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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罗国王只有很少的几年没有向中国皇帝进贡白象。进贡的白象有的现在还活着，存养在北京的象苑中。另外，1894——1895年的冬季可能即使不是数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也可能是几十年中的第一次，朝鲜国王没有向中国派遣每年一次的进贡使团。在此之前，中国和朝鲜的贸易大部分都是由这些使团来完成，一个阵容庞大的商人队伍被允许随使团一同前往。作为特殊的优惠，他们在买卖中被免除一切形式的任何关税。同时，在上述一些国家中还形成了一个惯例，即新国王要派遣一个专门的使团去北京告知他的继位，请求中国皇帝仁慈的恩准。这种情形对于朝鲜和越南国王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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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料，这种灵活松散而又带本质性的东方关系，在思想精确严密、高度务实的西方人心中引起了许多混乱和误解。从任何一种欧洲语言中，都找不到一个能表述中国所宣称的她那种控制和维系上述各小卫星国的地位和身份关系的术语，因为那种思想对我们关于国际关系的概念是完全陌生的。因此，既然一方面缺乏一个更合适的术语，另一方面又缺乏对这种关系实质的准确理解，我们就一直把它称之为宗主和藩属的关系。但是无论如何，它在本质上并不是宗主和藩属的关系。宗主国和藩属国关系的极其重要的一点，是后者必须定期向前者交纳定量的贡物和贡金，同时后者还必须根据规定和要求向前者提供军事力量。但是，任何藩属国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被强迫去这样做。中国一直在不断地派遣全副武装的军队去帮助她弱小的邻居们镇压国内的造反和叛乱，但是她从来既没有请求也没有接受过藩属国的此类帮助。除了新年的互赠礼品之外（在这种互赠活动之中中国总是毫无例外地多予少取），不存在藩属国向中国皇帝送什么贡物贡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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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种关系对我们来说是不明确、模糊的，但它对东方人却简单明了，因为这恰恰符合他们的思维和观念。他们把这种关系形容为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比如，当中国政府需要表明她和朝鲜的关系时，这种说法就会被采用，就像它被用来描述一个家庭中哥俩的亲缘关系一样。只要考虑到下列事实，即在这种不仅盛行于中国各地，而且实际上形成了她的整个政府基础的宗法家长制下，老大哥有凌驾于小弟弟之上的某种权力和责任义务，那么就不难理解联结中国和她周围弱小邻居的这种关系，它体现了一种道德权威和对正义的支配，这与我们的思想观念格格不入，特别令人讨厌，因为这种关系既可随意强加于人又可随意把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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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据主观判断可以加强或者可以回避这种关系的事实，也许能够发现这个体系中最令东方人满意的某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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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思考的人们不会奇怪，多少个世纪以来中国保持着毫无疑问的霸主地位，她接受她的弱小的、欠开化的邻居们的不断的恭维和赞美，形成了整个民族的强烈的骄傲自大意识。因此，她有理由用鄙夷的感情去对待那些没有受惠于她的范例的远方的国度、那些因此也没有按她的模式去塑造自己的国度。她拥有一个自己的由谦卑的崇拜者所组成的排外的小圈子，因此不希望有任何异己者闯入其中。同时，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中国或多或少与印度有某些联系。同欧洲人的交往对于东亚的那个伟大的帝国到底意味了什么，中国人从她东方的立场观点出发，有着自己在实质上正确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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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国对于同欧美诸国建立友好关系所持的态度。她保持着自己镇静自若，然而是荒谬愚蠢的雍容自大，尤其不幸的是，与我们的交往和联系被强加于她的头上。这在她的政府和人民看来，可以公正地说，是一件极其可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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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准备探讨在需要时，任何国家是否有权以武力的方式强迫另一个国家与之建立并保持友好关系和商业往来。这一问题可以留给公认的国际法权威去回答。本书无意于就所谓的鸦片战争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来表明自己的看法，也不去记录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意见。作者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忠实地准确剖析和描绘当时的真实情形（指鸦片战争一—～译者注），它的大致轮廓对于所有聪明的读者都是非常清楚的，他们每一位都能够而且也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那些真实情形在中国人心中所激起的情绪，他们对此所持的观点，这些情绪和观点怎样严重地扭曲了他们对所有外国人的看法，这些看法又怎样影响了他们整个的对外关系，所有这些并没有得到很好地了解，其更深层次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如果不把鸦片战争推到画面上来，我们就无法描绘近代真正的中国人。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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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其他许多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原因导致了针对中国的海陆征讨从1842年攻击远在广东以外的吴淞要塞，到1860年占领北京的北城门和毁灭圆明园），对于中国人来说，所有这些军事行动的目的只是为了两个字：鸦片。中国认为外国人的不满只是借口而已。通过利用这种借口他们实现了其主要目的：打开中华帝国的大门，把她变成一个巨大的市场，以倾销在印度种植的那种毒药，让她的臣民去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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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看来，事实清楚明白，不容辩驳。早在1842年之前，就鸦片不论公开还是走私贩运到中国都违犯帝国法律的问题上，广东地方政府与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商就发生过许多摩擦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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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经营鸦片的特权被取消后，这种摩擦和冲突进一步升级。1840年（应当是1839年一一译者注），特命钦差大臣林则徐被派往广东。他亲奉明确严厉的谕旨，即要不惜任何代价，彻底断绝鸦片贸易。这时，双方的冲突达到了顶点。林则徐到达广东后不久，即发现广东水面22只外国船上所有的鸦片价值高达900万元，这是对帝国法律公然的侵犯和无耻的亵渎。因此，根据一般的公认法则，所有这些鸦片连同运载它们的船只，都应该全部没收。林则徐命令外国人交出鸦片，并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措施。最后，英国商务监督义律被迫把鸦片交给林则徐，同时保证日后不再把鸦片运进中国港口。缴获的鸦片共有20291箱。它们被立即投入在海边高处深挖的大池中，掺以石灰和海水，彻底销毁后，残渣随潮出海。当时，许多官吏被派往现场进行严密监视，以防止任何人挟走丝毫鸦片。一个试图拿走一点的中国人被当场砍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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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下，鸦片被片渣不留地彻底销毁了，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清政府根除鸦片贸易的决心令人敬佩，下令收缴走私的鸦片是其分内之事。而林则徐在这一事件中，他扮演的是仆人的角色，他要不折不扣忠实彻底地执行皇帝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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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一正义和值得赞扬的行动，正如中国人所认为的，英国派遣海陆军来到了中国，沿海的几个重要港口被攻占：舟山群岛也被夺取：古都南京被围困。最后清政府在刺刀的威逼下被迫在南京与大不列颠签订了和约。清政府同意赔款2100万元，其中鸦片费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还有异常重要的香港岛被无条件地割让给了英国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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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便是令中国人刻骨铭心的事实。这些事实持久地影响着他们对外国人的看法。试图为促使英国人采取军事行动的严重不满而辩解，是徒劳的，因为中国人认为即使不为鸦片，英国人也会迟早用武力对付中国。他们指出了下列事实，即在1860年北京被实际攻占之前，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根本没有真正停止过。皇帝的出逃和在流亡中的病死迫使清政府作出了更大的让步：允许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化。中国人说，只有不列颠人得到这一满足后，他们才撤下一副气势汹汹的战争面孔，而代之以调和和抚慰的口气及政策。清政府作了种种艰苦的努力，试图劝导英国与之采取协商和合作的态度，以便要么立即查禁鸦片贸易，要么逐渐使之断绝。对于这些努力，明白人是非常清楚的。另外人们还知道对清政府的那些请求，英国人或者不理不睬，或者干脆予以拒绝。这一事实强烈加深了中国对西方人的认识和对他们的极度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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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当时形势的一些重要特点。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从她的闭关状态中被拖了出来，去正视近代的西方世界，并被迫与之建立新的、她根本不情愿接受的关系。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她痛恨在她看来西方毫无道理的侵略是非常自然的：她会误解和曲解那些真诚地希望为她的最高利益服务的人们，这同样也是可以理解的。她的统治者对于近代的国际法原则和其具体内容毫无所知，支配平等独立国家间交往的准则对于他们也如同天方夜谭。由于这种懵懂无知，清朝统治者总是把他们的政府置于错误的位置上。因此，他们总在争取本是合法的东西也应该得胜的外交斗争中陷于失败。对这种事实他们自己心里和评论他们的人一样清楚明白。但是他们太过于傲慢自大，不愿公开承认这一事实。清政府的一位内阁成员曾对作者说：“公理和正义在哪一边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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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问题，我们最终总会撞上南墙。即使情况非常有利，我们也总会失去方寸，铸成大错，然后输掉。”这种悲哀的评论中所包含的道理，恐怕比说此话的人所认识到的程度还要深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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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一个例子本身并不太重要，然而却能够说明那位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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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一座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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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是正确的。很早以来，在北京就形成了一个惯例，即无论何时皇帝外出，他所经过的街道都要关闭，禁止百姓通行。有一次皇帝即将外出，总理衙门很有礼貌地照会通知了各国驻京公使。但是将要关闭的街道并不在外国人的居住区，对他们不会有丝毫的麻烦，而且禁止通行只不过持续几个小时。然而，除一家使团没有反映外，其他所有外国使团都对清政府的这种做法表示不满。在这里，清政府过分客套，反而弄巧成拙。在任何欧美国家的首都，不要说它们的市政府，更不必说它们的枢密院，都不会自找麻烦去通知外国使馆说某某街道要暂时关闭。只要需要，他们会直接把一些街道封闭一天、甚至一月。如果有外国代表对他们的行动提出责问，他们会作出迅速而得体的驳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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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对中国人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如果能够更加全面认识到他们的缺点和优点，并且认识到他们每个人都具有许多这样的优缺点，然后把这前30年他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全部准确地记录下来，那么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奇迹：中国在此阶段不是几乎没有改变其古老的传统模式，实际上她的变化非常巨大，在很大程度上基本适应了近代世界的要求。不管她的臣民表面如何，他们绝不是感觉迟钝、呆头呆脑的人。但他们在本质上既谨慎保守，又骄傲自大。在沉睡了许多世纪之后，他们被突然唤醒了。应当承认，他们不是在一种非常有利的环境中被唤醒的。想重新塑造4亿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这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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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就吸收西方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方面把日本人和中国人作一比较，那是没有说服力也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两个民族。一个民族很快便抛弃了他们借来的服装样式，而另一个却不愿扔掉由自己设计发明的、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一直穿到几乎变为自己身体组成部分的传统服装。在抛弃东方模式和吸取西方文明方面，日本大体上只不过摈弃了其着衣方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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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对于中国人，他们依然我行我素。在过去多少世纪的岁月穿梭中，他们一直在缓慢地、吃力地纺织着自己穿的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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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两国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即从同西方开始接触，到关系的建立和处理，形势都有利于日本而非中国，对于鸦片战争我们已经作了充分的论述。正是那次战争把中国强迫纳入了所谓西方的国际体系。此后不久，日本也在刺刀下被迫向西方开关，这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主持仪式，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两个国家都制订了严厉的法律，禁止输入和吸食鸦片。我们已经看到那些同中国签订第一个条约的国家怎样看待这些法律。可以做这样一个适当的对比：当我们的官员进入日本时，他在鸦片问题上严格地遵守日本的法律，这在实际上加强了日本政府的权威：相反的，不列颠对于其立法机构关于在中国禁止鸦片贸易的动议，却横加干涉，而美国对于日本的此类立法却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持。在起初便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和后果，这种影响和后果非常人所能想象。几乎可以这样说，这导致了中日两国今天所处的不同地位。 l872年，日本和中国还没有建立条约关系，侨居日本的一些中国人向北京的美国公使馆递交了一份申诉书，请求把它转交给日本政府。他们请求为在日本遭受的苦难而鸣屈伸冤。其申诉的主要内容是，他们中许多人都吸食大烟，但地方当局干涉他们，因此，他们条陈了由此而所受的折磨和痛苦，并且宣称，日本警察甚至习惯于在晚上闯入他们的卧室，去嗅他们呼吸的气味，以此判断他们是否在吸大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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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清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允许从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中，选择几名去西点军校和安那波利斯（美国马里兰州的首府一一一译者注）的陆海军学校深造。这一要求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积极反应，但在此后的三年中，清政府都在作不懈的努力，直到最后不得不放弃。我们的拒绝导致了清政府解散其留美学生事务所，并撤回其全部留美学生，而那本来是清政府促使自己与西方文明接轨方面所做的一件最具现实意义的事业。清政府非常清楚，在它迫切地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时，日本政府公派的留学生，正在安那波利斯学习海上作战的战略战术。这种给予日本而拒绝中国的恩惠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最近发生的甲午中日海战的结局，是不好判定的。在那些海战中，日本的几名主要指挥官都毕业于美国的海军军官学校。同样，也很难确定这一回绝在多大程度上使清政府灰心丧气，倍感屈辱：怎样使它举棋不定，不思进取：怎样使它胆小如鼠，手足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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