了其主要目的：打开中华帝国的大门，把她变成一个巨大的市场，以倾销在印度种植的那种毒药，让她的臣民去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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