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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的所有殖民地和美国，即凡是中国移民能去的地方——事实上包括所有中国苦力确信他们能被当作人看待的所有国家，都已经通过法律禁止中国移民。但没有任何国家采取针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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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的清朝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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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移民的类似立法措施。清政府不会视它的臣民为渣滓，因而坚决反对他们向国外迁移，同时也很自然地反对各国针对其臣民的歧视性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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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作比较和对比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争论或者谴责。作者不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针对两个相邻的大国的两种不同待遇是否把它们同时从数个世纪的闭关状态中拖了出来，是否造成了它们彼此强烈的妒忌、猜疑：同时，作者也不准备探讨针对两个国家的不同态度事实上是否明智、是否正确。这些对比的唯一目的，是因为它们与中国今天所持的态度和立场有至关重要的联系这一事实。因此，任何人如果想取得对于那个伟大帝国的一个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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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概念，并且想更进一步合理地理解那些从内部和外部相互作用的独特力量怎样使中国处于今天的状态的话，那么他就必须记住我们以上所作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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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政府被迫向西方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它毫无准备地不得不面对着一大堆错综复杂、波谲云诡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中，有两个人物——恭亲王奕？和李鸿章，实际左右了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掌握着国家的命运浮沉。当1860年英法联军到达北京的时候，咸丰的弟弟恭亲王是皇族中唯一留守京城的一员。他被推到前台，与重兵在握的各国代表议和。从那时起直到l884年被罢黜，他在清政府的外交内政事务中都权倾一时，炙手可热。但外国人对于李鸿章的名字可能更加熟悉。这一方面由于恭亲王深居京城，而不是在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另一方面，也由于他的皇家头衔、赫赫威仪使一般外国人难瞻尊颜。但不管怎样，在20多年的时间里，恭亲王是清王朝的首脑腹心，而李鸿章则是左臂右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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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恭亲王一开始便成功地为清政府奠定了一套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外交体系，并创立了无与伦比的高效率的近代海关制度。同时，他消灭了帝国腹部的太平天国起义，紧接着镇压了西北省份的回民大起义，又以惊人宽厚的条件平息了外国政府对天津屠杀（指天津教案——译者注）的愤怒。他对外国公使如何觐见皇帝的礼节问题争执不休，但当他精明地预见到事情继续发展会带来危害时，便做出了让步。不仅在伊犁交涉问题上他占了俄国人的上风，而且他还根除了苦力贸易。然后在处理法国入侵交趾支那（越南一译者注）的问题上翻了船①，但继任者仍然成功地沿袭了他的既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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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是精于东方外交艺术的老手。他总是把对手放到假定的角逐中去研究，而不是等到问题真正到了眼前才这样做。他既骄横又谦和，既粗鲁又文雅，既暴躁又耐心…所有这些特点他都能根据需要而运用自如，得心应手。他能以惊人的速度从一种角色进入到另外一种角色。他成功的伟大奥妙在于他能够预先判断何时需要妥协让步。那些突然变换的一幅幅面孔并不表明他是一位优柔寡断之辈。那些变换的面具后面实际隐藏着真实的他在研究琢磨对手。判断着对方的真假虚实，直到最后他才彻底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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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摊牌之前他没有任何要妥协的迹象，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坚决不屈。然而，当最后时刻来临之际，当他的敌手孤注全力，要与他决一雌雄时一他的敌手却突然发现先前的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满面笑容、卑躬屈膝的另一个恭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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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884年慈禧太后以奕。在中法战争中“委蛇保荣，办事不力”为借口，将他逐出军机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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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执行防御保守外交政策的领导者（迄今为止中国只有这样的政策），恭亲王鹤立鸡群。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明了清帝国将来的命运和它当前存在的自身的弱点。现在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没有任何一个像他那样阅尽沧桑，重任在肩。在担任总理衙门大臣的24年时间里（实际至少有27年——译者注），他侍奉了两个皇帝，他们继位时都是孩童。其中有一位女人气十足，在腐化堕落、骄奢淫逸中死去（指同治皇帝一一译者注）。实际上，在恭亲王的整个仕宦生涯中，他都是清王朝制定内政外交政策的主心骨，又是精明地执行这些政策的多才善变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最近官复原职，重新担任总理衙门大臣（指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慈禧重新起用奕？——译者注），这对清政府至关重要，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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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1823年生于清帝国中部省份的安徽，其家族本不出名。以后却由于李鸿章兄弟和其子侄辈们仕途显达，青云直上，被特别恩准佩带珊瑚扣，这个家族才开始声名远扬，李鸿章的生母也从此备享殊荣。李鸿章的发迹始于清朝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那时他担任了被起义横扫的省份之一的江苏省巡抚。有一次他下令将五名投降的姓王的起义头目斩首，而戈登曾在此之前向那五人保证，如果他们投降，将放他们一条生路。 1871年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应是1870年——译者注）一直到他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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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总督在清朝督抚中职位最高，因京城即在其辖区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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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与其说他的言谈举止和思维方式像一名政治家，倒不如说他更像一名士兵。他是中国人中身材相对高大者，声音粗鲁浑厚，但秉性平和，容易接近。除作为东方大吏的矜持自重、安泰尊荣之外，他非常容易接触。任何外国人如能通过李鸿章的幕僚而请求与他会面，一般都会得到允许。许多被召见的外国人都从那位看似粗鲁的老总督那里知道了什么是通常所说的彬彬有礼。其中有一位我国某州的前任州长在受到李鸿章极其客气的接待后，离开总督府时向他的一位美国朋友评论说：“原来是这样。那位总督根本不是一位不开化的野蛮人。”会见时那位州长和总督及其翻译距离不远，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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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生辉煌的仕宦生涯中，李鸿章自始至终证明了他对清王朝的耿耿忠心。他一直是清政府的左臂右膀。中国近代海军和新式陆军的建立，都主要归功于他。清政府也因而越来越倚重于他，靠他来出谋划策。在京城内外，大江南北的满汉官员中，李鸿章最受宠幸。从来就不存在关于李鸿章不忠或清政府对他失宠的谣传。对于满洲人的统治所持态度问题上，不仅李鸿章是这样，其他任何汉族官员也莫不如此。满族的统治曾是明智、稳健、有眼光的。除个别的特殊恩宠之外，满人和汉人之间不允许存在任何的差别对待或者种族歧视。汉族官员的数量大大超过了满人。事实上，土著的汉人已吸收和同化了自己的征服者，两个民族已融为一个整体。要发现一个因皇帝是满洲人而反对他的汉族人，正如要发现一个因维多利亚女王是德国血统而反对她的英国朋友一样，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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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中国佬 第二章 中国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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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人们总是对中国的一切事物容易产生误会和曲解，这已成为一条规律。但是，如果这种误解在其他方面不能得到原谅的话，那么就其老大帝国的政府而论，应当谅解西方人。对于研究当代政治制度的西方学者来说，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那套古老的政治制度是一个令人绝望、难以解开的谜团。因为按照他的观点，政府应当或多或少、或者完全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选出的政府要实行分权制，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权力制衡机制，这样使得权限明确，各部门直接对人民负责。同时，还要实行政务公开，使政府的行为不断接受人民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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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彼此纠缠不清、互相渗透、互相冲突的权力集合体。他徒劳地探寻着解开这个纠结的线索，然而不得不放弃了。因为他自己也被搞得晕头转向，无所适从，找不到该从何处着手。他搞不明白，这样一种体制如何能够存在下去，更不明白，中国人竟然能够在这种体制下生存，因为这对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根本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最后，他用那一为大家所熟悉的老生常谈的“专制政治”来划分中国的政治制度，给它贴好这一标签之后，他就撒手再也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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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过深入中国的内部进行调查研究，而以异族人的观点仅从外部考察而得出以上的结论，是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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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众拥有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在其他民族看来如此重要和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坦率地说，他们也并没有强烈渴望得到那些权利。他们不知道有陪审团参加的审判。中国的大多数被告对于陪审这一做法会摇头拒绝。他们宁愿把自己的案子委托给某一个人而不是十二个人。就像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中国人的语言中根本没有大致相当于人身保护令（habeas’corpus——人身保护令，这是拉丁文而非英文：the Habeas Corpus Act——人身保护法，法国于1679年实施——译者注）之类的词语，他们也根本不知道西方人耳熟能详的权利保护神和《大宪章》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对于我们的选举制虽然觉得好玩但很不以为然。在选择自己的统治者和政策制度方面，他们从来没有直接的发言权。中国的法律是单个案例的重叠的集合体，仅仅是皇帝个人意志的表述而已。不能说中国没有法典，他们也有一部《大清律例》，那是多少个世纪以来历朝皇帝政令法令积累起来的结集排列而已。其内容全部从无数的案例当中搜集整理而来，几乎涉及了一切所能想象得到各种案件及其可能的细微情节。中国人对于律师持有一种无法克服的厌恶态度。对于西方的司法审判程序，中国人最强烈反对的，就是我们允许律师这一职业的存在和在法庭上聘用他们。中国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曾亲自对作者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相信自己的判断力，我们能够依靠常识使每件案子水落石出，判决公正。我们不需要雇佣一些人来把正义证明成谬误，而把谬误又说成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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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于以下理论和主张是特别熟悉的，即：“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来自于人民。”事实上，当西方国家对于政府的观念和认识正越来越趋同于上述理论时，中国却几乎没有人听说过有这样一种理论，更不用说让他们去权衡其利弊得失。然而，在一本他们许多人都读过的古书里，我们能够找到他们关于政权的理论：“一切权力来自于上天。”同我们的理论相比，后者只换掉了两个字，然而却是至关重要的两个字。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执著地信奉和坚持这一权力观念，不管统治他们的皇帝是圣君明主还是平庸昏聩之辈，几千年的王朝兴衰、风土沿革，一直追溯到其历史的尽头，直到演绎为神话和传说，我们发现，中国人都没有改变对这一观念的执著信奉。在其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我们都没有发现中国人对其政治制度曾作出过什么重大的、根本性的变革。迄今为止的历史记录表明，他们的政治制度与四千多年前尧舜时代的做法相比较，实际上没有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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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也没有记载有关中国人希望或者试图作出努力去变革其政治体制的任何举动。这一制度不仅代代相沿，而且被统治者也早已对它习以为常，乐天安道。这一体制对一些周边的小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视它为蓝本而争相仿效。其存在的历史比地球上其他任何政治制度都要长久得多：它不仅成功地统治了一个数量极其庞大的人口，这一人口可能占整个地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还给它的臣民保证了适度合理的自由、安定和幸福繁荣。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这一体制数千年来使得被统治者乐天知命，直到今天也还是如此。可以确定无疑地说，这一体制下的权力构成形式一定存在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某些能够吸引和呼唤人类良好天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