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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法律规定，任何人如果辱骂他人的父母、祖上，或者妻子辱骂丈夫的父母或者其祖父母，那都是严重的犯上作乱行为，都要被绞死。对于违反孝道的所有犯罪行为，法律都规定有相应的严厉惩罚措施。在清朝帝国内部，关于孝道的法令得到极为严格的强调和推行。其他法规相比之下望尘莫及。在另一方面，父亲在被赋予了对其儿子无限权威的同时，按照政府的规定他还必须对其儿子的行为负责。如果某人犯了法，他的父母和祖父母若健在，那么祖孙三代就要被一并治罪。这种做法的理论根据是，他们没有尽到做父母、祖父母的责任，没有好好地训导自己的儿孙，使他们成为朝廷的忠臣顺民。1873年，在北京发生了一起非常令人震惊的事件，这一事件为上述理论作了极好的注脚。有一名中国人被指控盗掘了一位皇子的坟墓，并劫走了棺材里的金银珠宝，这一指控得到了证实。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犯人的其他亲属参与了此事，他们对此根本一无所知。然而最后的处理结果是，犯人整个家族的13人，代表了上下五代，包括一名90岁的老人和一个不满两个月的婴儿，都被处了死刑。罪犯和他的父母被凌迟处死，其他的男人被砍头，女人则被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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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必要将这种家长绝对权威的宗法制度牢记在心，因为中国的整个一套政治体制即由此发展而来。家庭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世界，扩而大之但内容不变的话，它就形成了整个清朝帝国的权力阶层。每个家庭连同它的独裁家长就是一个权力单位。村落生活的最简单的联合形成第二个基本单位。我们会发现这个单位是一个具有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政府。在这里老年人被赋予了一定的控制管理权。因此，他们必须对年轻人负责，保证他们品行端正，循规蹈矩，遵纪守法。事实上这种由老年人组成的半官方性质的理事会，被允许可以不受干扰地独立处理社区中一些不太重要的事务。但是在其他的重大事情上，这种乡村理事会的意见也往往举足轻重。它的功能不仅得到高层官员的完全认可，而且所有登基坐殿的皇帝也承认其重要作用。大约在二百多年以前的康熙大帝是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他曾亲自著述并颁行了圣谕18篇（这里指1670年玄烨发布的《圣谕象解》，共有20卷。——译者注）。其内容涉及了他的臣民应尽的各种职责，应该怎样处理相互之间以及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下令帝国内部所有村落的老年人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要把所有的年轻人都召集起来，向他们宣读并讲解这些圣谕。这些一个个村落的联合体再进一步扩大联合便很自然地形成了各个省份。中国的省实际相当于我们的州。清朝最初设有18个行省，它们组成了整个帝国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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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体制的中心人物是皇帝。他是至高无上的创始者，是所有臣民的衣食父母，正像中国人自豪地称自己是炎黄子孙一样。皇帝宣称，他的威权直接秉承于天。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他是权力的源泉。帝国内部的寸土片瓦都是他的财产，那是他的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力的一部分内容。根据这一理论，中国不会有，也不可能存在什么内债，因为当皇帝需要名义上属于臣民的财产而实际上都是他本人的囊中之物时，他不用开借条，只须顺手简单地拿过来就是。帝国内部的所有人力资源和物质财富全部归他一人自由支配。他可以下令全部l6岁到60岁的臣民都去为他服某种劳役。除此之外，他还具有另一种神圣的使命，这一使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臣民对他的敬畏和对他半神性的迷信，而由此也导致了他的身居九重，深闭固拒。他是天子，因此也就是上天派遣的大牧师。只有他一个人能够代表芸芸众生在雄伟的天坛进献祭品、祷告上天。在天坛举行祭天仪式时，任何人都不能合法地取代他，他也不能携带任何随从。他就这样孤零零地一人立在他的臣民和苍天之间。对于臣民，他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是一位公平正直、完美无缺、奖善惩恶的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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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又作为上天的儿子和仆人立在那里，因此他实际上是他的臣民和上天联系的中间媒介。在他的臣民看来，上天既是皇帝的父亲，同时也是他们的老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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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的描述，看来皇帝的权力似乎是绝对地无边无际的，但事实上不是那么一回事。皇帝的权力同每个家庭中专断的家长相比并大不了多少，没有什么两样。两者扮演的角色在内容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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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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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权力实施的程度上都惊人准确地相似。皇帝就是所有臣民的家长，他在那个幅员辽阔，被他们称之为“中华帝国”的国家中行使着自己的职权。不多不少，恰如其分，他就是一位大家庭的家长。即使一位最贫穷的土墙茅屋中的家长所行使的权威，也堪与皇帝的权力相比拟。在必要的时候，皇帝会把一定程度的这种宗法权力下放给各级官吏，通过这种形式每一位官吏便成为他所辖区域之内百姓的父母官。宗法制观念是理解中国整个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的一块敲门砖，它是这一体制中最基本的理论根据。只有从这一理论根据出发，才能发现和解释这一体制和永恒性，以及它对臣民所形成的由来已久的巨大的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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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吏被授予如此之大的自由处理一切事务的权力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每一个行政区域就像村社一样，形成了一个自治单位。实际上，上级官吏只对某些事务及其处理的结果负责，至于所采取的手段和措施则由下级官吏们自己选择。他们必须在辖区之内维持社会秩序、主持正义。尤其至少不能让百姓的不满捅到了京城。他们还必须按时征收或者申请减免应向中央政府交纳的各种税款。除此之外，他们对朝廷的其他谕令似乎可以充耳不闻，逍遥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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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官吏自由处事所导致的结果有两个方面。如上所述，一方面，它使地方官府拥有很大程度自由的同时，还必须考虑民心所向：另一方面，它又为贪官污吏的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提供了可乘之机。此外，它还有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就是公众对暴政的批评和指责往往集中在某个具体的官吏身上，而不会寻根溯源找到皇帝的头上。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是很严密的一个组织，其具体的政府行政职能的运作非常松散。当容忍到了一定程度时，中国的老百姓会很快作出反应，表达他们的抱怨和不满。这些不满往往不是由于官府对他们的专制和干涉过多，而是由于政府对他们漠不关心，过问得太少。拥有专制权力的那位先生很少实行专制。所谓的专制皇帝只不过徒有虚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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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还应当指出，清朝的法律从整体上看是温和人道的，比亚洲其他国家的法律要高明得多。乔治，斯丹东先生(Sir Grorge Standon)曾翻译过《大清律例》，他做过这样的评论？“当我们从古波斯袄教经典《亚吠陀》或者印度史诗（指印度关于创世、神、万物等的18篇史诗——译者注）中的一派胡言乱语转到这部非常正规、充满智慧的中国法典时，就像从黑暗奔向了光明，由愚昧走向了进步。虽然这部法典在许多细节上，不免冗长累赘和繁琐，但是我们知道欧洲几乎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具有如此丰富的内容、如此严谨的逻辑，也几乎没有一部欧洲法律如此摆脱了错综复杂的文字纠缠，抛弃了偏执顽固的主观臆断和凭空杜撰的虚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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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许多多的原因促使中国的百姓对于统治者和他们生息于其间的这种政治制度抱一种得过且过、知足常乐的态度。清朝政府规定了数不清的预防监督和制止权力滥用的种种措施。向北京控告申诉的大门是常开的。而且至少从理论上讲，去北京上访的食宿和旅途费用应由官方负责解决。虽然朝廷很少插手干涉地方事务，但是它拥有一套相当完善的针对其全部臣僚的刺探侦察系统(a complete system of espionage)。在京城设有一个部专门负责考察稽核和记录帝国内部所有官吏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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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官吏的重大奖赏（比如提升）和严厉的惩处（比如贬黜）都记录在案之外，每位官吏的日常表现以及所辖区域内所发生的事情，也都有记录（正像学校对于学生品行优劣的记录一样）。这些记录在档的内容有时能够影响和决定某位官吏的仕途荣辱。在西方人看来，这些记录的内容有些在实质上是荒谬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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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许多事情显然不是某些官员的能力所能够左右和支配的。即使这样，一旦发生失控或者意外的事情，地方官员甚至某些朝廷大吏往往还是赶紧上书自请贬抑。那位以斗士和政客闻名遐迩的李鸿章，曾不止一次请求皇帝下诏对他赐以惩罚，因为在他治下的一条河流因连降暴雨而泛滥成灾。另一位比李鸿章稍逊风骚的地方官员，上书自请撤职处分，因为在他所治理的省份发生了大旱，继之又发生了哀鸿遍野的饥馑。那位官员认为，这种天灾完全是由于他个人的过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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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央政府对于那些政绩卓著、勤于理民的官员规定有一系列的奖赏。一类奖赏是按照政绩的大小，官员可以被授戴无眼花翎、单眼花翎、双眼花翎、或者三眼花翎：另一类奖赏是特别恩准官员在紫禁城骑马：第三类是赏给一件貂皮制衣：最后一种，也是最优渥的一种，即赐给一件黄马褂。黄色是皇帝陛下的专用色彩。这些皇家的荣誉可以随时加给某人，也可以随时将其收回，但不会影响得到或者失去它们的人的实际地位和身份。后两种赏赐只加给最高级别的官员。有时，皇帝也会给朝廷中一些值得褒扬官员的祖先加封谥号或者某些荣誉称号——一些华而不实毫无实际意义的称号。他们之所以得到这些赐号只是由于给皇帝做了忠心耿耿的马前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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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促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永恒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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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治制度在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因此，我们对于这两个因素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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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把这种制度描述为纯粹的家长式统治，它的基础是权力的宗法制观念。研究这一制度的学者可能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方面，他可能把这种制度视为中国人天才自然的创造发明，或者是出于他们的某种偏好才作出此种选择：另一方面，他也可能视这一制度为早期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无意识的选择，而把它的不朽生命力归功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一套教育制度，这一教育体系塑造了整个民族的心态，使之与上述的政治制度相适应。总之，不论学者持何种观点，其结论都是一致的：中华帝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其整个的一套制度适应和满足了民众的一般特点和鉴别能力。中国民众的思想观念和接受教育的内容在两千多年来以一直是老样子，新瓶装旧酒，老生又常谈。尽孝道是他们所接受教育的最最重要的内容和应尽的责任义务。它被视为其他所有一切善行的根源，是道德的总闸门．繁荣昌盛的总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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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很确切地说，孝道是土生土长的唯一中国人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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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所学堂的每一本书上都有关于孝道的内容，自始至终的教育过程都要灌输它。在关于尽孝道方面表现卓异的人物和突出事例都要呈报给皇帝。然后由皇帝亲自授予特别优厚的奖赏，过去一直是这样，现在也仍然如此。作为教育内容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帝国内所有的孩子不论男女都要接受它。学校、家长和社会要向他们大量讲述在这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中国人的故事，这些人的名字以及他们侍奉自己长辈的动人事迹常讲常新，永远存留在帝国中每个人的记忆里。此类著名的突出事例共有24个。在我们上述的《康熙圣谕》中，就有专门的一节提倡并劝谕人们要恪尽忠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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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个故事（不包括在以上24个之内）用来说明恪尽孝道的因果报应，引人入胜，颇值得一提。其内容大致如下：常州地区有一户姓陈的人家，其家族的几代人加起来共有七百多口人，然而他们都在同一张桌上吃饭。他们还养了大约115到120条狗，也都在一起共同进食。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条狗没有及时赶来进餐，其他的狗们会耐心等待，不会先吃。 “您看，”那位聪明可敬的老皇帝意味深长地训导说， “这户陈姓人家和谐美满、步调一致的生活使他们养的狗也改变了本性，获得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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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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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没有必要去实地调查一番那户陈姓人家是否真正喂养过那么一群如此神奇的狗，也没有必要去调查抑或是康熙老皇帝受了别人的愚弄。但是这个故事很能说明朝廷试图把孝道灌输得深入人心所采取的各种方法和手段。经过不懈的努力，直至把这一术语在百姓的心中变成所有优秀品德的同义词，成为宗教中的宗教、崇高中的崇高。孔子已经发现了孝道这一观念的存在，并且在他关于政治和伦理道德的经典著作中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并使之具体化。在孔子看来，孝道是一切道德智慧的根源和最高境界，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两千多年以来，孔子的著述和学说塑造了一代又一代民众的思想和心态，并影响和支配了国家的大政方针。不仅皇帝和皇子们要引用，就连布衣平民甚至一名乞丐也会引用他的话。从孔子的语录或著述中摘出一句话，就可以平息、裁夺许许多多闹得热火朝天、不可开交的纷争与不和。毫无疑问，中国长期的、持之以恒的教育方式，与那种形成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论根据是丝丝相扣，一致协调的。因而这种教育方式对于维持这一体制的永恒持久性，对控制这一制度下的民众，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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