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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看来，事实清楚明白，不容辩驳。早在1842年之前，就鸦片不论公开还是走私贩运到中国都违犯帝国法律的问题上，广东地方政府与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商就发生过许多摩擦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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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经营鸦片的特权被取消后，这种摩擦和冲突进一步升级。1840年（应当是1839年一一译者注），特命钦差大臣林则徐被派往广东。他亲奉明确严厉的谕旨，即要不惜任何代价，彻底断绝鸦片贸易。这时，双方的冲突达到了顶点。林则徐到达广东后不久，即发现广东水面22只外国船上所有的鸦片价值高达900万元，这是对帝国法律公然的侵犯和无耻的亵渎。因此，根据一般的公认法则，所有这些鸦片连同运载它们的船只，都应该全部没收。林则徐命令外国人交出鸦片，并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措施。最后，英国商务监督义律被迫把鸦片交给林则徐，同时保证日后不再把鸦片运进中国港口。缴获的鸦片共有20291箱。它们被立即投入在海边高处深挖的大池中，掺以石灰和海水，彻底销毁后，残渣随潮出海。当时，许多官吏被派往现场进行严密监视，以防止任何人挟走丝毫鸦片。一个试图拿走一点的中国人被当场砍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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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下，鸦片被片渣不留地彻底销毁了，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清政府根除鸦片贸易的决心令人敬佩，下令收缴走私的鸦片是其分内之事。而林则徐在这一事件中，他扮演的是仆人的角色，他要不折不扣忠实彻底地执行皇帝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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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一正义和值得赞扬的行动，正如中国人所认为的，英国派遣海陆军来到了中国，沿海的几个重要港口被攻占：舟山群岛也被夺取：古都南京被围困。最后清政府在刺刀的威逼下被迫在南京与大不列颠签订了和约。清政府同意赔款2100万元，其中鸦片费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还有异常重要的香港岛被无条件地割让给了英国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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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便是令中国人刻骨铭心的事实。这些事实持久地影响着他们对外国人的看法。试图为促使英国人采取军事行动的严重不满而辩解，是徒劳的，因为中国人认为即使不为鸦片，英国人也会迟早用武力对付中国。他们指出了下列事实，即在1860年北京被实际攻占之前，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根本没有真正停止过。皇帝的出逃和在流亡中的病死迫使清政府作出了更大的让步：允许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化。中国人说，只有不列颠人得到这一满足后，他们才撤下一副气势汹汹的战争面孔，而代之以调和和抚慰的口气及政策。清政府作了种种艰苦的努力，试图劝导英国与之采取协商和合作的态度，以便要么立即查禁鸦片贸易，要么逐渐使之断绝。对于这些努力，明白人是非常清楚的。另外人们还知道对清政府的那些请求，英国人或者不理不睬，或者干脆予以拒绝。这一事实强烈加深了中国对西方人的认识和对他们的极度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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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当时形势的一些重要特点。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从她的闭关状态中被拖了出来，去正视近代的西方世界，并被迫与之建立新的、她根本不情愿接受的关系。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她痛恨在她看来西方毫无道理的侵略是非常自然的：她会误解和曲解那些真诚地希望为她的最高利益服务的人们，这同样也是可以理解的。她的统治者对于近代的国际法原则和其具体内容毫无所知，支配平等独立国家间交往的准则对于他们也如同天方夜谭。由于这种懵懂无知，清朝统治者总是把他们的政府置于错误的位置上。因此，他们总在争取本是合法的东西也应该得胜的外交斗争中陷于失败。对这种事实他们自己心里和评论他们的人一样清楚明白。但是他们太过于傲慢自大，不愿公开承认这一事实。清政府的一位内阁成员曾对作者说：“公理和正义在哪一边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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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问题，我们最终总会撞上南墙。即使情况非常有利，我们也总会失去方寸，铸成大错，然后输掉。”这种悲哀的评论中所包含的道理，恐怕比说此话的人所认识到的程度还要深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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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一个例子本身并不太重要，然而却能够说明那位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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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一座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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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是正确的。很早以来，在北京就形成了一个惯例，即无论何时皇帝外出，他所经过的街道都要关闭，禁止百姓通行。有一次皇帝即将外出，总理衙门很有礼貌地照会通知了各国驻京公使。但是将要关闭的街道并不在外国人的居住区，对他们不会有丝毫的麻烦，而且禁止通行只不过持续几个小时。然而，除一家使团没有反映外，其他所有外国使团都对清政府的这种做法表示不满。在这里，清政府过分客套，反而弄巧成拙。在任何欧美国家的首都，不要说它们的市政府，更不必说它们的枢密院，都不会自找麻烦去通知外国使馆说某某街道要暂时关闭。只要需要，他们会直接把一些街道封闭一天、甚至一月。如果有外国代表对他们的行动提出责问，他们会作出迅速而得体的驳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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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对中国人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如果能够更加全面认识到他们的缺点和优点，并且认识到他们每个人都具有许多这样的优缺点，然后把这前30年他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全部准确地记录下来，那么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奇迹：中国在此阶段不是几乎没有改变其古老的传统模式，实际上她的变化非常巨大，在很大程度上基本适应了近代世界的要求。不管她的臣民表面如何，他们绝不是感觉迟钝、呆头呆脑的人。但他们在本质上既谨慎保守，又骄傲自大。在沉睡了许多世纪之后，他们被突然唤醒了。应当承认，他们不是在一种非常有利的环境中被唤醒的。想重新塑造4亿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这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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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就吸收西方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方面把日本人和中国人作一比较，那是没有说服力也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两个民族。一个民族很快便抛弃了他们借来的服装样式，而另一个却不愿扔掉由自己设计发明的、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一直穿到几乎变为自己身体组成部分的传统服装。在抛弃东方模式和吸取西方文明方面，日本大体上只不过摈弃了其着衣方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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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对于中国人，他们依然我行我素。在过去多少世纪的岁月穿梭中，他们一直在缓慢地、吃力地纺织着自己穿的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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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两国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即从同西方开始接触，到关系的建立和处理，形势都有利于日本而非中国，对于鸦片战争我们已经作了充分的论述。正是那次战争把中国强迫纳入了所谓西方的国际体系。此后不久，日本也在刺刀下被迫向西方开关，这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主持仪式，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两个国家都制订了严厉的法律，禁止输入和吸食鸦片。我们已经看到那些同中国签订第一个条约的国家怎样看待这些法律。可以做这样一个适当的对比：当我们的官员进入日本时，他在鸦片问题上严格地遵守日本的法律，这在实际上加强了日本政府的权威：相反的，不列颠对于其立法机构关于在中国禁止鸦片贸易的动议，却横加干涉，而美国对于日本的此类立法却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持。在起初便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和后果，这种影响和后果非常人所能想象。几乎可以这样说，这导致了中日两国今天所处的不同地位。 l872年，日本和中国还没有建立条约关系，侨居日本的一些中国人向北京的美国公使馆递交了一份申诉书，请求把它转交给日本政府。他们请求为在日本遭受的苦难而鸣屈伸冤。其申诉的主要内容是，他们中许多人都吸食大烟，但地方当局干涉他们，因此，他们条陈了由此而所受的折磨和痛苦，并且宣称，日本警察甚至习惯于在晚上闯入他们的卧室，去嗅他们呼吸的气味，以此判断他们是否在吸大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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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清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允许从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中，选择几名去西点军校和安那波利斯（美国马里兰州的首府一一一译者注）的陆海军学校深造。这一要求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积极反应，但在此后的三年中，清政府都在作不懈的努力，直到最后不得不放弃。我们的拒绝导致了清政府解散其留美学生事务所，并撤回其全部留美学生，而那本来是清政府促使自己与西方文明接轨方面所做的一件最具现实意义的事业。清政府非常清楚，在它迫切地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时，日本政府公派的留学生，正在安那波利斯学习海上作战的战略战术。这种给予日本而拒绝中国的恩惠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最近发生的甲午中日海战的结局，是不好判定的。在那些海战中，日本的几名主要指挥官都毕业于美国的海军军官学校。同样，也很难确定这一回绝在多大程度上使清政府灰心丧气，倍感屈辱：怎样使它举棋不定，不思进取：怎样使它胆小如鼠，手足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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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的所有殖民地和美国，即凡是中国移民能去的地方——事实上包括所有中国苦力确信他们能被当作人看待的所有国家，都已经通过法律禁止中国移民。但没有任何国家采取针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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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的清朝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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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移民的类似立法措施。清政府不会视它的臣民为渣滓，因而坚决反对他们向国外迁移，同时也很自然地反对各国针对其臣民的歧视性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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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作比较和对比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争论或者谴责。作者不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针对两个相邻的大国的两种不同待遇是否把它们同时从数个世纪的闭关状态中拖了出来，是否造成了它们彼此强烈的妒忌、猜疑：同时，作者也不准备探讨针对两个国家的不同态度事实上是否明智、是否正确。这些对比的唯一目的，是因为它们与中国今天所持的态度和立场有至关重要的联系这一事实。因此，任何人如果想取得对于那个伟大帝国的一个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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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概念，并且想更进一步合理地理解那些从内部和外部相互作用的独特力量怎样使中国处于今天的状态的话，那么他就必须记住我们以上所作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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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政府被迫向西方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它毫无准备地不得不面对着一大堆错综复杂、波谲云诡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中，有两个人物——恭亲王奕？和李鸿章，实际左右了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掌握着国家的命运浮沉。当1860年英法联军到达北京的时候，咸丰的弟弟恭亲王是皇族中唯一留守京城的一员。他被推到前台，与重兵在握的各国代表议和。从那时起直到l884年被罢黜，他在清政府的外交内政事务中都权倾一时，炙手可热。但外国人对于李鸿章的名字可能更加熟悉。这一方面由于恭亲王深居京城，而不是在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另一方面，也由于他的皇家头衔、赫赫威仪使一般外国人难瞻尊颜。但不管怎样，在20多年的时间里，恭亲王是清王朝的首脑腹心，而李鸿章则是左臂右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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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恭亲王一开始便成功地为清政府奠定了一套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外交体系，并创立了无与伦比的高效率的近代海关制度。同时，他消灭了帝国腹部的太平天国起义，紧接着镇压了西北省份的回民大起义，又以惊人宽厚的条件平息了外国政府对天津屠杀（指天津教案——译者注）的愤怒。他对外国公使如何觐见皇帝的礼节问题争执不休，但当他精明地预见到事情继续发展会带来危害时，便做出了让步。不仅在伊犁交涉问题上他占了俄国人的上风，而且他还根除了苦力贸易。然后在处理法国入侵交趾支那（越南一译者注）的问题上翻了船①，但继任者仍然成功地沿袭了他的既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