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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许多多的原因促使中国的百姓对于统治者和他们生息于其间的这种政治制度抱一种得过且过、知足常乐的态度。清朝政府规定了数不清的预防监督和制止权力滥用的种种措施。向北京控告申诉的大门是常开的。而且至少从理论上讲，去北京上访的食宿和旅途费用应由官方负责解决。虽然朝廷很少插手干涉地方事务，但是它拥有一套相当完善的针对其全部臣僚的刺探侦察系统(a complete system of espionage)。在京城设有一个部专门负责考察稽核和记录帝国内部所有官吏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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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官吏的重大奖赏（比如提升）和严厉的惩处（比如贬黜）都记录在案之外，每位官吏的日常表现以及所辖区域内所发生的事情，也都有记录（正像学校对于学生品行优劣的记录一样）。这些记录在档的内容有时能够影响和决定某位官吏的仕途荣辱。在西方人看来，这些记录的内容有些在实质上是荒谬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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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许多事情显然不是某些官员的能力所能够左右和支配的。即使这样，一旦发生失控或者意外的事情，地方官员甚至某些朝廷大吏往往还是赶紧上书自请贬抑。那位以斗士和政客闻名遐迩的李鸿章，曾不止一次请求皇帝下诏对他赐以惩罚，因为在他治下的一条河流因连降暴雨而泛滥成灾。另一位比李鸿章稍逊风骚的地方官员，上书自请撤职处分，因为在他所治理的省份发生了大旱，继之又发生了哀鸿遍野的饥馑。那位官员认为，这种天灾完全是由于他个人的过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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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央政府对于那些政绩卓著、勤于理民的官员规定有一系列的奖赏。一类奖赏是按照政绩的大小，官员可以被授戴无眼花翎、单眼花翎、双眼花翎、或者三眼花翎：另一类奖赏是特别恩准官员在紫禁城骑马：第三类是赏给一件貂皮制衣：最后一种，也是最优渥的一种，即赐给一件黄马褂。黄色是皇帝陛下的专用色彩。这些皇家的荣誉可以随时加给某人，也可以随时将其收回，但不会影响得到或者失去它们的人的实际地位和身份。后两种赏赐只加给最高级别的官员。有时，皇帝也会给朝廷中一些值得褒扬官员的祖先加封谥号或者某些荣誉称号——一些华而不实毫无实际意义的称号。他们之所以得到这些赐号只是由于给皇帝做了忠心耿耿的马前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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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促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永恒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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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治制度在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因此，我们对于这两个因素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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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把这种制度描述为纯粹的家长式统治，它的基础是权力的宗法制观念。研究这一制度的学者可能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方面，他可能把这种制度视为中国人天才自然的创造发明，或者是出于他们的某种偏好才作出此种选择：另一方面，他也可能视这一制度为早期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无意识的选择，而把它的不朽生命力归功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一套教育制度，这一教育体系塑造了整个民族的心态，使之与上述的政治制度相适应。总之，不论学者持何种观点，其结论都是一致的：中华帝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其整个的一套制度适应和满足了民众的一般特点和鉴别能力。中国民众的思想观念和接受教育的内容在两千多年来以一直是老样子，新瓶装旧酒，老生又常谈。尽孝道是他们所接受教育的最最重要的内容和应尽的责任义务。它被视为其他所有一切善行的根源，是道德的总闸门．繁荣昌盛的总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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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很确切地说，孝道是土生土长的唯一中国人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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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所学堂的每一本书上都有关于孝道的内容，自始至终的教育过程都要灌输它。在关于尽孝道方面表现卓异的人物和突出事例都要呈报给皇帝。然后由皇帝亲自授予特别优厚的奖赏，过去一直是这样，现在也仍然如此。作为教育内容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帝国内所有的孩子不论男女都要接受它。学校、家长和社会要向他们大量讲述在这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中国人的故事，这些人的名字以及他们侍奉自己长辈的动人事迹常讲常新，永远存留在帝国中每个人的记忆里。此类著名的突出事例共有24个。在我们上述的《康熙圣谕》中，就有专门的一节提倡并劝谕人们要恪尽忠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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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个故事（不包括在以上24个之内）用来说明恪尽孝道的因果报应，引人入胜，颇值得一提。其内容大致如下：常州地区有一户姓陈的人家，其家族的几代人加起来共有七百多口人，然而他们都在同一张桌上吃饭。他们还养了大约115到120条狗，也都在一起共同进食。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条狗没有及时赶来进餐，其他的狗们会耐心等待，不会先吃。 “您看，”那位聪明可敬的老皇帝意味深长地训导说， “这户陈姓人家和谐美满、步调一致的生活使他们养的狗也改变了本性，获得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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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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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没有必要去实地调查一番那户陈姓人家是否真正喂养过那么一群如此神奇的狗，也没有必要去调查抑或是康熙老皇帝受了别人的愚弄。但是这个故事很能说明朝廷试图把孝道灌输得深入人心所采取的各种方法和手段。经过不懈的努力，直至把这一术语在百姓的心中变成所有优秀品德的同义词，成为宗教中的宗教、崇高中的崇高。孔子已经发现了孝道这一观念的存在，并且在他关于政治和伦理道德的经典著作中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并使之具体化。在孔子看来，孝道是一切道德智慧的根源和最高境界，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两千多年以来，孔子的著述和学说塑造了一代又一代民众的思想和心态，并影响和支配了国家的大政方针。不仅皇帝和皇子们要引用，就连布衣平民甚至一名乞丐也会引用他的话。从孔子的语录或著述中摘出一句话，就可以平息、裁夺许许多多闹得热火朝天、不可开交的纷争与不和。毫无疑问，中国长期的、持之以恒的教育方式，与那种形成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论根据是丝丝相扣，一致协调的。因而这种教育方式对于维持这一体制的永恒持久性，对控制这一制度下的民众，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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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理国家的官员大多选自民间的事实，我们可以发现使得这一政治制度长存不衰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在皇族中除了皇帝之外，没有多少人在朝中但任官职，也没有多少人参与或者对国家大事特别感兴趣。同时，也没有什么高官厚爵随便加给某人，使他的子子孙孙、女儿女婿、七大姑八小姨之类的人能够永享国家的俸禄．不存在皇族中的人充斥名利双收的所有显要职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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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经常加封的几个称号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仅仅是徒有虚名的荣誉。加封这些称号只是对于杰出成绩和优异表现的褒扬鼓励而已。从来没有人认可它们能够作为升官晋爵的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称号可以世袭，但兔子尾巴长不了，它们很快就会消磨殆尽。因为按照规定，这些封号每传一代，就要降低一个等级，即使对于皇族中的成员，也毫不例外。作者曾多次雇佣过与皇帝同一血统的一个中国人，他曾被恩赐可以束黄腰带。然而，他的职业却是泥瓦匠。每天只挣6个铜板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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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加封某些特殊荣誉的人在皇帝与平民百姓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或者不可逾越的鸿沟。虽然皇位的继承在理论上是世袭制，传嫡不传庶，但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皇帝的长子未必就是未来的皇帝。老皇帝要煞费苦心地观察研究每一个皇子的性格才干如何，然后根据他的判断，挑选出他所认为最能担当治国平天下重任的人物，并指定他为自己的继任者。在此情况下，长子常常受到冷落而被撇在一边。清朝最有作为的皇帝中就有一位是老皇帝的第十四子。从理论上讲，皇帝可以走出自己家族的圈子，从其臣民的任何一个家庭中挑选出继承人。但是此类事情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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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一目了然：皇帝高高在上，他是天子，是整个帝国的衣食父母，君临下面无数的芸芸众生：大量皇帝的“手足耳目”一一即各级各负其责的官吏们都是通过一套精心设计的严密规章制度从民间遴选而产生。步入仕途的大门向所有的人敞开。每个乳臭未干的男孩子都可能是未来权倾朝野的执政大臣。但是，每个人都必须从最低的一级官阶向上攀登，而他所能达到的最高顶点则完全由他本人的抱负和能力，以及他是否对皇帝忠心耿耿而决定。这绝不是内容空洞的理论，而是有根有据的事实。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朝廷中的大多数元老重臣都是从饥寒交迫、落魄失意的贫民子弟出身．一步步出人头地，位极人臣。他们当时的贫困状态是我们所无法想像的。在此我们随便举出一两个例子以作说明。文祥①是清朝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曾担任多年的总理衙门大臣和军机处大臣，但他却是一位农民的儿子。其父亲靠租种不足10亩的土地养活了一大家人口：另一个例子是文祥的继任者沈桂芬②，其父亲是一位沿街叫卖的小商贩。他叫卖一天，如果能赚到10个铜钱，那就算是吉星高照了。类似以上的例子不胜枚举，绝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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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祥（1818-1876)满洲正红旗人。瓜尔住氏。字博川，号文山。道光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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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工部主事，累迁郎中。1857年，授太仆寺少卿。次年，署刑部左侍郎，迁内阁学士，历礼部、吏部、户部右侍郎。1859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调工商右侍郎、户部左侍郎。次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随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奏谙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次年，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为内务府大臣，兼都统。1865年署户部尚书，率神机营镇压东北王达、马傻子起义。1871年，以吏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1872年任体仁阁大学士，1875年，晋武英殿大学士。自1861年起，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达15年之久，奉行奕?的政治主张，推行“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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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是清朝中央政府中的洋务派首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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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西方的选举制度弃而不论，那么从在中国这个伟大的东方帝国中官吏由皇帝任命而非由民众决定的事实，可以看出与我们美国所实行的选官制度有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我们的政府官员也是由总统任命。在那里，正像在我们的国家一样，政府由来自民间的官员组成，一个人如果有志于从被统治者变为人上人的统治者，那么他不会受到阻碍和干涉，其最终的结果往往也能如愿以偿。人人都认识到官位属于大家，因此人人争先恐后地热切希望能够有朝一日谋取一官半职。在评判官吏的政绩和才能表现方面，人们享有高度独立的言论自由。这种普遍民主的精神在一般的西方人看来是一个最典型的畸形物，他们找不到打开中国政治体制这个谜团的钥匙，因此就把它视为纯粹的专制政治。中国社会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就是，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能完全理解这一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建立并运行的政府体制。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可以以截然不同的态度、截然不同的方式对各级政府官员,无论是最高级别者还是最低的七品芝麻官，甚至于皇帝老儿评头品足，说长道短。对于各级官吏，他们评论起来毫无顾忌，可以指责抨击他们政务的失职和私生活的不检点，还可以奉送他们种种绰号。这些行为一般都是善意的，他们把官吏们看作自己人。但是一谈到皇帝时，则完全变成了另外一回事。人们的口气很小，说话极有分寸，毕恭毕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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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沈桂芬( 1818- 1881)：顺天宛平（今北京）人。字经笙，道光进士。1863年（同治2年），署山西巡抚。时园鸦片弛禁，山西种植婴粟极多，民食不敷，粮价陡增，他刊发章程，饬属严禁。1867年（同治6年）任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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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光绪5年），祟厚与俄人议订条约，丧权辱国，举国哗然，他从中调停斡旋，易使往议，改订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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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制度所具有的那种使被统治者希望加强它并使之长盛不衰的能量，我们不能够作过高的评价。政务的废弛以及与之相反的专制统治都可能得到容忍和宽恕，因为那往往是由于某个具体的当权者的错误所致，而非这一制度本身所造成。在帝国内部的每一个家庭，都可能有一个半个或者正在努力争取要有一个或远或近的亲戚朋友，在朝中或地方谋得一官半职。因此，各种敲诈勒索、纲纪的毁坏、正义的歪曲，以及其他人们所能够想象的所有腐化堕落、贪赃枉法行为都可能为老百姓心平气和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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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官僚阶层不是来自民间，或者它根本不构成老百姓本身的一部分，那么他们一刻也不会容忍官场腐败状况的存在。